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安郑绍兴作品：《堂四伯的舍与得》|人民教师|堂四伯的舍与得|家访|正安|读书|郑绍兴

《堂四伯的舍与得》

——郑绍兴

堂四伯郑德交生于1922年5月1日。1982年，我10岁时，记忆中的堂四伯身材有些高大、壮实、精力充沛、精神抖擞。他那时已经60岁，刚从安场区海龙公社小学退休。

农历六月大暑天，堂四伯有时会顶着明晃晃的大太阳去凡溪河桥下水井里挑水，沿途500多米的道路上分布着许多住户人家，堂四伯所挑的大木桶装满水后大约有百来斤，高温加上水的重量让堂四伯汗流满面，走起路来看上去很费劲。堂四伯每从一家住户旁边路过，就会高声大喊：凉水、吃凉水了!

人们听到后，特别是小孩，会快速地从屋里拿出水瓢，跑到堂四伯的木水桶跟前舀水回到屋里喝；清凉而又甘甜的凉水让喝水者舒心爽快了一阵。由于舀凉水的人比较多，堂四伯回到家后，有时所挑木水桶里的凉水只有大半挑了。堂四伯把凉水倒入水缸里，稍为休息了一会，接着又挑着水桶出门，继续去水井挑水；回来的路上，他仍然是一路吆喝：凉水、吃凉水了。

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堂四伯信奉并践行着儒家的“仁”和“务本”，他认为论语中的“仁”主要是指仁义、仁爱、仁慈，以己爱人；“务本”就是勤耕苦读，以耕读为本。他认为读书和务农同样辛苦，但学生应该两者兼顾，在艰苦中寻乐。堂四伯说：要信奉“仁”和“务本”，主要就是要舍得；舍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人享受到仁爱、仁义、仁慈，教育引导他人勤耕苦读，提升素养，进而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作为人民教师，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笔记中写下心得，认为师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师心慈：爱护学生，诲人不倦；师心端：仪表端正，言谈文明；师风正：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师心坚：致力教育，勇于献身；师学勤：勤奋学习，力求上进；师业精：业务熟练，指导有方；师纪严：纪律严明，遵纪守法；师德良：作风正派，富有爱心。

多年来，他教小学语文，主要以修改作业和家访来践行“仁”和“务本”。第一天布置的作业，当天晚上必须把作业本改完。第二天上课，他点名喊错得较多的学生再次在黑板上重做，等学生做完后回到座位上，他便开始讲解，题错在哪里?正确的答案该怎么做?从而加深学生印象。

堂四伯进行家访，他并不只看重成绩好的学生，他制定一个计划：利用周末或者晚上到学生家里，与家长交心谈心，深入了解学生的脾性及思想状况，每学年都尽量做到“遍访”，不漏一人。家访时，他更注重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与家长商量如何帮助学生摆脱困境，摆脱思想压力。在遵义工作的郑维专曾经是他的学生，郑维专说：郑老师关心关爱每一个学生，胸怀仁爱、仁义、仁慈，一直坚守并践行着“仁”和“务本”。

其实，堂四伯践行“仁”和“务本”，不限于只是花时间花精力。1952年，邻居郑绍国读初中，家有5人，其父亲过世得早，只有母亲邓银娥年近40岁，靠务农供养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家庭经济比较困难。郑绍国读书专心，成绩较好，堂四伯认为他有希望跳出农门。那时，堂四伯在安场区胜利公社堡前寺学校教书，月工资3.6元，他每月资助郑绍国1.2元，让郑绍国顺利完成学业，初中毕业后通过考试，长时间供职于遵义市运输公司任会计。郑绍国逢人便讲：要是没有堂四伯资助，自己无论如何也只能一辈子在土里务农了。

1986年，堂四伯发现邻居秦双全读高中比以往更加用功，当时，其母亲年七十多岁，全家就母子二人生活在一起，秦双全读高中时的学费要靠自己利用假期和周末编竹背兜去街上卖后换得。堂四伯这时表态：在秦双全读书期间，每个月负责给他家交电费，以此减轻其经济负担。最终，秦双全考上遵义师专，1992年毕业分配到杨兴镇中学教书，没过几年又调入正安二中任教。

因乐于助人，舍得助人，堂四伯自家家庭经济就有些吃紧。记得1982年他退休时，一家6口人仍然居住在面积约80平方米，已修建50年时间以上的老土墙房子里。后来，为了节省经济修建新居，60多岁的堂四伯手执钢钎、二锤，购买了雷管、炸药、导火绳等炸财物资，带领全家人开山取石，花了1年多时间才备齐了建房所需的石料。修建新房时，挖基脚、搅拌灰浆、运送石料、砌石墙等工作工序，也几乎没请人帮忙，由善于灰工的儿子郑绍松牵头，全家人分工协作，干得热火朝天。只有到了倒水泥楼板时，120多平方米的工程体量需要半天时间内完成；否则，水泥楼板粘合性和防水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合格。这时，他们家才请了邻近弟兄叔侄30多人帮忙一天。由于大多工作工序都是自家完成，120多平方米的石头水泥混合平房花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才得以竣工。后来的粉刷白灰，也是自家组织劳力完成。如此，1984年堂四伯在62岁时，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搬进了比较宽敞明亮的新家。

随着家庭环境的改善，邻近弟兄叔侄闲空时去堂四伯家玩耍聊天拉家常的人就多了起来。为接待大家，堂世伯家经常泡一大壶绿茶，摆放好桌椅，热情招待来玩耍的客人。针对有的人习惯说粗话，脏话连篇，堂四伯写了一张“请文明用语”横幅，张帖在堂屋客厅墙上的显眼位置，告诫大家要说文明话，做文明人。

堂四伯热爱生活，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他空闲时喜欢在凡溪河沿岸山间小道上行走，一边行走一边唱歌，所唱的歌曲大多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与他一同教书的教师有杨建康、黄兵、周智达、冯道瑜、冯道煌、陈柱英、吴兴模、郑绍强、郑周银等人。他们中有人对堂四伯这样评价：仗义、慷慨、乐观、热情、敬业、友善。

1956年，堂四伯被划为四类分子，暂时失去了工作，他也照常歌声不断。堂四伯庆幸自己生长在农村，有强健的体魄、体力，有旺盛的精力，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犁田插秧，还是挑粪种地、除草育苗等，他样样在行，能够轻松应对。好在，文革结束后，1979年评定冤假错案，他被县教育局分配到碧峰楠木学校（现在的碧峰镇洪泉村），堂四伯得以恢复工作，重新走上讲台执教育人。那时，碧峰不通公路、不通电、学校也没有食堂，堂四伯的生活要靠找当地群众的自留地种菜，课余时间自己砍柴生火煮饭（碧峰不产煤炭），他安贫乐道，积极投身教育，为边远的山乡学生解疑释惑。

1982年调入安场区海龙公社学校（同年10月退休），各方面条件有所改观。教育教学中，除了钻研课本，认真探索教育教学方法，他也读古体诗、写古体诗，以诗表心声、以诗抒情怀、以诗写景描物、陶冶情操、提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