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子
结婚七年,我妻子沈梦每月都要和她的“男闺蜜”单独出游。
这一次,她说要和他去雪山看星星,我默默点头说好。
她走后第三天,我在售房合同上签了字。
一周后她推开家门,看见空空荡荡的客厅和茶几上的离婚协议,脸都白了。
楔子
沈梦拖着行李箱走进客厅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浇花。
那个行李箱是玫瑰金的,28寸,去年她过生日时我给她买的。我记得当时花了三千八,她拆开包装看了一眼,说了句“还行吧”,就推到墙角去了。倒是她那个做美甲的闺蜜发了个朋友圈,配图是她收到的两百块手链,文案写了整整三行——“老公偷偷攒了两个月零花钱给我买的,感动哭了。”
沈梦刷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撇了撇嘴,说人家老公土。我没接话。
“陈远,”她站在客厅中央叫我,声音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轻快,“我明天要出门。”
我把喷壶放在窗台上,转过身看她。她穿着一条我没见过的碎花裙子,领口开得很低,锁骨上挂着一根细金链子。头发新染了颜色,是那种介于棕红和酒红之间的调子,衬得她皮肤很白。
“去哪?”
“雪山。”她蹲下来打开行李箱,从沙发上拿了几件叠好的衣服往里放,“就是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地方,新开的景区,有个网红观星台。”
“跟谁去?”
沈梦的手顿了一下,但只有一瞬间。她头也没抬,继续往箱子里塞衣服:“跟朋友。你不认识。”
“哪个朋友?”
她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耐烦:“赵明远。行了吧?我跟他一起去。他最近心情不好,想出去散散心,正好我也想去看看雪山的星星。”
赵明远。
这个名字我不陌生。沈梦的手机通讯录里,这个人被存成“明远哥”,微信聊天框常年置顶,消息提示音是单独的铃声。有段时间她换了新手机,旧的扔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一下,我看到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昨天晚上的事别放在心上,你开心就好。”
那天晚上沈梦回来得很晚,身上的酒气盖过了香水味,鞋子脱在玄关,光着脚直接进了浴室。我给她泡了杯蜂蜜水放在床头,她洗完澡出来看都没看一眼,裹着被子就睡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把那条消息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最后把手机放回原位,什么都没说。
“要去几天?”我问她。
“一周吧。”沈梦站起来,把洗漱包塞进行李箱的侧袋,“那边有好几个景点,来都来了,不多玩几天亏得慌。”
“一周。”
“怎么了?不行吗?”她的语气忽然变得尖锐起来,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陈远,我天天在这个家里闷着,都快闷出病了!我就出去玩几天怎么了?你是不是连这个都要管?”
我没有回答。
她大概觉得自己语气太重了,缓了缓,走过来拉了拉我的手臂:“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担心我。没事的,明远哥很靠谱的,他经常出去旅行,经验丰富。我们就是去看看风景,拍拍照,很快就回来。”
“好。”我说。
沈梦愣了一下,可能是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一闪而过的愧疚。
但那丝愧疚转瞬即逝。她踮起脚尖在我脸上敷衍地蹭了一下,转身回卧室继续收拾东西。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枇杷树的叶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楼下张阿姨牵着她那条老京巴遛弯回来,抬头看见我,冲我摆了摆手。我也冲她摆了摆手。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沈梦拖着行李箱出门了。她站在玄关换鞋,回头冲屋里喊了一声:“冰箱里有速冻饺子,你自己煮着吃。我走了啊!”
门关上了。
走廊里传来行李箱滚轮碾过地砖的声响,咕噜咕噜的,越来越远,最后被电梯门开合的声音截断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站在阳台上没动。过了大概五分钟,楼下出现沈梦的身影。她拖着一箱子行李走到小区门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已经等在那里了。车门从里面推开,一个男人走下来,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看不太清那个男人的脸,但能看到他伸手拍了拍沈梦的肩膀。沈梦笑着说了句什么,弯腰坐进了副驾驶。
车子发动,尾灯在夜色里拉出两道红光,拐过街角就不见了。
我转身走回客厅。
茶几上放着她的结婚戒指。
我们结婚七年,她戴那枚戒指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开始说是怀孕了手指肿戴不上,后来孩子没保住,她又说戒指款式太老气,戴着丢人。我说明年攒了钱给你换个新的,她说算了,换了也还是戒指,都一样。
她今天出门之前把戒指摘下来了,大概是觉得出去旅行戴着不方便。
也可能是觉得在赵明远面前戴着婚戒不太合适。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彻底黑透了,久到楼上邻居家的电视机声音从综艺节目变成了晚间新闻,再变成了午夜剧场。
然后我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喂,李哥。对,是我。上次你说的那个买主,还在找房子吗?”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很意外,说你不是一直不肯卖吗。
“现在肯了。你帮我约他明天见个面。”
挂了电话,我走进卧室。衣柜的门敞开着,沈梦挑剩下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隔层上,有几件滑到了地上。她的梳妆台上瓶瓶罐罐摆了一大片,最中间是一瓶名牌香水,盒子上的价签还没撕——那是我上个月发工资时想给她买个生日礼物,在商场柜台犹豫了四十分钟,最终咬咬牙买下来的。
她不怎么用那瓶香水,嫌留香时间不够长。她用的是另一瓶,一个更贵的外国牌子,瓶身上印着一串我念不出来的法文。
那瓶香水不是我买的。
我走到床头柜旁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装着房产证、土地证和这几年的契税发票。房产证上写着我一个人的名字——这套房子是我爸妈掏空了积蓄付的首付,贷款是我一个人还的。买的时候我和沈梦还没结婚,她说加名字太麻烦了,以后再说。
后来她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我把文件袋拿出来,又从衣柜底层翻出结婚证和户口本,一起装进随身的背包里。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中介公司。
李哥是我们小区的老住户,做了十几年房产中介,对这一带的房源了如指掌。他看到我背着包进来,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试探着问:“真要卖?”
