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空气里透着一股闷热的土腥味。阿瑟背着沉重的胶卷相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青年学者，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完成他的田野调查：寻找支撑中国这个古老而贫穷的东方国家运转的精神内核。
那天下午，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像是吸饱了墨汁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在头顶。没过多久，暴雨如注，远处的河水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浑浊的波涛拍打着脆弱的土堤。
在阿瑟的常识里，面对这种人力难以抗拒的自然伟力，尤其是在如此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往往会陷入恐慌，或者聚集起来向上苍祈祷，祈求神明的宽恕与庇护，他在拉美和中东的许多村庄都见过类似的场景。
但在这个名叫李家沱的村子里，情况完全不同。
村头的那面破铜锣被敲得震天响，老支书光着膀子在雨中嘶吼着什么。阿瑟看到，家家户户的门被推开，没有人在胸口画十字，也没有人跪在地上面朝某个方向祈祷。男人、女人，甚至半大的孩子，全都扛着铁锹、拿着编织袋冲进了雨幕。
阿瑟被人群裹挟着来到了大堤上，泥水混着汗水顺着人们的脸颊往下流，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铁锹铲土的摩擦声。他认识其中一个叫老李的村民，那是他那几天的房东。老李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平时连多说一句话都觉得费力。他看到老李正把一袋重达百斤的沙土扛在肩上，赤着脚踩在烂泥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决口处填。
阿瑟站在安全的远高处，透过相机的取景器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错位感。他忍不住拉住一个跑回来拿空袋子的年轻人，大声用生硬的中文问：“你们不害怕吗？你们不向神祈求平安吗？”
年轻人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像看傻子一样看了阿瑟一眼，匆匆回了一句：“求谁都没用，堤坝垮了庄稼就全没了，得靠自己堵！”
那场雨下了一整夜，全村人在大堤上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雨停了，河水堪堪停在堤坝的边缘。老李和村民们横七竖八地瘫倒在泥水里，沉沉地睡去。阿瑟走到老李身边，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被泥水泡得发白的手，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年轻人的那句话。
回到美国后，阿瑟在论文中写下了一段话：“在这个国家，面对灾难，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祈求救世主的降临，而是挽起袖子自己去修补破败的世界，这是一种令我费解却又感到震撼的生存逻辑。”
当阿瑟再次来到中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社会学教授的头衔让他有了更多机会深入观察这个正在发生剧变的国家。
老李的儿子李建，那时候已经离开黄河边的村庄，成了千千万万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阿瑟通过多方联系，在南方一座正在修建的跨江大桥工地上找到了李建。
江风呼啸，几百米高的桥塔直插云霄。李建戴着黄色的安全帽，身上的工作服沾满水泥斑点。他和几个工友正坐在钢筋堆上吃着盒饭，饭菜很简单，米饭配着一点青菜和几块肥肉。
阿瑟坐在李建旁边，递给他一支烟。两人看着眼前浩荡的江水和对岸拔地而起的城市轮廓。
“这种工作太辛苦，也太危险了。”阿瑟看着李建粗糙的面庞，轻声说道，“在我的国家，许多人依靠每周去教堂做礼拜来获得心灵的慰藉，以此熬过生活的苦难。李建，你们没有覆盖全民族的宗教，不相信来世的补偿，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你们在这里起早贪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修建这些不可思议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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