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十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寻常的深秋。但对于身处藏北高原腹地的我而言，那是一个几乎吞噬了我全部生机的寒冬。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刚从地质学院毕业不久，凭着一腔热血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报名参加了地质矿产部组织的高原科考队。我们的任务是对那曲西北部的一片无人区进行初步的地质测绘。那时候的装备远没有现在精良，连御寒的衣物都显得笨重且不够保暖。
那天下午，车队在穿越一片干涸的河床时，我的越野车因为机械故障抛锚了。队长让我留在车里等候，他们先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兵站求援。原本这是一个常规的决定，但谁也没有料到，傍晚时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毫无征兆地席卷了那片荒原。
气温在不到一个小时内骤降至零下二十多度。狂风裹挟着冰碴子，像无数把锋利的刀片切割着车窗。车厢内的温度很快降到了冰点，我知道，如果继续待在那个铁皮盒子里，一旦睡着，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裹在身上，带上手电筒和地质锤，推开变形的车门，步入了白茫茫的死亡之海。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风雪糊住了眼睛，睫毛上结满了冰霜。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肺部深处传来阵阵撕裂般的疼痛。就在我的意识即将涣散，双腿已经麻木得完全凭借机械惯性向前迈步时，我在漫天的风雪中看到了一豆微弱的黄光。
那光亮在狂风中摇曳，仿佛随时会熄灭，但在我眼中，那无异于神迹。
我爆发出最后的力量，连滚带爬地朝着光源靠近。那是一座由石头和夯土砌成的藏式平房，孤零零地蛰伏在避风的山坳里。我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拳头拼命砸门，声音嘶哑地呼喊着。
门开了，一阵带着酥油和牛粪燃烧特有气息的暖风扑面而来。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藏族女人。她穿着深色的氆氇长袍，手里端着一盏防风的煤油灯，另一只手警惕地按在腰间的藏刀上。她的眼睛很大，眼神中透着高原人特有的清澈与坚韧。
看到我如同一个雪人般瘫倒在门槛上，她眼中的警惕瞬间化为了惊愕与怜悯。她没有多问一句话，立刻收起刀，双手用力将我拖进了屋子，随即用沉重的木栓将门死死抵住。
屋里的中央是一个火塘，里面的干牛粪正烧得通红。她把我推到火塘边，不由分说地扒下我外面结冰的军大衣。
我冷得浑身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栗，牙齿把嘴唇都咬出了血。她转身从角落的木柜里拿出一床厚重的羊皮袄，严严实实地裹在我身上，然后熟练地在火塘上架起铜壶。
“喝。”十几分钟后，她把一木碗滚烫的酥油茶塞进我手里。她的汉语很生硬，带着浓重的口音，但语气中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关切。
那碗茶带着浓郁的奶香和微微的咸味，顺着食道流进胃里，仿佛一股暖流唤醒了我几乎冻僵的内脏。我连续喝了三碗，才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向她道谢并简单说明了我的遭遇。
她静静地听着，只是偶尔点了点头。我得知她叫卓玛，那里原本是牧民夏季转场的临时居所，但她却一年四季都住在这里。我环顾四周，屋子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火塘正对面的土墙上，挂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衣服的领口处搭着一条洁白的哈达。旁边还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笑容灿烂的康巴汉子。
卓玛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眼神暗了暗，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往火塘里添了两块牛粪。我知趣地没有多问，在这片广袤而严酷的土地上，生与死的故事太多，多到人们已经习惯了将悲伤深埋心底。
夜色渐深，外面的风雪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风声犹如千军万马在呼啸。卓玛指了指火塘边一张铺着厚实毡条的木榻，示意我睡那里，而她自己则在离房门较近的角落里铺开了一张羊皮垫子。
疲惫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我几乎是刚沾到枕头就陷入了昏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从梦中惊醒。
火塘里的火已经熄灭了，只剩下几点暗红的炭星在黑暗中苟延残喘。屋子里冷得刺骨。我裹紧了羊皮袄，正准备翻身继续睡，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异样的声音。
那声音不是风声。
“沙……沙……”
那是某种粗糙的东西在摩擦木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沉重而急促的喘息声，隔着门板清晰地传进屋里。那喘息声中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野性，伴随着喉咙深处发出的低沉呼噜声。
我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高原上的野生动物很多，棕熊、狼群，任何一种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入，对于手无寸铁的我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门板发出了“嘎吱”一声闷响，似乎是那个庞然大物正用身体撞击着木门。我死死盯着那扇单薄的木门，感觉那根脆弱的木栓随时都会断裂。
恐惧如同冰冷的蛇一样缠绕住我的全身。我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悄悄从羊皮袄里伸出手，摸到了放在枕头边的地质锤。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大声呼喊卓玛，叫她起来一起抵御野兽。
就在我张开嘴，声音即将冲出喉咙的瞬间，一只冰冷且带着粗糙老茧的手从黑暗中猛地伸出来，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
我大惊失色，本能地想要挣扎，后背却被另一只手牢牢按住。
“别出声，对你有好处。”
卓玛的声音极低，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用气声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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