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CPH:DOX的华语导演：“我们都活在大脑构建的现实里”|华语导演|失智症|意识|米歇尔

本文转自：纪录公社 Jilu Commune

从客家围屋中的家族记忆，到养老院里的失智症患者，再到神经科学关于意识本质的研究，常驻伦敦的艺术家、电影导演陈淑云（Suki Chan）的创作不断追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又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她的首部长片纪录片《意识》（Conscious）历时八年完成，并于2026年在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CPH:DOX）全球首映。影片获得了苏格兰电影（Screen Scotland）、英国电影协会纪录片协会（BFI Doc Society）和圣丹斯学院 Sandbox Fund 的支持。

影片以三位女性的生命经验为线索，同时引入神经科学家对于意识的研究，将失智症从一种关于衰退与失去的疾病叙事，转化为对“现实如何被建构”的思考。在陈淑云看来，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本就是大脑持续建构的结果。失智症患者所面对的世界，并非简单的“错误现实”，而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意识状态。理解这一点，或许也是理解他者、理解衰老，乃至理解我们自身的开始。在这次访谈中，陈淑云回顾了《意识》从影像装置到纪录长片的创作过程，谈及记忆、幻觉与身份认同，分享她与失智症患者及神经科学家的长期合作，也讨论了电影、VR与艺术实践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真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意识》（Conscious）预告 © Suki Chan

缘起：

从客家围屋到记忆探索

纪录公社：我看到《意识》这部电影的制作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在这部长片之前，你也和影片中的三位人物合作做过一些视频装置作品。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开始对“意识”这个主题产生兴趣的？以及制作长片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

陈淑云：在我之前的许多作品中，我一直在探索记忆、身份认同，还有归属感，我们如何与空间产生连接，让空间成为有意义的场所？我创作初期制作的影片其实是关于中国的，确切地说是关于客家建筑。我有一半的客家血统，我一直对广东地区客家人居住的建筑很感兴趣。我的第一部影片是我回到香港，拍摄我小时候住过的围屋。那部作品的第二部分《Interval II》，近期也在香港M+美术馆展出。

Suki Chan, Interval II (2008) © Suki Chan

我一直对记忆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家人的记忆，特别是我的祖母。有一段时间，我们和祖母一起生活，我也需要照顾她。那时我大概只有六七岁。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我承担了很多责任，比如照顾她、陪她散步。之后十几年，我又看着她的身体慢慢衰退。等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她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所以我一直对人生旅程很感兴趣，尤其是长辈，以及他们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中国文化里有句话，我不会用普通话说，但用粤语说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是带着这样的观念长大的。因为和祖母一起生活，她总会给我讲很多故事，她懂很多中草药，虽然她不识字，签名只会画个叉，但我觉得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我一直喜欢听老人讲话。早期很多作品里，我会和社区的老人一起做回忆项目。我会去教堂、咖啡馆，和老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我特别着迷于他们的人生经验。

我从来没有对老年人抱有偏见，不会觉得他们是负担，或者觉得他们“不再有用了”。我觉得，那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变老。

所以后来我开始思考：在人生这条旅程里，我们是如何变得更有意识，又如何逐渐失去意识？后来我怀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记得怀孕大概36周的时候，已经快生产了。有一天我去厕所，因为肚子很大，行动不太方便，不小心把马桶盖摔了下去，声音特别大。然后我感觉我儿子在肚子里猛地跳了一下。

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已经有意识了，他大概能感知光线和声音。于是我开始思考他的感官世界和体验。我开始把意识想象成一条钟形曲线：从胚胎阶段开始的基本感知；到出生后逐渐增强；随着成长，我们达到一种更高程度的意识。然后到了人生后期，开始衰退。我会觉得老人像是在重新回到孩童状态。很多事情无法再独立完成，需要依赖亲人。

《意识》（Conscious）海报 © Suki Chan

从长片到短片：

创作路径的演变

陈淑云：其实我最初就是想拍一部长片，我想做得有点像莎士比亚《人生七阶段》那样，但会在最前面再加一个胚胎阶段。我计划把整部电影做成不同章节，而失智症原本只是其中一个章节。但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失智症研究，去养老院驻留、与人交流，这部分内容不断扩大。我决定先做一些短片和装置作品，这样我可以真正深入这个主题，弄清楚自己究竟想借由意识和失智讨论什么。所以我把原来的长片拆成了很多更小的部分，这样也更容易筹资。因为我来自艺术背景，一直以来都是接受委托做影像作品、做展览，所以我对这种资金模式很熟悉。

