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初的武昌鱼梁洲仍留着战火的焦味，江风里却多了一层解放后的轻松。就在这里，中央中南局宣布：湖北省委自即日起正式运转，书记李先念。当时他32岁，刚刚指挥完武汉会战，衣袖上还残留粉尘。有人笑问他累不累，他摆手道：“湖北的担子，比山还重。”一句轻描淡写，道尽随后五年责任之巨。

省委班子总计9名常委。李先念之外，职务排序从第一副书记开始。排在首位的刘建勋，年届37岁，太行山区出身的大管家。抗战时他在八路军三地委负责组织，人称“算盘书记”——见到卡子、表格、章程就两眼放光。湖北刚收复，他迅速建立县级政权网络，数百份任命电文一天之内发完，中南局评价：行政效率全区第一。1961年，他调往河南主政，日后成了正部级老省长。

第二号军人色彩最浓。王宏坤，时年35岁，上将军衔后来才授，可桐柏山里早已传他“迅捷司令”的绰号。南阳、襄阳解放战报里，王宏坤经常独占大字标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华东海军组建，他接受调令奔赴舟山，以海军副司令员身份转入蓝色战场，这段湖北履历仅一年有余，却为地方留下完整民兵骨干体系。

同样来自大别山的程坦，比李先念年长10岁。黄麻起义枪声响起时他就在队伍里，后来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湖北省委一挂牌，程坦兼宣传部长，颜色斑斓的标语在汉口码头一天就挂满。他对干部说：“宣传不是喊口号，要讲道理。”这句话后来被青年学生抄进笔记。1954年，程坦进京任监察部副部长，直到1980年病逝。

名单继续向下。刘子厚的身影多半出现在会议室灯光下。此人善长调研，常戴一副黑框眼镜，话不多，放下纸笔就直奔农村。粮食统购统销试点，他三天跑完蔡甸、江夏、咸宁，带回一摞厚厚田亩登记簿。1956年党的八大，他当选中央委员，仍保持晚间看文件到子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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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王树声，生于1905年，比李先念整整大十岁。麻城起义、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路军，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有他名字。进城以后他主动请求再回军中。1954年授衔时，他列入十大将序列。湖北干部会议上，王树声语速极快：“军队要守纪，地方同样要守纪”，一句话压住了会场的杂音。

省城街头偶尔能碰见第六位常委聂洪钧，个子不高，步子却大。他出身咸安贫苦农家，20岁时在赣北秘密印刷油印报，“小聂”由此得名。解放后，他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久又去国务院粮食部任副部长。在湖北，他推行粮食定量制，让战后市场迅速稳定，老百姓口碑极好。

紧随其后的是王任重。河北衡水人，湖北干部却喊他“老王”。1953年省委换届，他接棒书记，最棘手的洪涝和财政双重压力等着处理。他主张“让工厂自己找路子”，放权给企业，效果立竿见影。晚年位列国务院副总理，仍常提汉口江滩的夜跑记忆。

排第八的郝中士，青年时代在北平参与“反帝大同盟”，脾气又直又烈。解放战争中他南下粤东，带队扫清沿海数县地下组织。进湖北后，主要抓农口。一次省农委夜谈时，有干部抱怨排涝机械短缺，郝中士当场起身：“明天我去库房拉设备。”与会者至今称那是最痛快的决定。1985年病逝，遗体告别那天，花圈挤满礼堂。

最后一位常委袁振，出身山东掖县渔村，却对钢铁工业情有独钟。南下干部支队进入华中，他主动请缨到工矿。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他任副总指挥，踩着淤泥测流速，被技术员劝阻，他只留一句：“脚底下泥沙的数据比图纸实在。”1954年后调往鞍钢，又转山西，直到晚年仍随身带一本机械结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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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常委背景各异：有久经沙场的大将，有精于笔墨的政工，有善统筹的经济专家。李先念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上说：“我们像一支杂牌军，却要打出正规军的成绩。”语言朴素，目标明确。事实也正如此，1950—1954年湖北完成征粮、剿匪、土改三大任务，干部队伍从不足两万人增加到近十万，基层政权覆盖98%的乡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过12%。这一串数字，背后正是这9人同心协力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省委成立当天，武汉长江大桥仍然只是蓝图。五年后桥墩已拔地而起，钢梁横跨江面。许多老武昌人回忆，大桥夜间施工的探照灯在江面拖出银线，与解放初期载歌载舞的“胜利之夜”相互辉映，成为城市最醒目的记忆点。

1954年秋，随着中央分区体制调整，李先念奉调北京，湖北省委第一届班子宣告完成使命。它的成员此后或转战海军、或主政中州、或步入国家机关，却都把那段五年的记忆视作政治生涯的基石。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句批注常常出现：“尽快办，莫拖。”朴素八字，恰是那一代人留给湖北最质朴的手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