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东路和外滩的交叉口,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客举着手机,对着同一栋楼拍照。那栋有绿色铜皮金字塔屋顶的老建筑。和平饭店。上海最著名的地标,无数影视剧里的"老上海"符号。

很少有人知道,和平饭店最初的名字叫沙逊大厦。1929年落成,造价大约300万两白银。这300万两白银,每一两都来自鸦片贸易。沙逊家族在之前的75年里,靠向中国倾销鸦片赚了4.6亿两白银。4.6亿两,是这栋大楼造价的150多倍。

沙逊家族起源于巴格达,是典型的塞法迪犹太人,世代信奉犹太教,家族完整保留犹太血统、犹太宗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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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3日,林则徐站在虎门海滩上大规模的销毁鸦片。

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超过四成,是沙逊家族的货。

沙逊家族当时的主人是大卫·沙逊。这个人1792年出生在巴格达一个犹太家庭,在奥斯曼帝国当过首席财政官。1821年,巴格达爆发反犹冲突,他带着全家连夜出逃,化妆、贿赂、辗转,一路逃到波斯湾,最后在1832年抵达了英属印度的孟买。

大卫·沙逊落地孟买后的第一件事,是申请英国国籍。他清楚,在英国的殖民体系里做生意,比在奥斯曼帝国的夹缝里求生安全得多。他把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绑在了大英帝国的战车上。

最初几年,沙逊做的是正经生意。把印度棉花卖给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把曼彻斯特的机织布运回印度贩卖。利润不错,但不够快。

真正让他暴富的,是对华鸦片贸易。

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个决定给了沙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卫·沙逊利用自己在印度的人脉,直接从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农手里收购鸦片,绕过了所有中间商。成本比竞争对手低了将近三成。

虎门销烟之后,沙逊家族损失惨重。于是他联合怡和、宝顺这些在华洋行,花钱游说英国议会,以"保护英国商人合法利益"为由,要求对华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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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卫·沙逊出钱资助英国舰队,还派次子伊利亚斯随军北上。伊利亚斯随身带了两样东西:广州内河的航道图和一份中国行商名单。

航道图是沙逊洋行在广州的买办帮忙画的。行商名单是多年贸易积累下来的。这些情报,被直接交到了英军指挥官手里。

《南京条约》签订后,沙逊家族火速在五个通商口岸都设立了分行。1845年,沙逊洋行上海分行在外滩挂牌。从这一天起,这个家族开始了对中国长达75年的系统性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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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档案里记录。1847年,经沙逊洋行报关进口的印度鸦片是2800箱。1858年,涨到12000箱。1870年,突破20000箱。每箱鸦片净重约60公斤,到岸价约400两白银,零售价翻两到三倍。

沙逊洋行不直接做零售。他们在吴淞、宁波、汉口、天津设立分仓,委托本地鸦片贩子分销。分销商预交押金,按批发价拿货,卖多少算多少。沙逊家族坐在外滩的办公室里,看着印度洋季风把一船又一船鸦片送进黄浦江,白银则反向流回孟买和伦敦。

但比商业模式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营销手段。

为了让中国人染上烟瘾,沙逊洋行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洗脑话术。他们把鸦片包装成"洋药",声称能安神、止痛、解乏,甚至能治疗肺结核和疟疾。他们花钱雇人在通商口岸的茶馆、酒楼、集市里散播这些说法。他们还贿赂说书人,在评话里插入"福寿膏"的妙用。

码头工人蹲在货箱上抽烟,管事告诉他们,抽这个干活有劲。达官贵人在客厅里吞云吐雾,把抽大烟当成上流社会的时髦。农村的老太太,听说鸦片能治肚子疼,也跟着买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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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十年间,吸食鸦片从少数人的嗜好,变成了覆盖城乡的全民灾难。1870年代,上海仅法租界内登记在册的烟馆就超过500家,没有登记的黑烟馆不计其数。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2000万,相当于每2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烟民。无数家庭因此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无数青壮年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统计显示,1864年至189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因鸦片贸易净流出白银约4000万两。沙逊家族在其中占据了三成以上的市场份额。75年时间,沙逊家族从中国卷走的鸦片总收入高达4.6亿两白银。

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最高不过8000万两。修建整个紫禁城,花了大约4600万两。沙逊家族靠卖鸦片从中国掠夺的财富,足够建起十座紫禁城。