最后我做了三个短片和一个VR作品。到了第五、第六年，我意识到失智症不会只是一个章节，我想集中探讨失智症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部关于失智、衰退和疾病的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于意识、自我和身份的理解。

Memory (2019) 装置 © Suki Chan

有趣的是，在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失智症与意识之间的联系还没被广泛接受。但现在很多科学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领域，并且将失智症看作是一种“意识的转变”。此前他们会比较关注研究药物如何影响大脑，而现在他们会看认知疾病如何改变大脑。所以像失智症这样的疾病确实能为大脑如何运作提供很多见解。

科学家的双重角色：

当专家也成为主角

纪录公社：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随着影片的制作，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也在转变。神经系统科学家Anil不仅是电影中的人物，也像是你的合作伙伴。我很好奇，意识研究本身以及Anil作为科学家的参与，是怎样影响影片创作的？

陈淑云：影响非常大。我采访过很多神经科学家，在真正确定Anil之前，我们花了一年半时间寻找不同的候选人。一开始和Anil聊天时，我就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契合。比如他很有名的一个观点：我们的意识现实，其实是大脑通过“幻觉”构建出来的。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的主人公们也会出现幻觉，而且这些幻觉对她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在失智症群体里，人们经常得到一个建议：不要去纠正正在经历幻觉的人。如果你妈妈说：“天花板上有个人在爬。”你不要说：“没有人”。你要陪她一起经历那个时刻。其实每个人的现实都是大脑构建的，理解并接受这一点，你就更能理解那些患有认知障碍疾病的人。我们的大脑都在估算外界的事物，都在构建自己的意识现实。只是有些人的大脑更年轻、更精确，而有些人的大脑因衰老或疾病而出现了更大的偏差，但这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感受同样真实。而这一点认知可能解锁对另一个群体的共情。

但我在影片创作的一个阶段我确实遇到一个了问题：Anil是一位男性也是研究神经系统的专家，而三位女性则像“被研究对象”。这让我很不舒服。有人建议我把Anil拿掉，只保留三位女性，认为这样电影会更有力，但我直觉觉得不对，因为他的理论连接非常重要。后来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开始不只聊神经科学，他会说起自己的母亲，说照顾母亲带来的压力，也谈论对自己老去的担忧。

我逐渐了解到他个人的一面。后来有一天他说：“其实我妈妈也有失智，只是没有正式诊断。”那一刻我想，这必须拍出来。Anil他是一位神经与失智症领域的专家，而他自己的母亲正在经历这一切。于是他不再只是专家，也成为主人公之一。科学家和艺术家很相似，都在追寻自己着迷的东西，都试图回答那些大问题。所以在影片开头，观众看到Anil作为一个专家学者的形象，但后来逐渐看到他的个人经历。

Anil Seth by Lovis Ostenrik

三位女性：

失智症的不同面貌

纪录公社：看电影时，我看关于失智症的不同视角。佩金（Pegeen）因为失智症失去了一些有关童年创伤的记忆，温蒂（Wendy）拥抱了新的自我，莫琳（Maureen）要应对丈夫的失智症。你是如何选择这些角色的？

陈淑云：我在养老院遇到了很多失智症患者。佩金最打动我的是乐观。我会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佩金说：“某种意义上，我的生活更好了，我不再害怕了。”我完全震住了，因为我很害怕失智，就像社会上很多人一样。但眼前这个真正生活在失智里的女人说，她不害怕。我意识到我对失智症的看法非常负面，只关注它的衰退。

佩金·奥沙利文

佩金是不知道自己患有失智症的，而另外一位主角温蒂，她知道。温蒂说失智症是一份“礼物”，比如她在幻觉中看到已故的母亲对她微笑，她称之为礼物，因为失智症给了她一个通向已失去之人的窗口。我希望能够在屏幕上呈现失智症的多样性，因为我们通常只能看到一种叙事，就是衰退、无助，身边的人都在经受折磨。我希望去呈现另外一些没有被讲述的故事。所以我选择了两位相对积极的失智症患者的故事。

