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这一年七月，唐懿宗李漼驾崩。
这位皇帝在位十四年，最大的爱好是吃喝玩乐，最大的政绩是把国库花了个底朝天。他死后，十二岁的儿子李儇继位，是为唐僖宗。
次年改元乾符，朝政的荒唐，在新年号里丝毫没有减少。
小皇帝什么都不懂，朝政大权落到了宦官田令孜手里。田令孜这个人很有点意思，他没什么文化，却深谙一个道理：让皇帝开心，自己就能掌权。于是他天天陪着小皇帝斗鸡、赌鹅、打马球，把朝堂当成了游乐场。
据说后来有一次，朝廷要任命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三处节度使，几个候选人争执不下。小皇帝兴致来了，竟然让他们比赛打马球，谁赢了谁去。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第一个进球，就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肥缺。
旁人听着像笑话，但这就是晚唐的政治生态。
但长安城里的荒唐，只是这栋即将倒塌的大厦最表面的裂缝。真正要命的，是裂缝下面正在翻涌的岩浆。
自从安史之乱后，大唐的藩镇割据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各地的节度使名义上还挂着唐字旗号，实际上早就是土皇帝了。
他们手握重兵，自己收税，自己任命官员，高兴了给朝廷上道奏折，不高兴了连面子功夫都懒得做。
更要命的是，朝廷自己也不争气。从唐宪宗以后，一个比一个能折腾。有的被宦官杀了，有的被宦官立了，有的想杀宦官反被宦官杀了，来来去去，朝廷威信早就败了个精光。
到了唐懿宗、唐僖宗这会儿，朝廷上下只剩下一件事还能干得动：花钱。
钱从哪儿来？
从老百姓身上刮。
咸通末年，关东地区连年大旱。史书上记载得很简略，就几个字：“自关东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什么意思呢？从潼关以东到大海边，麦子只收了往年的一半，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这并非天灾，这就是催命符。
农民们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开始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白泥巴。这东西吃下去肚子会胀，能暂时不饿，但拉不出来，最后活活憋死。
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官府该收的税一文不能少。不但不能少，还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因为朝廷要用钱，地方官要刮钱，胥吏要捞钱，一层层压下来，全压在种地的人身上。
老百姓先是跪着求，求减免赋税。没人理。
然后他们开始卖儿卖女。还是不够。
最后他们不卖了，也不求了。
有人开始拿起锄头、柴刀，走进山里。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渐渐聚成了群。
官府管这些人叫“盗贼”。
但在曹州冤句县，有一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不是盗贼，这是火山口。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这火山口上。
这个人叫黄巢。
黄巢的家世不算太差。他家世代贩盐。
在唐朝，盐是官府专卖的，私人贩盐属于走私，抓到了要杀头。但正因为官府垄断，盐价奇高，私盐的利润极大。
所以敢干这行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物。他们有钱，有武装，有地下渠道，还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气。
黄巢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见过刀光剑影，见过江湖义气，也见过一夜暴富和家破人亡。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的性格里多了一种东西：赌性。
他不光敢赌，还读过书。
黄家虽然是盐贩子，但有钱了也想往上层走。那时候想从良家子弟变成体面人，只有一条路：科举。黄巢的父亲给他请了先生，教他读书识字，指望他考个功名，光宗耀祖。
黄巢也确实聪明，诗文都拿得出手。据说他五岁就能对诗，在当地小有名气。
但有才是一回事，考得上又是另一回事。
晚唐的科举，早就不是靠才华说话的地方了。考场上拼的是门第高低、关系厚薄。你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朝中重臣的推荐信，文章写得再好，也进不了主考官的眼。
黄巢偏偏就是这种人。他家有钱，但没地位；他有才华，但没门路。每次进京赶考，都像往水里扔石头，听个响就没了下文。
一次没中，两次没中，三次没中。
不知道第几次落榜后，黄巢站在长安城的街头，看着那些鲜衣怒马的达官显贵，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进士新贵，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他回到客舍，提笔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千古的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发。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扔，说了句：“不考了。”
然后他收拾行李，回了曹州老家，继续贩盐。
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黄巢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般的读书人落第了，要么哭天抢地，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回去接着读接着考。
黄巢不一样，他落第后写诗，不是“怀才不遇”的哀怨，而是“我花开后百花发”的傲气。在那傲气底下，还压着一股隐隐的杀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就是：你不给我路走，那我就自己走一条路出来。你不让我当官，那我就当皇帝给你看。
当然，说这话的时候，黄巢大概自己也没当真。毕竟那时候他虽然愤懑，但还有盐业生意要做，日子还能过得下去。造反这种事，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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