如果平均分给当时的4亿中国人,每个人都要被抢走1.15两白银。而当时一个码头工人干一天的工钱,也就两三分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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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生意的巨额利润,给沙逊家族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如果把这么多用鸦片赚的钱直接运回英国,很可能会引起舆论的谴责和政府的调查。

第二代掌门人阿尔伯特·沙逊开始谋划转型。他打算成立一家银行。

1864年,沙逊洋行联合怡和、宝顺、太古等十余家在华英资商行,发起成立了香港上海汇理银行。第二年正式更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卫·沙逊的第五子阿瑟·沙逊是首届董事会的八名成员之一。沙逊家族以38%的持股比例,成为这家银行的实际掌控者。

表面上看,汇丰银行是一家"服务远东贸易"的金融机构。但这家银行的真实目的是把鸦片黑钱洗白,再通过金融手段,继续从中国拿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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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家族不再需要亲自卖鸦片了。他们只需要坐在汇丰银行的董事会里,就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拿走白银。

转变的关键,是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晚清时期,清政府连打了好几个败仗,签了一堆不平等条约,赔款赔得国库空空。对内要平叛,对外要抵抗,哪儿都需要钱,但哪儿都拿不出钱。

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准备西征阿古柏。国库空虚,拿不出军饷。朝廷走投无路,只能向汇丰银行借债。第一笔是1595万两白银,年息1.5分,分期十年偿还。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资银行大规模举债。从此之后,清政府再也无法摆脱对外债的依赖。

此后,战争接踵而至。中法战争,向汇丰借款800万两。北洋水师购舰,再借1000万两。甲午战争战败,马关赔款2亿两,走投无路之下,只能继续向汇丰借高利贷。庚子赔款4.5亿两,汇丰发行2000万英镑的赔款债券,仅佣金就赚了120万英镑。

这些贷款的利率,远超国际常规。而且每一笔贷款,都附带严苛的抵押条款。

还不上的钱,就拿国家主权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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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权被抵押了。外资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和运营。

海关权被抵押了。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干就是45年。中国的海关税收,直接进了汇丰银行的账户,成了沙逊家族贷款的还款保障。

最严重的,是盐税也落到了他们手里。盐税是清政府最核心的财政来源之一,占全国税收的近三成。1898年《英德续借款合同》签订后,45%的关税余额交由汇丰管理。到20世纪初,汇丰已经掌控了上海外汇市场六到七成的成交量,成了中国事实上的"影子央行"。

沙逊家族没有动一刀一枪,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1883年胡雪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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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是晚清首富,左宗棠的财政后盾,经营着遍布全国的阜康钱庄网络。1882年,他做了一件在中国商业史上堪称悲壮的事:试图打破洋行对中国生丝出口定价权的垄断。

他动用全部资金,在江浙一带大量收购生丝,囤积了近15000包,占全国货源的三分之一。他的目标是控制生丝供应,迫使洋行提高收购价格,让中国丝农和丝商拿到应得的利润。

这招一开始奏效了。上海的生丝价格被拉高,甚至超过了伦敦交易所的价格。怡和洋行无法用低价收购生丝,急得团团转。

但胡雪岩的对手,远不止怡和洋行一家。

汇丰银行在背后出手了。胡雪岩之前为了筹措收购生丝的资金,向汇丰借过一笔钱。到了1883年11月,这笔借款到期。汇丰拒绝续贷,同时催逼还款。更致命的是,汇丰联合李鸿章集团,在上海金融市场上散布胡雪岩资金链断裂的谣言。

消息传开,储户蜂拥上门挤兑。阜康钱庄的现金流瞬间断裂。一夜之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土崩瓦解。半年之内,从首富沦为破产户。他囤积的生丝,最终被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分批吃掉。

胡雪岩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不是怡和洋行,是站在怡和洋行背后的汇丰银行,以及站在汇丰银行背后的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通过汇丰银行,用金融手段,把中国最强大的本土商人打垮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中国商人敢跟洋行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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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沙逊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维克多·沙逊登场了。

维克多·沙逊在一战中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一次空战中伤了腿,终身残疾。上海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跷脚沙逊"。1923年,他从印度来到上海,试图重振沙逊洋行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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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鸦片贸易已经式微。维克多·沙逊把目光转向了两样东西:军火和房地产。