“卖。”
“那这套房子……你老婆同意吗?”
“不用她同意。”我把房产证放在桌上,“这是我的婚前财产。”
李哥翻开房产证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的表情,大概猜到了什么。他没有再问,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买主是一对中年夫妻,本地人,儿子明年结婚要买房。他们看中这套房子很久了,之前找李哥问过好几次,我一直没松口。男人姓张,在菜市场做水产生意,手上戴着一条粗金链子,说话嗓门很大但人很爽快。
“兄弟,你这房子我诚心要。你开个价。”
我说了一个数字,比市场价低了二十万。
张老板愣了一下,转头看了看他老婆,又看了看李哥。
“你这……这也太……”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三天之内签合同付全款,一周之内交房。里面的家具家电,除了我的私人物品,全部留给你们。”
张老板的老婆眼睛一下子亮了。这房子里有不少好东西——三年前新换的中央空调,去年买的双开门冰箱,还有客厅里那套实木沙发,是沈梦花了三万多买的,她坐的次数不超过十回。
“行!”张老板一拍大腿,“就按你说的!三天后签合同!”
走出中介公司的时候,李哥追了出来。
“陈远,”他递给我一根烟,声音压得很低,“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我把烟接过来,但没点。
“没事,李哥。就是不想过了。”
李哥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我请了年假,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把属于沈梦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打包。
她的衣服装了整整六个大号收纳箱。有些衣服吊牌还没拆,有的只穿过一次就被扔在角落里再也不碰。她的鞋子有三十几双,高跟鞋占了一大半,鞋底几乎都是干净的——她不喜欢走路,出门就打车,哪怕是去小区门口的美甲店,也要叫个网约车。
她的化妆品装了两个整理箱。光是口红就有四十多支,有些颜色几乎一模一样,我问她为什么要买一样的颜色,她说我不懂,质地不一样。
我确实不懂。
我还翻出了一本相册。那是结婚头两年拍的,那时候她还会跟我一起出去旅行。有一张照片是在青岛的海边,她穿着碎花裙子,海风吹得头发糊了一脸,她一边笑一边往我身后躲。我伸手护着她,被同行的朋友拍了下来。
照片里她的笑容是真心实意的。那时候她看我的眼神里,还有光。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可能是从我换工作之后。原来我在一家外企做项目经理,收入不低,但出差很多。她嫌我老不在家,闹了好几次。后来为了多陪她,我辞了那份工作,换了一家本地的小公司做技术主管,工资少了一半,但朝九晚五,周末双休。
我以为这样她就会高兴了。
结果她反而更不高兴了。因为我的收入少了,她的消费习惯却改不了。每个月信用卡账单寄来的时候,她就会发脾气,说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有本事,说她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嫁给我。
后来她不再抱怨了。因为她找到了新的消费来源。
赵明远。
我见过这个人两次。第一次是婚礼上,他作为沈梦的“娘家人”出席,端着酒杯拍我的肩膀说“以后好好对我妹”。第二次是去年,我在商场里撞见他们一起逛街,沈梦挽着他的胳膊,仰着头跟他说说笑笑。看到我的时候,她的手没有松开,只是很自然地说了句“明远哥来帮我挑个包,他眼光好”。
那天的包,是她自己付的钱。但后来我查过她的消费记录,同一天,赵明远的卡在珠宝店里刷了一笔两万八的消费。
我没有问沈梦。我知道问了她也不会说实话,而且她会反过来骂我小肚鸡肠、不信任她、疑神疑鬼。
我已经累了。
打包完所有东西,我把那六个收纳箱和两个整理箱搬到了楼下的储藏室里,给她发了条微信:“你的东西都在储藏室,钥匙在老地方。”
她没有回。
大概正在雪山的某个观景台上,和赵明远一起看星星。
第三天上午,张老板准时出现在中介公司。合同是李哥提前拟好的,条款清晰,一式三份。我在卖方那一栏签了名字,按了手印。张老板把银行卡插进POS机,“滴”的一声,七位数的金额划进了我的账户。
“兄弟,”张老板握着我的手使劲摇了摇,“你放心,这房子我们肯定好好住。你那几盆花我也帮你养着,我老婆最喜欢养花了。”
“谢谢。”
走出中介公司的时候,阳光很刺眼。我站在街边,看着手机银行里的余额,那些数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屏幕上,像是一个沉默的句号。
然后我打开了沈梦的微信聊天框。
上一次对话还是两天前,她发了一张雪山的照片,配文是“太美了”。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这边信号不好,有事留言。”
我输入了一行字,手指悬在发送键上停了几秒钟,最终按了下去。
“回来后我有事跟你说。”
消息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打了一辆车。
“师傅,去民政局。”
车窗外,这座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城市飞速后退。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路牌、熟悉的店铺招牌,像走马灯一样从眼前掠过。我想起七年前和沈梦领证的那个下午,她穿着白裙子,手里攥着一束路边买的玫瑰花,笑得眼睛弯弯的。民政局门口排着长队,她嫌热,嘟着嘴说“结个婚怎么这么麻烦”。
那时候我觉得她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女人。
现在也是。
只不过可爱这个词,在七年的时间里慢慢变了味道。变成了娇纵,变成了挑剔,变成了理直气壮的索取,变成了对我所有的付出都视而不见。
变成了一句轻描淡写的——“我跟朋友去雪山,你不认识。”
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陈远,你是不是连这个都要管?”