温蒂·米歇尔

然后是温蒂告诉我莫琳的故事，刚听到时，我不敢相信：她的丈夫不认得她，以为自己在和一个老女人偷情。她丈夫和她同龄，却不承认自己老了。莫琳每天要照顾他，凌晨两点会被叫醒，因为丈夫想“回家”，然而这就是他们住了40年的家。她用了很多办法来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在电影中重现的场景都基于她的真实经历。

莫琳·温菲尔德

在重演的部分，我们决定让主角们扮演自己，只要他们愿意。对于莫琳来说，她并不是在演戏，拍摄重演的部分更多的是鼓励她回到她与丈夫共同经历多年的日常。我们只需要营造一个接近真实的环境，让过去重现浮现。

纪录公社：我注意到三位角色都是女性，这是巧合，还是你有意识地这样选择？

陈淑云：我想这是有意识的。我一直更容易被强大的女性吸引，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关于“强大男性”的叙事了，尤其是在电影里，女性的呈现方式一直存在某种偏差和局限。所以我想拍三位女性，三位年长女性，因为通常我们很少真正看见她们。

剧本与剪辑：

虚构与真实的融合

纪录公社：电影里既有真实人物，也有演员参与重演。我知道莫琳的丈夫由演员饰演，温蒂有一个场景也由演员出演。那么这些纪实素材和重演场景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如何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割裂？

陈淑云：我其实写了完整剧本。很多纪录片导演不会去写剧本，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必须这样做，因为里面有大量人物旁白、故事讲述，还有重演部分，所以写剧本是合理的。我和一位剧本顾问合作，经历过很多轮修改。最开始，我把脑海里所有东西都写出来，大概有一百四十页，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然后不断调整结构，让故事更合理。后来变成一百二十页左右，大概两个小时。

与此同时，其实有些纪录片素材已经提前拍完了。所以我们很清楚哪些内容已经拍了，哪些还没有。然后随着资金到位组织拍摄。剪辑时，有些场景虽然在剧本里合理，但实际效果不好，我们就调整。我和一位资深剪辑师（Michael Ellis）合作，他剪过1978年版的《超人》《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他来自剧情片背景，之前没剪过纪录片。他建议让观众先看到这个不认识镜中自己的男人，产生悬念，再去听他的妻子莫琳的讲述。这样最后呈现的效果很好。

微观与宏观：

视觉隐喻的运用

纪录公社：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影像。有自然景观、显微影像等，他们和不同的人物故事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它们特别美，但因为我没有科学背景，所以很好奇这些画面和故事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淑云：其实你说的一些画面可能并不是科学影像，而是自然。在我的艺术创作里，我一直对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特别着迷。因为很多非常微小的大脑结构，其实和自然中的形态很像。比如河流支流的分叉、树木枝干的延伸，甚至泥地里的纹理。这些形态在神经元和突触里也会不断出现。我一直特别着迷这种对应关系。后来认识Anil以后，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因为他认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和自然分开的。

所以这些影像、这些隐喻，其实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自然存在于我们体内，而我们也属于自然。某种意义上，生命就像季节。小时候我会觉得春天意味着出生和成长；夏天是花朵盛开、枝叶茂盛；秋天开始枯萎，但又非常美；冬天则意味着死亡，或者进入沉睡。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不会永远活着，衰退也是回归土地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让这些画面不断提醒观众：无常和变化。

温蒂是一个非常视觉化的人。她能把失智经验描述得极其有画面感，比如“大脑里的雾”、比如“大脑像蜂巢”，还有电风暴。她会说，失智像一场风暴袭来，而她只能等待，希望风暴过去以后，自己仍然还是自己。

《意识》（Conscious）截帧 © Suki Chan

于是我开始想：怎样把风暴拍出来？怎样呈现“看见，却认不出来”的感觉？雾的隐喻特别有效。当然她会说：“其实并不是真的雾。”真正发生的是神经连接无法识别。但视觉上，雾很有效。因为温蒂知道自己患病，也记得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不断沟通。我会给她看故事板，看粗剪，问：“这样对吗？”

