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学历史课还有些残存记忆的朋友,应该记得两个词,圈地运动和羊吃人。

“羊吃人”是当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写的。原话的意思是,绵羊本来是最温顺的牲口,现在倒好,它们变得能吃人了,把田地房屋,整个村庄都吞下去。

十五十六世纪那几百年的英格兰乡下土地,名义上全是国王的,国王分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往下分,一层套一层,分到村子这一级,真正下地干活的农民,绝大多数手里没有一张地契。

他们种着脚下这块地,爹种完儿子种,儿子种完孙子种,农民每年给庄园主交租出力,换一个继续种下去的资格。

还有真正重要的公地,村边那片没开垦的荒地林子和草甸。尤其是那些压根没分到地的赤贫户,放一两只鹅,捡柴火换钱,采点野果野菜,全指着这片公地活命。

当然这套东西也不是啥美好的田园牧歌,累死累活人身还不自由,只是让最底层的人活下去,而且它运转了几百年。

然后羊毛价格涨起来了。

纺织业起来了,欧洲大陆突然巨缺羊毛,英国的羊毛质量好,出口能赚大把的钱。地主拨了拨算盘,同样一块地,我种粮食,得雇一堆佃农,收一年到头那点租子。我要是把佃农轰走,把地圈起来养羊,一个牧羊人加一条狗,看管几百只羊,羊毛一剪,钱哗哗地来。

一块地养羊的收益,可能是种粮的好几倍,而且省掉了一大帮要吃要喝要闹事的人。

于是篱笆就竖起来了。

地主开始把敞田圈起来,把公地也圈起来,合并围拢变成一片一片连绵的牧场。法律上他有各种办法,有的是跟佃农的租约到期不再续,有的是干脆暴力驱赶,有的是钻习惯法的空子,反正有的是各种骚操作手段。

佃农世世代代在这块地上生活,但他们没有一张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契约,他们的权利是一种约定俗成,是村子默认了几百年的规矩。地主现在突然不认这个规矩,他们也没啥办法。

想象那个场景,一家人祖祖辈辈在这儿,突然被告知地没了,公地也圈起来不对公了,房子还得拆掉,一夜之间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能往哪去呢,只能进城。可那时候的城市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能接住这么多人,于是这些人就在英格兰的路上乞讨偷窃,聚啸成群。

英国政府一看这么多被赶出来的流民,是不是救济一下呢?想了想还是法律伺候方便。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这段时间,英国出了一连串济贫法,说是济贫实际上应该叫流浪惩治法。

第一次抓到流浪乞讨的人,鞭打;再犯,割掉一只耳朵;三犯,直接绞死。有记载说亨利八世一朝,因为流浪罪被处死的有好几万人,亨利八世怕是历代脱贫效率最高的君主了。

不过确实那时的底层人太苦逼了,地被圈走了,没法活被逼去流浪,然后法律不准流浪要被吊死。

大部分历史书讲到这,就总结为血腥,太血腥了,鲁迅翻开英国史,横看竖看字里行间也看得出吃人二字。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淋淋,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世间。

但血腥这个词,其实是个道德判断,它让人愤怒,也容易让人停止思考。一愤怒事情就简单了,黑心肠的坏地主,贪婪可恶。可如果真相只是几个坏人贪婪,那这事就不值得讲了。

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圈地这件事,在当时那个系统里,是对的。

养羊确实比种敞田产出高,敞田和公地那套制度,温情脉脉也能养人,但效率太低了。地分得七零八落,没人愿意改良土壤,因为这块地明年可能就轮到别人种了。公地谁都能用,结果就是谁都不爱惜,过度放牧,大家一起把草吃秃。

公地悲剧嘛,一样东西属于所有人,就等于不属于任何人,最后必然被滥用到崩溃。

圈地从纯粹的生产效率看,它解决了公地悲剧。地归了一个主,这个主就有动力去改良它,愿意投资,而且精打细算地利用。后来英国的农业革命带来产能暴涨,养活了爆炸增长的人口,这一切的起点,恰恰就是这场把人赶走的圈地。

从五百年的大尺度看,圈地推动了整个英国的现代化,让工业革命能在那儿发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历史学家事后算总账,可以说它是进步的,是必要的阵痛。

总账是赚的,代价却不均匀。

对那个在十六世纪被赶出村子,最后因为流浪被吊死在绞架上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进步。他的整个人生,他全部的世界,就是被这台朝着效率前进的历史机器给碾碎了。

效率这个词,听着提气和理性,是过去几十年,以及今天我们还在奋力追逐的东西。但效率是要成本的,它的成本,总是由具体的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来承担,而收益,往往落在另一拨人,另一个时代手里。

算总账的人和付账单的人,不是同一批人。

工业革命的时候,机器取代手工业者,英国的纺织工人砸机器,那场运动叫卢德运动,后来卢德分子成了反对技术进步的蠢货的代名词。可那些工人真蠢吗?机器确实更有效率,但变得有效率的代价,是他们全家饿死。

圈地运动不只是一段五百年前的英国旧事,它是一道一直在重演的题。每一代人都会撞上自己版本的羊吃人,都会有一拨人,在别人欢呼进步的时候,悄无声息地从这个时代的地里,被撵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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