我闭上眼睛,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眼睛有点酸,但我不想哭。
八年了。八年婚姻,我花光了所有力气,最后只剩下一张售房合同和一份还没打印的离婚协议。
婚姻登记处的人不多。我拿了号坐在等候区,对面是一对来结婚的小年轻,两个人头碰着头填表格,女孩填错了一栏,男孩笑着说她笨,拿起笔帮她改。女孩仰头看他,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东西。
我别过头去,不想看了。
离婚的窗口在走廊尽头,和结婚的窗口只隔了二十米。这二十米,有人走了一辈子,有人只用了结婚到离婚的时间就走完了。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本结婚证,红色的封面已经有些褪色了。翻开来看,结婚照上的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笑容都有点僵硬,因为拍照的大姐一直在吼“新郎笑开一点,不要绷着脸”。
七年了。
我把结婚证合上,放回包里。
还不能办。离婚协议需要双方签字,而沈梦还在雪山上看星星。
我给她发的那条消息,她到现在都没回。
没关系。我不着急。反正等她回来的时候,这个家已经不存在了。
她会站在那扇熟悉的防盗门外,按响门铃。开门的是张老板的老婆,一个笑容憨厚的中年女人,穿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把没择完的韭菜。
“你找谁?”张老板的老婆会问她。
沈梦会愣在那里,以为自己在做梦,或者是走错了楼层。她会抬头看门牌号,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的脸色会从疑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愤怒,从愤怒变成一种她这辈子都没有体会过的情绪。
慌张。
她会掏出手机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声音发抖地问我在哪里,问我家里怎么会有陌生人,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会接她的电话。
我会告诉她,我把房子卖了。
我会告诉她,这个家,从你选择和他去雪山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存在了。
出租车停在了我新租的公寓楼下。
这是一栋老式的六层楼房,没有电梯,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我租的是顶楼一个小套间,一室一厅,四十平米,月租一千二。
上楼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我摸黑走到六楼,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扇漆面斑驳的木门。
屋里空空荡荡的。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简易衣柜。厨房小得转不开身,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马桶旁边就是淋浴喷头,拉个帘子就算隔断了。
但是这里很安静。
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我把背包放在桌上,掏出里面的文件袋、结婚证、户口本,一样一样地摆在桌面上。
然后我坐在唯一的那把椅子上,看着这些东西,发呆了很久。
沈梦大概会在三天后回来。
她会回来。
而我在这里等她。
一
沈梦回来的那天,下了雨。
不大,毛毛雨,细得像绣花针,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站在出租屋的窗户边往下看,正好能看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台。一辆从机场方向开来的大巴慢悠悠地靠站,车门打开,吐出来七八个拎着行李的人。
最后下来的是沈梦。
她拖着我给她买的那个玫瑰金行李箱,站在站台的雨棚下面,一只手举着手机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不耐烦地挥着,大概是在叫网约车。她穿着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白色羽绒服,领口上一圈蓬松的貉子毛,被雨丝打得湿漉漉的。脚上是一双雪地靴,也是新的,那种厚底的款式,踩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显得笨重而滑稽。
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来“老婆”两个字。这个备注是很久以前存的,那时候她还是我老婆,还没有开始每月和男闺蜜出去旅行,还没有把这个称呼变成我嘴里最苦涩的两个字。
我接了起来。
“陈远!”她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尖锐得我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了几厘米,“你在哪?!家里怎么有陌生人?!我的东西呢?!”
我靠在窗框上,看着公交站台的方向。隔着雨幕,她的身影模模糊糊的,像一个信号不好的电视画面。
“你不是去雪山了吗。”我说。
“我回来了!我问你家里怎么有别人?!我的衣服呢?我的化妆品呢?客厅的沙发怎么也不一样了?!”
“沙发?那是张老板家的沙发。我们原来那个沙发我卖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你卖了?”她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低到一种危险的频率上,“陈远,你到底在说什么?”
“房子卖了。上周三签的合同,周五过的户。你在雪山看星星的那个晚上,我收拾了所有东西。你的私人物品在楼下储藏室,六箱衣服,两箱化妆品,钥匙在老地方的地垫底下。”
“你疯了?!”
这两个字的音量大到我耳膜嗡嗡作响。站台上等车的人纷纷侧目,隔着这么远我都能看到沈梦攥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陈远你是不是疯了?!你把房子卖了?!你凭什么卖房子?!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我把窗户推开了半扇,让带着雨气的冷风灌进来。十一月的风已经很凉了,吹在脸上有点刺。
“沈梦,”我说,“那套房子,首付是我爸妈出的,贷款是我还的,房产证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结婚前买的时候,你说加名字麻烦。婚后七年,你从来没有提过要加名字,也从来没有还过一次房贷。我想卖就卖了,还需要问你吗?”
“可那是我们的婚房!”
“对,是我们的婚房。”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你住了七年的地方。你和赵明远去雪山的时候,想没想过那是我们的婚房?”
又是沉默。
这一次的沉默更长。电话那头只剩下她的呼吸声,又粗又急,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
“陈远,”她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又轻又软,那种我听了七年的、每次她做错事想要翻篇时都会用的语调,“你是不是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和明远哥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他最近刚失恋,心情不好,我就是陪他出去散散心。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你跟我解释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是‘我和明远哥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没吃饭。”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
“我煮了饺子。速冻的,猪肉白菜馅。冰箱里还剩半袋,我走的时候扔掉了,因为过期了。”我顿了顿,“你出门那天是六号,你跟我说速冻饺子在冰箱里。你记得今天是几号吗?”
她不说话。
“十四号。你走了八天。冰箱里那袋饺子是上个月买的,保质期三十天,已经过期了。”
“陈远——”
“你在雪山看星星的那几个晚上,”我打断她,“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七年,你有没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是真正把我放在心上的?”
雨下大了。毛毛细雨变成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窗台上,溅起一朵一朵透明的水花。公交站台上的人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沈梦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白色的羽绒服在灰蒙蒙的雨幕里格外显眼。
“你在哪?”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慌,“陈远你在哪?!”
