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四年大学，最后只拿到一份薪资只有朋友一半的工作，当时就觉得糟透了。”25岁的李佳恩毕业于新跃社科大学，她刚刚加入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毕业生行业实习计划”（GRIT）。每月津贴在1800到2400新加坡元之间，折合1400至1850美元，这个数字远低于毕业生起薪中位数的一半，甚至比不上只需高中文凭的麦当劳管理培训生收入——后者的月薪大约是GRIT最低档的1.5倍。
李佳恩的挫败感不是个例。她对记者说，刚进项目时心里想的是“完了”，但转念又觉得如果这份低薪经历能换来下一份正式工作，或许值得一试。“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认了吧，吃点亏就当交学费。”语气里带着一种不情愿却不得不妥协的务实。这个故事背后，是一个贸易依存度高、能源依赖进口的发达经济体，正艰难应对AI浪潮、疫后招聘放缓和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后遗症。
新加坡人力部长陈诗龙今年5月公开表示，“不确定性加剧”让本地企业招人变得更加谨慎。总理黄循财更直接警告，一些现有岗位“将会消失”，这是AI技术渗透后不可回避的趋势。第一季度，新加坡整体裁员人数攀升至近三年来的最高点，但失业率却稳定在2%，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在结构性冲击下依然展现出某种韧性——或者说，企业内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消化人力成本。
另一名毕业生方君的经历更能体现这种撕裂感。24岁的方君去年从新加坡管理大学毕业，主修传播学，投出100份简历后只收到3个与本专业不相关且薪资偏低的offer。她直言大学学位感觉“毫无用处”。方君不是唯一陷入这种困境的人。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最新年度毕业生就业调查，2023年到2025年间，新加坡六所公立大学的商科、文科和理科毕业生全职就业率下滑了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走出校门时，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部推出了“毕业生行业实习计划”GRIT，这种做法并非首次尝试，早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就曾推出过类似项目来缓冲就业压力。本轮计划的核心逻辑是：政府出大头，企业出小头。GRIT规定，每位实习生固定薪酬的约70%由政府补贴，剩余部分由雇主承担。这种成本结构显著降低了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招聘新人的风险，从而为刚毕业的年轻人创造了缓冲型工作机会。
据彭博新闻对参与企业的调查，这一政策激励已初见成效。华侨银行人力资源主管李惠云透露，该行最初提供了50个GRIT岗位，最终录用了40名实习生，分布在数据分析和信用分析等部门。这意味着企业确实在利用这个通道储备人才，而不是单纯走形式。但求职者端的反应却没有预期中热烈。知情人士指出，申请人数并未达到政府期望的规模，很多人依然在观望，或宁愿等待一份薪资更体面的正式工作。
从李佳恩和方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低薪实习带来的不仅是财务上的损失，更是一种身份焦虑——在朋友拿着起薪3000多新元的时候，他们拿着1800新元的津贴，还要面对“临时工”身份的隐性歧视。这种“学位贬值”的感知，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就业选择逻辑：是先降下身段积累经验换取入场券，还是继续等待一个更匹配学历的机会？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GRIT的存在本身已经说明，学历与薪酬之间的传统纽带正在松动。
对新加坡这样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经济体来说，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降温绝非短期波动。当AI取代白领岗位不再只是预言，当战争推高能源成本从而抑制企业扩张，政府用财政手段兜底入职市场，其实是在给整个体系争取转型时间。企业和毕业生能否利用好这个窗口期，或许比津贴数字本身更重要。而方君的那句“学位无用”，也许并不是对大学教育的否定，而是对旧有职业路径失效后，一种焦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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