而佩金则完全不同，我们没想到她会走得那么早。我们原本计划带她去花园拍摄，因为她对视觉刺激反应特别强烈。她会突然指着天空说：“看彩虹！”别人什么都看不到，但她能看见。我们特别想拍下那些时刻。但后来我们再回养老院时，她刚去世几天。床已经换掉，但房间还在，门口的名字也还在。于是我们拍下空房间，那不是我们的原计划。因为我们以为还有更多时间。所以最后只能通过档案和过去，重新理解她经历过什么，她放下了什么。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你会发现，她后来真的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失智之后，她反而比以前更放松。

VR与新兴媒介：

探索意识的新方式

纪录公社：你之前做过很多影像装置，我也看到你参加过关于XR和新媒体叙事的讨论，比如在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关于不同技术、不同媒介如何塑造叙事的论坛。所以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些不同媒介、不同技术对叙事方式带来的影响？

陈淑云：每个时代都有技术让我们反思或探索当下的理念。电影用心理机制和情感操控做到了。而VR则让我们能够以过去无法实现的方式去探索“现实”本身。在VR里，你可以被放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会追踪你的头部运动、眼球运动。你的身体会以一种过去电影从未做到的方式被“欺骗”。

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些VR作品，去处理现实的问题，去提出另一种现实。让人们去探索：究竟什么是真的？地上真的有一个洞吗？还是那其实只是一块深色地毯？这些都来自失智症患者真实的经验。他们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入自己的日常空间，而这个过程有时候非常令人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眼前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实。除了幻觉，也会出现知觉误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块深色地毯可能会被看成地上的洞，而这会让很多失智症患者感到非常恐惧。

这种现实感的错乱，我们可以在VR里模拟。你甚至可以给用户一个虚拟手机，屏幕上的图像和肉眼看到的不同。这是训练人们理解失智症体验的一种方式，电影做不到，VR是最接近的。

机构支持：

从驻地到成片

纪录公社：我们注意到Sandbox Films也支持了这部电影，而它主要支持科学题材的影片。另外你刚才提到，项目最初源自在养老院的驻留经历。我很好奇这些机构支持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淑云：养老院驻留其实比Sandbox Films加入项目更早。那个驻留项目来自英国利物浦一家艺术机构Bluecoat，它是一个非常关注社区的展览空间，所以和本地社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当时他们正在做一个关于失智症的项目，希望邀请艺术家进入养老院驻留创作。我就是在项目非常早期的时候加入的。而Sandbox Films是在后来CPH:DOX提案会之后加入的，他们主要提供的是资金支持。

虽然我们一直保持交流，但Sandbox Films对项目内容本身介入得比较少，而Bluecoat提供一种长期陪伴和孵化。有时候机构承担的角色不是决定作品是什么，而是创造条件，让某些事情有机会发生。在他们做过的驻留项目里，也许我的项目是生命周期最长的一个。但其实谁也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对于有些艺术家来说，终点可能只是Bluecoat的一次展览，结束了就结束了。但这个项目一直让我觉得，它还需要更长、更完整的一条生命轨迹。

未来创作计划：

动物意识与身份回归

纪录公社：最后一个问题，我读到你有下一部电影的计划，也是关于意识的。能分享一下吗？

陈淑云：其实还非常早期。我构思《意识》时本来是分章节的，后来发现太大，一部装不下，可以做成三部曲：第一部关于人类意识，聚焦失智症；第二部关于动物意识；第三部关于人工智能。我正在考虑第二部。

因为一旦我们真正开始理解动物拥有意识，它们是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的饮食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政治性的问题。现在项目还处于很早起的阶段。我一直在寻找研究机构合作，但这比我想象更难，因为英国其实没有相关实验室。所以必须很早就开始寻找国际合作伙伴，而这需要时间。

我有一部分自己很想重新回到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去做关于身份认同的电影，再次回到中国文化。所以现在某种程度上，我站在一个岔路口。未来几个月，我会花很多时间思考下一步到底去哪里。不过说实话，有岔路口挺好的。能有不同想做的事，总比完全没有想法要好。

“我们都活在大脑构建的现实里”｜采访《意识》导演陈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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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瑶

素瑶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