“你身后那栋楼,六楼,右手边第一扇窗户。”
她猛地转过身来。
隔着雨幕,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我看到她仰起头,目光在灰扑扑的老楼墙面上扫了一圈,最后定在了六楼我的窗户上。
她看不清我。但我看得清她。她脸上的妆被雨水冲花了,睫毛膏晕开在眼底,两团乌黑。嘴唇哆嗦着,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气的。
“你下来!”她对着电话喊,声音破了音,“你给我下来!”
“行李别淋坏了,”我说,“那箱子三千八呢。”
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看着她站在原地跺了一下脚,然后拖着箱子冲进了小区大门。楼下传来高跟鞋踩在水洼里的声音,噔噔噔的,一声比一声急。
楼道里的声控灯被她喊亮了,昏黄的光从楼梯间的窗户透进来。我听见她爬楼梯的声音——一楼,二楼,三楼,脚步声越来越重,越来越快,中间停下来喘了两口气,然后又接着往上爬。
四楼,五楼,六楼。
门被砸响了。
“陈远!开门!”
我走过去开了门。
沈梦站在门口,整个人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落汤鸡。白色的羽绒服贴在身上,领口的貉子毛湿成一绺一绺的,头发也乱了,一缕一缕地粘在脸颊上。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一团的白雾。
她身后是昏暗的楼道,声控灯在她砸门的时候亮了,现在又灭了。
我侧身让开门口。
“进来吧。”
她冲进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我,而是扫视这个房间。她的目光从那扇漆面剥落的木门上扫到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从那张摇摇晃晃的折叠桌上扫到那个只有两扇门的简易衣柜,从那个没有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扫到那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
她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之内经历了好几种变化——震惊、不信、愤怒、恶心,最后定格在一种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情绪上。
恐惧。
“你……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她的声音在发抖。
“一个月一千二,”我说,“水电另算。”
“你疯了!”她转过身来瞪着我,眼眶里全是红血丝,“你把那么好的房子卖了,跑来住这种狗窝?!陈远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边还有一个椅子。”我指了指墙角。
墙角有一把折叠椅,是我昨天从楼下旧货市场花十块钱买来的,坐垫上有个破洞,露出了里面发黄的海绵。
沈梦没有去坐那把椅子。她站在屋子中间,浑身湿漉漉的,雨水顺着她的袖口一滴一滴地滴在地板上,汇成一小滩。
“你把卖房子的钱给我。”她忽然说。
我看着她。
“你说什么?”
“卖房子的钱。”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的颤抖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我熟悉的、不容置疑的语气,“那是我们的婚房,卖了的钱有一半是我的。你把我的那一半给我。”
我笑了。
不是讽刺的笑,也不是愤怒的笑。就是单纯的、觉得好笑的、忍不住的笑。
“沈梦,你听没听过一个词叫婚前财产?”
她的脸色白了一下。
“我们是合法夫妻,婚后的财产——”
“这套房子是我爸妈在我结婚前付的首付。婚后七年的贷款,每一分钱都是从我的工资卡里划出去的。你的工资卡,七年了,往家里交过一分钱吗?”
她不说话了。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里的水光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你的工资,你买衣服了,你买包了,你买口红了,你做美甲了,你和赵明远去旅行了。”我一桩一桩地帮她数,“结婚七年,你往这个家里花的每一笔钱,都是花在你自己身上。你没有为我买过一件衣服,没有为这个家交过一次水电费,没有请我吃过一顿饭——哪怕是最便宜的路边摊。”
“我——”
“甚至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都在跟赵明远打游戏。”我的声音还是很平静,“去年,我三十五岁生日,你记不记得?”
她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那天早上我跟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想想。你说什么来着?你说——哦,超市会员日,有打折。”
沈梦的脸彻底白了。
“那天晚上我自己去楼下吃了一碗面。牛肉面,加了两个蛋。老板娘问我怎么一个人来过生日,我说老婆加班。”我看着她的眼睛,“你没有加班。你在家,在沙发上躺着,跟赵明远连麦打游戏。我出门的时候你还喊了我一声,说回来的时候带瓶可乐。”
屋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雨声。
沈梦的身体晃了一下,她伸出手扶住桌子边沿,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陈远,”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离婚了?”
“不是早就想好的。”我说,“是你去雪山的第二天晚上想好的。”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生。”我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她,“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想了很久。我把我们从结婚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想了一遍。然后我就想通了。”
沈梦接过那份文件。她的手抖得厉害,纸张哗啦哗啦地响。
离婚协议书。
一式三份。
“财产分割那一栏你自己看,”我说,“房子已经卖了,钱在我的账户里,属于婚前财产变现,不参与分割。共同存款一共八万六,一半归你,四万三。你的私人物品已经全部打包在储藏室,你随时可以拿走。你名下的信用卡债务归你自己,我名下的归我自己。没有孩子,没有抚养权纠纷。”
她翻到财产分割那一页,目光在那一行数字上停住了。
“四万三?”她的声音尖了起来,“你卖了房子拿了那么多钱,就给我四万三?!”
“我给你的是法律规定的部分。”我说,“多一分,都没有。”
“陈远你不能这样!”她忽然崩溃了,把手里的离婚协议摔在桌上,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我们是夫妻!七年的夫妻!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绝情?”
我拉开折叠椅坐下来,仰头看着她。她的妆已经彻底花了,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把整张脸糊得狼狈不堪。她站在这个四十平米的破旧出租屋里,穿着几万块的名牌羽绒服,拖着一个三千八的行李箱,哭得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沈梦,你知不知道,”我的声音很轻,“每次你出门旅行,我都会站在阳台上看你的车开走。每次你回来,我都会提前把家里收拾干净,做好饭等你。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个阳台一眼。从来没有。”
她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每天做好饭等你的丈夫?”
她不回答。
“有没有想过那个为了你辞了高薪工作、只想多陪陪你的丈夫?”
