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珍
来源：得到App《得到头条》
过去我们谈“啃老”，常常把它理解成个人态度问题：是不是不够努力，是不是不愿独立。
但越来越多的现实正在提醒我们，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年轻人与父母在经济和居住上的重新绑定，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个现象背后可能不是某一代人的失败，而是住房、就业、教育和生活成本共同变化后的结构性结果。真正值得讨论的，也许不是年轻人要不要立刻“断奶”，而是如何把家庭支持从一种模糊的依赖，变成有边界、有计划、有退出路径的借力。
01 所谓“啃老”，可能
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变化
最近，美国保险公司西北互助人寿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有一条结论，说的是，美国42%的成年人，在财务上还不能完全独立于父母。尤其在Z世代中，这个比例高达72%。还有2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完全经济独立，也许要“啃老啃到老”了。
你想想，这是美国啊。一个全世界最强调“18岁成年独立”的文化里，将近一半的成年人，居然在经济上还没断奶。过去好多人觉得，“啃老”是东亚的事，是房价太高、就业太卷导致的特殊现象。但是你看，美国好像也是这样。
而且不只是美国。英国财政研究所去年1月的报告显示，英国25岁到34岁人群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达到18%，比2006年涨了5个百分点。英国人还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叫“父母银行”，把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比喻成一家没有牌照、没有利息，但一直在营业的银行。
再比如，加拿大统计局今年5月的研究发现，千禧一代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是婴儿潮一代的两倍。在多伦多，25到29岁人群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从1991年的21.8%，涨到了2021年的48.6%。差不多翻了一番。
亚洲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日本早在1997年就有了“寄生族”的概念。寄生在哪？父母家。还有韩国首尔，20到34岁青年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超过40%。
再看咱们中国，这几年有个词越来越流行，全职儿女。这个词本身没有贬义，它描述的是一种过渡状态：毕业之后暂时没有稳定工作、住在父母家、承担部分家务，同时继续找工作或备考。
注意，咱们说了这一大圈，其实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所谓“啃老”，它不是哪个国家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变化。
02 “成人五项”的
实现难度越来越高了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这代人不够努力吗？可是我们明明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也很拼啊，尤其是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更是卷得不得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又或者说，这背后也许就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某种正在发生的新常态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到底什么叫“长大”？当我们说一个人“长大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你可能会说，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搬出去住了，成家了。你看，几乎所有人的直觉都指向这套标准。
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位社会学家，叫弗斯滕伯格，研究了几十年的“成年”课题，他的团队专门整理出了一份清单。他们梳理了20世纪大量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文献，发现有五件事经常被当成“长大”的标志。
我们可以把这五件事称为“成人五项”，分别是：完成学业、经济独立、离家、结婚、生孩子。
这五件事，每一件背后都对应着一次现实意义上的身份切换。你看，完成学业，意味着你脱离了学生身份。经济独立，意味着你从被供养的人变成了自己养自己的人。离家，意味着你从原生家庭里独立出来了。结婚生育，意味着你从被照顾的那一代，变成了要照顾下一代的人。
在1960年代的美国，这五件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成年之后顺理成章地发生的。大约65%的男性和77%的女性，在30岁之前就全部完成。这个比例非常高。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大多数在二十多岁就走完了这条“长大”的流水线。
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比例断崖式下跌。30岁前完成全部五项的男性，只剩三分之一。女性稍好一点，还剩一半。而到了2012年，趋势进一步加快，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能在30岁前完成“成人五项”。
注意，这虽然说的是美国的数据，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或许也有参考意义。
换句话说，不是这一代人不想长大，而是这个“成人五项”的实现难度越来越高。
别的不说，单说其中的一项，离家。你看，离家意味着你得有自己的房子吧？可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房价上涨，这也就导致，下一代人面临的住房压力，要远高于上一代人。
