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睁开眼，天花板白得刺眼，日光灯嗡嗡作响。右手背上插着针头，冰凉的液体正一滴一滴渗进血管。

“醒了？”护士走过来看了看吊瓶，“你儿子说晚点来。”

我点点头。喉咙干得发紧，想喝水，床头柜上的杯子够不着。护士帮我倒了水，吸管递到嘴边。温水滑下去，我才发觉嘴里全是苦味。

这次病来得凶。半夜胸闷憋醒，想喊隔壁房间的小儿子，嗓子却发不出声。手机在床头，够不到。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天快亮时，我硬撑着滚下床，爬了十几分钟才摸到客厅座机。120到的时候，我穿着睡衣躺在地板上，气若游丝。

住院第三天，大儿子来了。他站在床边，西装革履，手机响个不停。“爸，公司最近在谈并购，实在走不开。”他往桌上放了袋水果，“妈那边你也别担心，我每月打钱给保姆，够用了。”

他走的时候，我在输液，连送都没法送。

小儿子来得更晚，第五天才露面，进门就开始抹眼泪。“爸，是我不孝，可小宇马上要交国际学校的赞助费，我跟小丽这几天急得四处借钱……”

他抹完眼泪，搓着手看我，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前年他换学区房，我掏了三十万；去年他儿子出国夏令营，我又给了八万。每次都是这副表情。

“爸，”他凑近了点，“这次能不能再帮衬一下？小宇的前途……”

我盯着吊瓶里一滴一滴落下的药水，想起十年前老伴走的那天。她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老头子，钱是死物，人是活的，该给孩子的就给孩子。”

这十年，我把这话刻在心里。大儿子创业，我给二十万；小儿子结婚，房子首付我出一半；孙子孙女们的压岁钱，每人每年两万。退休金加积蓄，七七八八散出去上百万。我自己呢？穿的是地摊上三十块的棉布衫，吃的是菜市场收摊前的打折菜。

“爸？”小儿子又喊了一声。

我没接话。他又坐了一会儿，说公司有事，先走了。病房门关上的瞬间，我看清了他脸上的不耐烦。

第七天，隔壁床来了个老太太，比我小两岁。她儿子每天来送饭，中午是鲫鱼汤，晚上是小米粥，顿顿不重样。儿子喂她喝汤时，她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你儿女呢？”她问我。

“忙。”

“再忙也得来看看啊。”她咂咂嘴，“我这儿子，我说不用天天跑，他偏不。”

我笑了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健康宣传画，一个老人正在晨练，旁边写着“安享晚年”四个大字。我盯着那四个字，忽然觉得刺眼。

出院那天，大儿子派司机来接，小儿子打来电话问赞助费的事。我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熟悉的街景——菜市场、公园、银行。车经过建设银行时，我说：“停一下。”

司机靠边停了。我下车，腿还有点软，扶着墙慢慢走进去。柜员认得我，笑着打招呼：“大爷好久不见，还是取定期？”

“不。”我把存折推到柜台上，“我把钱转成活期，以后随用随取。”

回家后，我翻出床头柜里那个用了二十年的铁皮储蓄罐。老伴在的时候，我们每天往里面扔零钱，说攒够了就出去旅游。后来她走了，孩子们也大了，这罐子再没打开过。

我摇一摇，叮当作响。拿钳子撬开，倒出一堆硬币，还有几卷发黄的纸币。最底下压着一张存折，打开一看，是十五年前开的户，上面只有一笔存款——五万块。那是老伴走后，我给自己留的棺材本。

我拿着存折，走到阳台上。夕阳正好，把整个城市染成金色。远处有小孩在笑闹，大概是放学的孩子们。我攥着那本存折，指节发白。

手机响了。小儿子的声音：“爸，你到家了吧？那个赞助费的事……”

“小宇的学校，你们自己想办法。”我说，“爸老了，钱要留着给自己养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不敢置信的语气：“爸你怎么这样？你不一直说钱是身外物吗？小宇可是你亲孙子……”

“对，钱是身外物。”我看着夕阳，慢慢说，“可我现在也是身外人了。你们忙，我理解。我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不给你们添麻烦。钱的事，就这样吧。”

挂了电话，我把存折放进储蓄罐，又塞回床头柜最深处。天黑了，屋里没开灯，我坐在床边，听着楼道里邻居家的炒菜声、电视声、孩子的笑声。

我想起老伴说的“钱是死物，人是活的”。她说得对。人是活的，活到我这个岁数才明白——有些钱烂在银行里，也比掏空了心强。

窗外不知谁家放起了老歌，咿咿呀呀的，听不清词。我慢慢躺下，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明天，我要去菜市场买条活鱼，再买斤排骨炖汤。

就我一个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