她还是不回答。
“有没有想过——”我的声音终于开始有了波动,“你陪男闺蜜去看星星的那个晚上,有个男人在家里的沙发上坐了整整一夜,想不通自己到底输在哪里。”
她抬起脸看我。那双通红的眼睛里终于出现了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委屈,不是她惯常用来应付我的那些情绪。
是后悔。
是我等了七年、从来没有在她脸上见到过的后悔。
“陈远,”她蹲下来,蹲在我面前,两只手抓住我的膝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不去找明远哥了,我再也不跟他出去了。你让我回来,我们重新开始——”
我低头看着她。
这个女人,七年前她穿着白裙子攥着一束玫瑰花嫁给我,笑容亮得像全世界的光都落在了她脸上。七年后的今天,她蹲在一间月租一千二的破出租屋里,满脸是泪地求我原谅她。
我把她的手从膝盖上拿开了。
“协议签了吧,”我说,“明天去民政局。”
“我不签!”她猛地站起来,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门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不离婚!我死也不离婚!”
“你死了,赵明远会来参加你的葬礼吗?”
她愣住了。
“他会不会我不知道,”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得更大了一些,让冷风灌进来把我吹醒,“但我会。”
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没有回头。
“沈梦,协议我放桌上了。你什么时候想签都可以。门没锁,你想走随时可以走。”
我看向窗外。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小了,细密的水雾在城市的灯火里浮动,像一层揭不开的薄纱。远处的车流在湿润的马路上拉出长长的倒影,红的黄的白的,融化成一片模糊的光。
这座城市还是这座城。
只是有一个家,已经不在了。
二
沈梦走的时候没有关门。
楼道里的穿堂风灌进来,把那扇漆面斑驳的木门吹得吱呀作响。我坐在折叠椅上没动,听着她高跟鞋的声音从六楼一路响到一楼,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单元门关闭时那一声沉闷的钝响彻底切断。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灰蒙蒙的天裂开一道缝,透出一小片惨淡的日光,照在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往下看。沈梦站在小区门口,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举着手机贴在耳边,肩膀一抽一抽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跟电话那头的人发火。过了大概五分钟,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停在她面前。她拉开车门钻进去,行李箱滚轮溅起一片水花。
车开走了。
我把窗户关上,坐回折叠椅上,点了一根烟。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抽烟。只有烦到极点的时候才会点一根,也不往肺里吸,就是含在嘴里,看着烟雾在空气里慢慢散开,像在看一个很慢很慢的倒计时。
手机响了一声,是微信消息。
沈梦发来的。只有一行字:“陈远,你会后悔的。”
我看了一眼,把屏幕按灭了。
会后悔吗?也许会吧。但我知道,如果继续跟她过下去,我会更后悔。
后悔当初辞了那份好工作。后悔在发现第一张可疑的信用卡账单时选择了相信她的解释。后悔在她第一次深夜醉醺醺地回家、身上带着别人的香水味时,还给她泡了一杯蜂蜜水。
后悔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傻子。
我把烟掐灭在窗台上,站起来开始收拾屋子。说是收拾,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这个四十平的出租屋里,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简易衣柜和几件换洗衣服。厨房里只有一口锅、两个碗、一双筷子。
我把散落在桌上的离婚协议整理好,夹进户口本里。证件照上沈梦的脸被钢印压了一道浅浅的凹痕,那是在民政局拍的——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拍照的大姐一直吼着让我们笑开一点。
照片上的我笑得很用力,像个傻子。
沈梦也笑了。但那笑容,我现在回头去看,更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如释重负的轻松。
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微信,是电话。屏幕上跳出来的名字不是沈梦,而是“妈”。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
“远子!”我妈的声音永远是中气十足的,哪怕隔着两百公里都能震得我耳膜嗡嗡响,“你在哪呢?你爸说想你了,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
“最近忙,过段时间吧。”
“忙啥呢?你们公司不是淡季吗?”
“辞了。”
“辞了?”我妈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什么时候的事?!”
“三个月前。”我说,“换了家小公司,工资比以前少点,但离家近。”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我妈虽然嗓门大,但人很精,一下子就听出了不对。
“远子,”她的声音沉了下来,“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犹豫了很久。
“妈,”我终于开口了,“我和沈梦……可能要离了。”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然后是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早该离了。”我妈说。
我愣了一下。
“你以为是突然的事?”我妈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隐忍了很久的心疼,“这些年我和你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你那媳妇是个什么人,我们不是不知道。你爸每次从你那回来,脸都要黑好几天。他就是嘴上不说。”
“爸他——”
“你爸说你瘦了。每次去都瘦一圈。问他怎么瘦的,他就摇头不说话。后来有一次你不在家,你爸在阳台上坐了一下午,回来以后眼眶都是红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咱儿子那日子,不是人过的。”
我的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妈,你们怎么不早跟我说?”
“跟你说什么?你那性子我还不清楚?别人越劝你越犟。当年让你别辞那个工作,你听了吗?让你结婚前把房子的事说清楚,你听了吗?”我妈的声音哽了一下,“你跟你爸一个德行,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非得自己撞了南墙才肯回头。”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离了就离了吧。妈不说别的,就问你一句——你自己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那还犹豫什么?”
“没犹豫。”我说,“协议都打好了。”
“那就去办。”我妈的声音重新变得坚定起来,“办完了回家来住几天。让你爸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我在折叠椅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又阴了下来,光线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屋里没开灯,暗得像黄昏提前降临了。
手机第三次响起。这次是个陌生号码。
“喂?”
“请问是陈远先生吗?”对面是个客客气气的男声,普通话很标准,背景音里有键盘敲击的声音,“我是赵明远。”
我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沈梦告诉我的。”赵明远的声音不紧不慢,“她刚才来找我了,哭得很厉害。她说你把房子卖了,要跟她离婚。”
“对。”
“我能不能问一下,”他的语气依然是那种彬彬有礼的、让人听了只想一拳砸上去的平静,“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冲动?”