军火生意做得很大。他通过收购德国人创办的安利洋行,大量向中国军阀出售军火。档案记录显示,1929年,安利洋行卖给四川军阀600支来复枪和600万发子弹。1930年,卖给奉天军阀26架教练机,卖给南京政府8000支步枪和1500万发子弹。1931年,卖给张学良7架教练机,卖给湖南军阀何键10架,卖给南京政府13架。他不管买家是谁,什么阵营,只要出钱,就卖。

但真正让维克多·沙逊载入上海史册的,是房地产。

1926年,他选中了外滩和南京路交叉口的黄金地段。这块地是沙逊家族早在1877年就以8万两白银买下的,当时上面还只有两栋三层小楼。到1920年代,这块地每亩的估价已经涨到了45万两白银。

维克多·沙逊决定在这块地上建一座配得上沙逊家族财富的大楼。他砸下约300万两白银,请了公和洋行设计,新仁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破土动工,1929年9月5日落成。楼高77米,总共12层,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号称"远东第一高楼"。

大楼的名字叫沙逊大厦。底层的东大厅租给荷兰银行和华比银行。二到四层是写字间,租给洋行、进出口行和国际电台。五到七层开设了华懋饭店,有九个国家风格的套房: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日本式、印度式。八层是酒吧和舞厅。九层是夜总会。十层是维克多·沙逊自己的豪华住宅。

这栋大楼的电梯可以直达所有楼层。客房安装了每小时换气12次的中央空调。《字林西报》登了整版广告,称华懋饭店是"艺术与奢华的完美结合"。

沙逊大厦的每一块花岗石都是从外省运来的,每一根钢梁都是从伦敦道门钢厂进口的,每一寸大理石地面都是用意大利的乳白色石材铺成的。而这些材料的花费,都是沙逊家族在中国倾销鸦片赚来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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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沙逊大厦只是维克多·沙逊房地产帝国的一个门面。他真正扩张地产版图的手段,是放贷。

他先以低息贷款吸引中国商人,让他们用租界的地契做抵押,年利率6%。等到市场行情波动,就催逼还款。还不上钱,就以七折的价格吞并抵押的房产。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上海地价下跌了四成。沙逊家族趁机大量逼债,一年之内吞并了78处抵押房产。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给沙逊家族起了个绰号:"地皮吸尘器"。

到1930年代,沙逊家族在上海拥有的房产超过1800处,包括汉弥尔顿大厦、都城饭店、河滨大楼、华懋公寓等知名建筑。上海当时28栋十层以上的高楼,沙逊家族占了6栋。他们把这些房产打包成"上海不动产投资信托",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利用资本杠杆继续扩张。

地产垄断直接推高了上海的生活成本。1920年到1936年,公共租界的房租涨了3倍多,但工人工资的增长不到一半。租界里的普通市民,每月工资的一大半都交给了沙逊家族的房租。

左翼刊物《生活》周刊当时写过一篇报道,标题是:"沙逊家族吸尽沪人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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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前夕。维克多·沙逊卖掉所有能卖的资产,撤出中国。

他把沙逊大厦以及其他多处房产,低价转让给了孔祥熙家族的山西裕华银行。数亿两白银被转移到了伦敦和巴哈马群岛。他走之前,还销毁了沙逊洋行在华经营的全部核心档案,搬走了工厂里的关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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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洋行在中国的业务,在1950年正式结束。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沙逊大厦。1956年,这座大楼以"和平饭店"的名字重新开业。

维克多·沙逊本人去了巴哈马群岛的首都拿骚,把新沙逊洋行的总部迁到了那里。1961年,他在拿骚去世,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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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外滩的和平饭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游客们举着手机,对着那栋绿色屋顶的建筑按下快门。朋友圈的配文通常是:"打卡老上海"、"感受十里洋场"、"和平饭店,yyds"。

很少有人记得,这栋大楼最初的名字叫沙逊大厦。更少有人知道,沙逊大厦的每一块砖、每一扇窗、每一寸大理石,都是用鸦片贸易的利润砌成的。

当然,这栋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不该被否定。沙逊大厦确实是装饰艺术风格的杰作,和平饭店也确实是上海最优秀的酒店之一。卓别林住过,泰戈尔住过,孙中山在这里写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栋楼承载了太多上海的记忆。

但记忆应该有完整性。如果只记得泰戈尔住过的套房,只记得老年爵士乐队的萨克斯,只记得《繁花》里宝总走过的大堂,却忘了这栋楼是从哪里来的钱盖的,这种记忆,就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