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报告里，有这么一组数据。说的是在伦敦，一个年轻人选择住在父母家里，每月平均能省下的房租大概是1000英镑。即便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也能省560英镑。什么概念?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收入的一大半。加拿大的情况也差不多，多伦多和温哥华，是千禧一代与父母同住比例最高的两个城市，恰好也是房价最贵的两个城市。
换句话说，住房成本是一个明显的卡点。而后面的经济独立、结婚、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有自己的住处”为前提的。第一步迈不出去，后面的全部推迟。不是这一代人不想往前走，是路上第一级台阶就比上一代高了一倍。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年的社会语境里，对“啃老”这两个字的理解，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以前啃老这两个字，就像是审判式的定性，是不容辩解的没出息。但现在，这个事至少已经变成可研究、可讨论、可解释的。
人类学家阎云翔老师，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新家庭主义”。他的完整逻辑是这样的，在住房、教育、就业成本全面上升的背景下，家庭正在从一个纯粹的情感单位，变成一种实质性的经济基础设施。说白了，父母的支撑不是退步，它就是这一代人能够起步的地基。
关于现象，就说到这里。
03 年轻人可能
需要一个“最小独立单元”
接下来我们回到当事人的视角，面对这种变化，到底应该怎么办?这里说的“当事人”，既包括正在接受父母支持的年轻人，也包括正在支持子女的父母们。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相关的研究里，整理出了这么几个可供参考的行动线索。
第一，把“依靠”变成“借力”。区别在于，有没有退出计划。
给你描述两个人，你感受一下区别。
德彪毕业三年，一直住在家里，父母每月转给他3000块补贴生活费。他也没怎么想过什么时候不需要这笔钱。父母偶尔提一嘴，他就说“等我找到更好的工作吧”。三年过去了，这个“更好的工作”一直没出现，而3000块已经变成了家庭开支的默认项。
而玉芬也住在家里，父母也在补贴。但他们三个人坐下来聊过一次。约定是，第一年补贴3000.第二年降到1500.第三年归零。玉芬知道自己有两年的窗口期，于是把这段时间用来考了一个证，同时做一份兼职。
两个人的起点一模一样，区别只有一个，有没有一张时间表。
纽约财富管理公司博纳财富的创始人，道格拉斯·博内帕斯有个观点，他说，真正让两代人都焦虑的，往往不是“支持”本身，而是支持没有边界，没有期限、没有目标，双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算完。这才是最让人焦虑的。
因此他建议：父母在经济上支持子女，应该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第二，年轻人不需要用上一代的“完全独立”时间表框定自己，但要有一个“最小独立单元”。
什么叫“最小独立单元”?就是在经济上可以暂时不完全独立，但至少要有一件事是完全靠自己在推进的。一个正在积累的技能、一份虽然收入不高但属于自己的工作、一个正在执行的储蓄计划。其实，做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对某件事保持掌控感。这个掌控感就像一颗积极的情绪种子。
英国NatWest银行2025年的调查显示，英国23%的父母经历过成年孩子搬回来住，他们还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回旋镖一代”。但同样是回家住，有人是一直住下去，也有人会恢复独立。而最终恢复独立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住回家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停止积累。有人在考证，有人在攒钱，有人在做副业。他们回家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蓄力。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2023年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4675名美国成年人从18岁到43岁的经历。结果发现，同样是接受父母支持，结果可以完全不同。有些支持是过渡性的，也有的会变成长期依赖。区别就在于，子女有没有一个规划，哪怕这个规划很粗糙。
克拉克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弗里·阿内特，专门研究了18到29岁这个年龄段，他把这段时间叫“成人初显期”。他认为，这个阶段既不是青春期的延长，也不是成年的推迟，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心理特征的独立阶段。人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能做什么。这些问题不是靠“强行独立”就能回答的，它需要时间和试错。
借用阿内特的话说，这不是失败的成年，而是一种新的成年方式。过去，成年是一条直线，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走完就是终点。而现在，世界更加复杂，挑战更加多元，成年也就变成了一段有很多弯路、很多折返、很多不确定的旅程。
在100多年前，诗人里尔克曾经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个叫卡卜斯的年轻人写的。卡卜斯说自己马上就要毕业，踏入社会，但对未来充满迟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里尔克很认真地写了回信，并且在之后的几年里，陆陆续续给卡卜斯写了很多信。而且最难得的是这些信一点“登味儿”都没有。里尔克从来不替卡卜斯做任何决定，只是谈论诗歌，谈论艰难，谈论感受。
其中有一封信里，里尔克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广为流传。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现在你要经历充满难题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不知不觉，你将渐渐活出写满答案的人生。
推荐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身边的年轻人，或者已经为人父母的朋友，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也许会非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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