“对。夫妻之间的事情,坐下来好好谈不行吗?房子是大事,你连商量都不商量就卖了,是不是有点——”
“赵先生,”我打断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跟沈梦去雪山,住的是几间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这一瞬间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响亮。
“陈先生,我觉得你误会了——”
“我没误会。我再问你,你们旅行这八天,沈梦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哪怕一次?”
又是一阵沉默。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她还有个丈夫在家等她?”
赵明远没有回答。
“赵先生,”我靠在椅背上,声音很平静,“你既然打电话来了,我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我卖我的房子,跟你没关系。第二,我和沈梦离婚,也跟你没关系。第三——”
我顿了顿。
“第三,你如果真的心疼她,以后对她好点。她不喜欢吃香菜,别带她去吃火锅。她冬天手脚冰凉,晚上睡觉前记得给她灌个热水袋。她发脾气的时候你别跟她顶,哄一哄就好了。她说反话的时候,你要听得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陈先生——”
“我还没说完。”我的声音依然平静,“还有最后一点——你以前送她的那些东西,包、首饰、香水,她都很喜欢。但她最喜欢的,是有人把她放在心上。我做不到了。你如果能做到,那也挺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棵被雨打湿的枇杷树,“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人,我让给你了。她没什么不好的,只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没那么开心。也许跟你在一起她会开心一点。如果是这样,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赵明远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电话了。
“陈远,”他再开口的时候,声音里那层礼貌的伪装褪去了一些,露出底下一种我说不清的情绪,“你是不是……从来就没喜欢过沈梦?”
“不。”我说,“我太喜欢她了。喜欢到把自己弄丢了。”
电话挂断了。
窗外的枇杷树在风里摇了摇,抖落一地水珠。我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想起去年夏天枇杷熟的时候,沈梦说想吃,我搬了梯子爬上去摘。她在下面扶着梯子仰头看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很好看。
她当时笑着说,陈远你小心点,别掉下来。
那是很久很久以来,她第一次用那种担心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摘了满满一盆枇杷,胳膊被树枝划了好几道血口子。她拿了碘伏给我涂,涂得很仔细,一边涂一边嘟囔说你怎么这么笨,摘个枇杷都能挂彩。
那天晚上她很开心。
我以为她开心是因为枇杷甜。
后来我才知道,她开心是因为那天赵明远失约了,没来接她去吃饭。那盆枇杷,不过是个替代品。
我拉上窗帘,把窗外的枇杷树遮住。
天彻底黑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手机震动吵醒了。不是电话,是微信消息,一连串的,震得手机在桌上跳个不停。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沈梦。
她发了很多条消息,时间跨度从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显然一夜没睡。
“陈远你睡了吗”
“我睡不着”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 我在我妈家 我妈把我骂了一顿 她说我作”
“她说你是个好人 让我别作 说你不会真的要离婚的”
“你告诉我 你不会真的要离婚的对不对”
“你只是在生气”
“你气消了就会回来接我的”
“对吧”
然后是早上七点发的一条:
“我刚才给我妈看了离婚协议 她又骂我了 说上面连你爸妈给你的那套房子都写成了婚前财产 她说你肯定是找了律师 她说你早就算好了”
“陈远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
我翻完了所有消息,没有回复。
接下来的一条消息隔了半小时才发来,只有六个字:
“你在哪 我来找你”
我正要打字回复,门就被敲响了。
不是敲,是砸。
和昨天一样急促的、带着怒气和委屈的砸门声,在清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打开门。
沈梦站在门口,和昨天的狼狈不同,她今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脸上的妆化得很精致,该遮的都遮住了,只有眼睛底下的青黑色透出一夜未眠的痕迹。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身后站着一个中年女人,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烫着老式的小卷,脸上的表情介于尴尬和愤怒之间。
我认识这个人。
刘素芬,沈梦的母亲。
“妈——阿姨,”我下意识地改了口,“您怎么来了?”
“我能不来吗?”刘素芬的声音沙哑而急促,她一把推开沈梦,自己挤进了屋里。目光扫过这个四十平的出租屋时,她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你就住这儿?”
“对。”
刘素芬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眼眶是红的,显然是哭过。但此刻她的目光里更多的不是伤心,而是一种丈母娘特有的、带着审视意味的打量。
“小陈,”她的语气比我预想的要平静得多,“我不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是替沈梦跟你道歉的。”
“妈!”沈梦在她身后叫了一声。
“你闭嘴。”刘素芬头也不回地呵斥了一句,然后继续看着我,“这个死丫头做了什么,我都知道了。跟别的男人出去旅行,八天不着家,把老公一个人扔在家里——这些事,我们老沈家丢不起这个人。”
她说着,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放在桌上。
塑料袋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里面装的东西不少。
“这是十万块钱。”刘素芬说,“是我和你叔这些年攒的。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意。我知道她把你的心伤透了,但你们毕竟是七年夫妻,说离就离,是不是太——”
“阿姨,”我打断她,“钱您拿回去。”
刘素芬的脸色僵了一下。
“这钱不是买房子,也不是买你的原谅。”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就是——就是我这个当妈的替她不值。小陈,我不是替她说话,这死丫头确实作了,作得没边了。但你俩过了七年,总有点情分在吧?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阿姨。”我再次打断她,语气依然很平静,“情分这个东西,不是拿来讨价还价的。”
刘素芬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知道您今天来是一片好心。但是阿姨,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沈梦今年三十三了,不是十三。她每个月跟别的男人出去旅行,这件事不是头一回。您知道吗?”
刘素芬的嘴唇抿紧了。
“您不知道。”我替她回答了,“因为她从来不跟您说实话。每次您问她在哪,她都说跟闺蜜在一起。她那个做美甲的闺蜜,叫什么来着,小雅——被她拿来当了多少次挡箭牌?”
