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惧内”风尚|唐中宗|太宗|房玄龄|李世民|武则天|隋唐|韦皇后

在隋唐的家庭生活中，“惧内”成为一种较为普泛的现象。惧内，俗称“怕老婆”，是指男性在家庭生活甚至公共生活中都受制于妻子，不敢擅作主张，唯妻命是从。尽管在隋唐之前就存在惧内现象，但到了隋唐之时这一现象才十分普遍，广泛存在于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之家。在这一时期，惧内已不再被视为一件丢脸的事情，而是成为可以被仿效的风尚。这在素有“男尊女卑”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武则天》剧中的武媚娘和李治

隋唐的许多帝王都是“夫纲不振”的典型，表现出明显的惧内倾向。隋文帝杨坚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但对他的皇后独孤氏却十分敬畏。他的生活几乎都处于独孤氏的监视之中，后宫嫔妃几乎成了摆设。他偶尔一次与尉迟氏偷欢，独孤氏便砍掉了尉迟氏的头送给他，对此隋文帝敢怒不敢言，最后以离家出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唐代帝王中，惧内者更是大有人在。唐高宗对皇后武则天的忍让和惧怕在历史上更加著名，他不仅在后宫事务上全部顺从皇后，而且朝堂上的事务也对武则天言听计从，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仅拱手而已。后来的唐中宗对他的皇后韦氏也十分惧怕。韦皇后不仅在朝堂上擅权，而且在后宫大肆淫乱。唐中宗的惧内在当时尽人皆知，甚至被谱成曲子在宫内外传唱：

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太平广记》卷二四九）

这里的“李老”指的就是唐中宗。贵为人君的皇帝被编入歌谣遭受这种奚落，足见唐代惧内风气的流行和普遍。此外，唐肃宗对他的皇后张氏也敬畏如虎，张皇后不仅干预朝政，还拉帮结派，勾结宦官，唐肃宗最后气死在龙床上。

在隋唐的公卿大臣和文人士大夫之间，惧内现象也层出不穷，“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酉阳杂俎》卷八）言外之意，在中唐之前的士大夫中普遍存在惧内倾向。房玄龄是初唐名相，智能高超，运筹帷幄，深得唐太宗器重。但就是这样一位有济世安邦之才的名相，在历史上却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隋唐嘉话》卷中）

所幸的是，唐太宗给卢夫人喝的是一杯醋，而非毒酒。“吃醋”也自此成为女人嫉妒的代名词。太宗朝的桂阳令阮嵩也十分怕老婆，并因此而丢掉官职。据《朝野佥载》卷四记载，有一次阮嵩在客厅宴请客人，召女奴前来唱歌助兴，不想他的老婆阎氏妒性大发，“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后来，刺史崔邈对阮嵩作考评，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在其考评中给了最下级，阮嵩也因此丢了官职。高宗朝的司戎少常伯杨弘武甚至因为惧内，听从老婆吩咐将官职随意授给他人：

高宗谓之：“某人何因辄受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人见嘱。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隋唐嘉话》卷中）

杨弘武宁可触犯朝廷律法，也不敢得罪妻子，可见其惧内的程度。对于杨的渎职，唐高宗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笑而遣之，似乎很能体谅杨弘武的难处。惧内成为免责的理由，正说明畏妻如虎的惧内之风在社会上十分普遍，悍妇给男性所带来的痛苦远比国法的惩处还难以忍受。

中唐之后的惧内之风尽管有所减弱，但相关事迹也层出不穷。中唐时代曾官至吏部尚书的张裼也十分惧怕老婆。他曾包养过一名营妓并生有一子。但他的老婆嫉妒成性，他不敢将营妓和私生子领回家，只好将儿子托付给一个好朋友收养。（《北梦琐言》卷八）唐末宰相王铎虽官高位显，但对妻子的畏惧也成为一时趣谈。时值黄巢起兵犯唐，王铎奉命率兵去抵抗，其小妾跟随。不想，他的妻子闻讯追来，王铎顿时六神无主，“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北梦琐言》卷三）虽然“不如降黄巢”仅是一句戏言，但也能反映出王铎惧内的事实。