“那你怎么不早说?”刘素芬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你早跟我说,我早就——”
“早就什么?”我看着她的眼睛,“早就骂她一顿?早就让她改正?阿姨,您觉得有用吗?七年前我娶她的时候,您跟我说,远子,梦梦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以后你多担待。我担待了七年。七年里她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在担待。可是担待这个东西是有极限的。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房子的问题,是——”
我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是这儿。这儿空了。填不回去了。”
屋里安静下来。
沈梦靠在门框上,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有出声。她的马尾散了一缕,垂在耳边,被眼泪粘在脸颊上。
刘素芬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红色的塑料袋,指节发白。她看着我,又回头看了看沈梦,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无奈,从无奈变成了深深的疲惫。
“远子,”她忽然换了称呼,“你叫我一声妈,叫了七年。今天我来找你,不是以丈母娘的身份来的,是以一个当妈的身份来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看着她的眼睛。
“阿姨,”我说,“我卖掉的,不是家。是房子。家这个东西,早就没了。”
刘素芬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她把手里的红色塑料袋重新装回包里,转身走向门口。经过沈梦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走吧。”
沈梦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她妈。
“走。还嫌不够丢人?”刘素芬拽着她的胳膊往外拉,“回去再说。”
沈梦被我丈母娘——不,被刘素芬拽走了。走廊里传来两个人压低了声音的争执,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
最后是刘素芬的一声叹息。
“你这丫头,就是活该。”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一切重新归于安静。
我关上门,走到桌边坐下。桌上那三份离婚协议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我拿起笔,在男方签名栏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陈远。
两个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都没有抖。
我把笔放在旁边,看向窗外。天终于放晴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对面的楼顶上,把那些太阳能热水器照得闪闪发光。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沈梦发来的微信。只有四个字。
“我恨你。”
我看着这两个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回复。
恨就恨吧。
至少,我不用再假装爱她了。
三
刘素芬拽着沈梦走了以后,我在那把破折叠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上午。
也不是在想什么,就是坐着。窗外的天彻底放晴了,十一月难得的好太阳,照在对面的楼顶上,把那些太阳能热水器晒得亮晃晃的。楼下有人在晾被子,两个老太太隔着晾衣绳聊天,声音传不到六楼来,只能看见她们一张一合的嘴和偶尔挥舞的手臂。
我忽然觉得很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屋里没人说话的那种安静,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沉甸甸的安静。以前住在那套婚房里的时候,家里也不怎么吵——沈梦要么在刷手机,要么在跟赵明远连麦打游戏,戴着耳机,偶尔发出一两声笑。我跟她说话,她要么“嗯”一声,要么头也不抬地说“等会儿”。
那种安静和现在的安静不一样。
那种安静里,有一个人在旁边,但心不在。现在的安静里,只有我自己,但心回来了。
我站起来把桌上的三份离婚协议收好,放进随身的背包里。十万块的红塑料袋还在桌上,刘素芬走的时候忘了拿——也可能是故意的,留在这里等我回头。
我把塑料袋扎紧,放进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等办完手续,再还回去。
手机响了。不是沈梦,是张老板。
“兄弟!”张老板的声音永远是那种炸耳朵的大嗓门,“你那个储藏室的东西什么时候搬走啊?我老婆说想把储藏室改成个小仓库,放点干货。”
“这两天就搬。”
“行,不急不急。我就是问问。”张老板顿了顿,声音忽然压低了,“对了,昨天你老婆——你前妻,来过了。”
“我知道。”
“她敲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你呢,一开门,一个女的站在门口,脸色白得跟纸似的。她就问了一句——陈远呢?我说陈远把房子卖给我了。她当场就愣了,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我老婆看她可怜,还给她倒了杯水。”
“她喝了吗?”
“没喝。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魂不守舍的,电梯都忘了按,直接走楼梯下去的。”张老板叹了口气,“兄弟,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嫌我多嘴。那女的走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背影,觉得她好像是真后悔了。”
我看着窗外的枇杷树,没说话。
“后悔”这个词,太轻了。人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会后悔,但失去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的后悔就回来。
这一点,沈梦大概刚刚开始体会到。
“张哥,”我说,“储藏室的东西我这两天搬走。麻烦你跟嫂子说一声。”
“好嘞!”
挂了电话,我背上包出了门。今天是周一,民政局应该正常上班。
走到公交站台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座机号码,本地的。
“喂?”
“请问是陈远先生吗?这里是XX律师事务所,我姓赵。”
赵?
“赵明远?”我下意识地问。
“不不不,”对方赶紧解释,“不是那个赵明远。我是受沈梦女士委托的律师赵薇,和那个赵明远没有关系。”
沈梦请了律师。
我站在公交站台上,看着一辆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您说。”
“是这样的,沈梦女士今天上午来我们所里咨询了离婚相关的事宜。她的诉求是——第一,婚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售房款应当平均分割。第二,她主张您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冷暴力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要求您承担相应责任。第三——”
“赵律师,”我打断她,“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请说。”
“沈梦跟您说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提过一个叫赵明远的人?”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没有。”赵律师的语调依然专业而平静,“沈梦女士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好。那我跟您说几件事。第一,婚房是我婚前财产,首付是我父母出资,贷款是我个人偿还,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我有完整的银行流水和购房合同可以证明。第二,冷暴力——这个词您确定她用对了吗?七年来我有记录的所有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信用卡账单、旅行记录,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全部提供。第三——”
我顿了顿。
“第三,建议您回去再跟她确认一下,她手机里和赵明远的聊天记录删干净了没有。”
赵律师沉默了几秒钟。
“陈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证据,您确定您都有?”
“我确定。”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提出离婚?”
“因为我以为她会回头。”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赵律师的语气变了,变得不那么专业了,多了一点属于普通人的人情味。
“陈先生,既然您这么说,那我跟您说句实话。你这个案子,我接了。但不是为了帮她跟你打官司——而是让她看清楚,自己到底输在哪里。”
“什么意思?”
“她来找我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说你的不对。说你不关心她,说你冷落她,说你把房子偷偷卖了是存心报复。我问她——你老公为什么卖房子?她就哭了。哭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赵律师叹了口气,“后来我问她,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提过离婚的原因?她说你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上面写得很清楚。我让她给我看,她不给。我就知道,协议上写的肯定不是她想让我看到的东西。”
“协议上写的都是事实。”
“我相信。”赵律师说,“所以这个案子,我会跟她好好谈一谈。不是谈怎么告你,而是谈——她到底做了什么,才把一个男人逼到这个份上。”
我挂了电话,公交车正好来了。
车上没什么人。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这么多年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地晒过一次太阳。以前总是忙着上班、忙着还贷、忙着给沈梦做饭、忙着在她出门的时候替她收拾行李。
现在不用忙了。
那些空出来的时间,全都变成了我自己的。
车到了民政局那一站,我下车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沈梦发来了一条消息。
“你找了律师?”
我回了一条:“是你找了律师。”
她秒回:“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再回。
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处和结婚登记处在同一个大厅里,中间隔了一块屏风。左边是来结婚的,小年轻们头挨着头填表格,女生化了精致的妆,男生穿了衬衫,两个人时不时低声说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右边是来离婚的,中年人居多,坐在排椅上隔得老远,各自低头刷手机,偶尔有一两句低声的争执——“孩子归谁”“房子怎么分”——然后又被沉默吞没。
我取了号,坐在最角落里的一把排椅上。
等了大概十分钟,门口进来一个人。
沈梦。
她换了一身衣服——黑色的长款大衣,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披散着,脸上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眼睛底下两团青黑,嘴唇干得起皮。
她看到我了。
然后她走过来,在我旁边隔了一个位置坐下。
我们之间空着一把椅子,像一条河。
“你怎么知道律师的事?”她先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
“赵律师给我打了电话。”
沈梦的脸色白了一下:“她跟你说了什么?”
“说你从头到尾都在说我的不对。”
“难道不是吗?”她忽然转过头来,眼眶又红了,“陈远,你把房子卖了,你让我连个家都没有了!你凭什么说你是受害者?!”
旁边几对等离婚的夫妻纷纷抬头看过来。
我没有压低声音,也没有提高音量:“那你为什么不敢把离婚协议给律师看?”
她张了张嘴。
“协议上写的什么,你比谁都清楚。”我看着她的眼睛,“你不敢给别人看,是因为你知道,任何人看了那些东西,都会觉得你是过错方。”
“我——”
“你的手机里,和赵明远的聊天记录,删了吗?”
沈梦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
“你查我手机?”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起来,“陈远你竟然查我手机?!”
“我没有查。”我说,“但我猜得到里面有什么。因为一个正常的、心里没鬼的妻子,不会在跟丈夫解释的时候说‘信号不好’,也不会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专门把婚戒摘下来。”
沈梦的手不自觉地摸向了自己光秃秃的无名指。
“你跟赵律师说,你老公冷暴力你。”我继续说,“那我问你——去年我生日那天,你记不记得你在干什么?”
她不说话。
“那天我一个人去楼下吃了碗面,你说你在加班。但你的微信步数那天是三百七十二步。从卧室到客厅是六步,从客厅到卫生间是四步。三百七十二步,你在家里走了一整天,没有出过门。”
沈梦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上个月你跟我说周末要加班,不能陪我去看我妈。我信了。后来我在你手机里看到一条消息,赵明远发给你的——‘周末去你新发现的那家日料店?’你回他,‘好啊,正好周末有空。’”
“你——”
“我没有查你手机。你忘了,你换新手机之前,旧的那部扔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一下。”
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没人再低头刷手机,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左边结婚登记区的小年轻们也停下了填表的手,隔着屏风探头探脑地张望。
但我不在乎了。
“沈梦,”我说,“七年。整整七年。每次你出门,我都在阳台上看着你的车开走。每次你回来,我都做好饭等你。我以为你总有一天会回头看一眼那个阳台。可是你没有。一次都没有。”
沈梦的身体开始发抖。
“你刚才说,我让你连个家都没有了。”我站起来,低头看着她,“那我问你——你给我一个家了吗?”
她没有回答。
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一滴一滴地砸在她黑色大衣的衣襟上。
“你说你陪我出去旅行过一次吗?没有。你说过你哪怕一次——老公辛苦了——吗?没有。你记得我的生日是哪一天吗?你连我多少岁都不知道。”
她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嫁给赵明远吧。”我说。
整个大厅都安静了。
“他不是失恋了吗?不是心情不好吗?你陪他散心,陪他看星星,陪他聊到半夜。你把所有的时间、耐心、温柔都给了他。那你也把余生给他吧。”
我拿起包,往门口走去。
“陈远!”
她喊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你去哪?!”
“公司加班。”
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讽刺。七年了,她用这四个字骗了我无数次。今天,我用这四个字还给她。
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我没有回头。
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太阳正好升到了正中间。阳光铺满了整条街,把法桐的叶子照得金黄透亮。
手机响了。不是沈梦,是李哥。
“远子,”李哥的声音带着点急切,“你那个储藏室的东西,今天搬不搬?”
“搬。”我说。
“那我帮你叫个搬家公司?我认识一个,便宜。”
“不用。我找好了。”
挂了电话,我翻出一个号码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就接了。
“喂,您好,如意搬家公司。”
“你好,我要搬一个储藏室的东西。地点发给你了。东西比较多,大概六箱衣服,两箱化妆品。搬到下面的地址。”
“好嘞,下午两点到。”
“谢谢。”
我挂了电话,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很凉,带着深秋特有的那种清冽。
但我终于能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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