隋唐的惧内之风也不完全是男性懦弱的表现，在不少情况下惧内也包含他们对妻子的敬重和欣赏，传递着忠贞专一的爱情意识。初唐名相房玄龄对妻子的敬畏，还包含对妻子誓死忠于自己的感佩。据《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在房玄龄贫贱时，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垂垂将死，他嘱咐妻子在他死后要择人另嫁，不可寡居。让他想不到的是，“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据同书卷三记载，太宗朝的兵部尚书任瑰也有悍妻柳氏，这位妻子对太宗赐给任瑰的两位美女大加折磨。太宗知道后，赐以假毒酒，告诉她如果此后不再嫉妒，就可以不喝。让人想不到的是，柳氏回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说罢一饮而尽。从柳氏所言可见，任瑰惧内也应包含对夫妻共患难、同甘苦这份情意的珍重。除此之外，无论是隋文帝对独孤氏的敬畏，还是唐太宗对长孙皇后的敬重，甚至唐中宗对韦皇后的敬畏都包含着对患难之妻的珍重。唐中宗在被武则天流放房州时，与韦皇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因此发誓说：“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资治通鉴》卷二○八）可见，唐中宗对韦皇后的忍让不仅仅是其性格的懦弱。只可惜韦皇后权力欲望过于膨胀，最终毒死了皇帝丈夫。

隋唐惧内之风的盛行与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较高的地位直接相关。唐代有较为自由的离婚制度和较为淡薄的贞节观念。在婚姻制度上，唐代尽管承袭了先前的“七出三不出”制度，但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唐律疏议》卷一四中就明文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婚，这在前代是未曾有过的。从历史记载来看，唐代就有不少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理由也五花八门。有的因为丈夫获罪，有的要回家照顾病父，有的则苦于丈夫长年在外不堪独守，还有的因为家贫而索书求离，等等。此外，唐律中也没有限制改嫁的条款，再加上贞节观念的相对淡薄，唐代女性就有了再嫁风气。在唐代之前，尤其是衣冠士族之家，女性要从一而终，一般不能改嫁。但到了唐代，朝廷却一再鼓励女性再嫁，其中尽管有增加户口的考虑，但也更加符合人性需要。在改嫁风潮中，唐代公主尤为引人注目。据统计，在唐代结过婚的130位公主中，二嫁者有27人，三嫁者3人，占已婚公主总数的五分之一还要多。再嫁意味着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有了更多权利，这就在制度上为“河东狮吼”提供了条件基础。

唐代男性惧内还与女性素养及其活动能力的提高有关系。在唐代社会，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有很多女性通晓音律、娴习诗赋，受到士人尊重。这些才女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唐才子传》中就列举了刘媛、刘云、杨月华、刘瑶等人。在社会活动能力上，唐代女性也巾帼不让须眉。平阳公主在父亲李渊刚刚于太原起兵时，就在长安一带开始招募兵勇，组建军队，遥相呼应，军队规模一度达到7万余人，时称“娘子兵”。（《隋唐嘉话》卷一）另一位女英雄是高宗年间的陈硕真。因不满苛捐杂税，她率众起义，自封女王。尽管不到一个月起义就失败，但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着实让人敬慕。与上述两位相比，武则天、太平公主和韦皇后等人，对唐代历史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她们能冲破男权的网络，纵横捭阖，将自以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必然会给所有的女性以精神鼓舞，也会迫使唐代男性对女性重新加以认识。在咄咄逼人的女皇及其追随者面前，男性无论是作为朝臣还是丈夫，都不可避免地染上畏惧情绪，患有“阉割情结”。

唐代的惧内风尚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乃是受到胡人母系社会遗风的影响。鲜卑、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在社会形态上还带有鲜明的母系社会特征，女性在家族中占有重要位置。安禄山在得到宠幸后，每次入宫先拜见杨贵妃，后拜见唐玄宗，唐玄宗感到奇怪便问他，他以番人“先母后父”作答。（《安禄山事迹》卷上）“先母后父”正是母系社会特征的表现，这也意味着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将处于主导地位。在胡人主导的北朝，“父母嫁女，则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北齐书》卷二八）如果说南朝女性以恭顺温婉为妇德，那么北朝则以妒忌、制夫为光荣，而且成为一种社会风习。北魏一位婆婆在教训儿媳妇应严格管教丈夫时就曾说：“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魏书》卷二一上）很显然，隋唐惧内之风应该受到母系文化的深刻影响。

隋唐的惧内之风到中唐之后有所减弱。在遭经“安史之乱”后，上至皇帝将相，下至文人士大夫，越来越认识到儒家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振兴儒学，恢复各种礼仪规范。社会上对女性有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她们在婚姻、交游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唐时期宋若莘姊妹写了一部《女论语》，这本书所强调的就是女性应恪守妇道，勤侍公婆，温良清贞。男性在妻子面前的权威开始重新被树立起来。此外，历经“安史之乱”后，唐社会对胡人也高度警惕，开始抵制胡人风习。随着女性地位的下降，男性的地位自然也就升高。到了宋代，社会上的惧内风气已大大减弱。但无论如何，出现于隋唐时期的这股惧内之风，让人看到了重构男女关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