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九大选举结果一出来，会场里嗡的一声。
一个从齐齐哈尔来的炼钢工人，得票数居然跟毛主席一样。
这人叫王白旦。
整个中央委员名单里，就他一个跟主席“平起平坐”。
消息传回齐齐哈尔，北满钢厂炸了锅。
有人问，王白旦是谁啊？
更多人想不通，一个炉前工，名字听着都别扭，咋就成中央委员了？
王白旦自个儿呢，正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手心里的汗就没干过。
往前倒三年，他就是个普通炉长。
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踩着结冰的路往厂房走。
炉火烤得脸通红，衣裳上全是油灰。
1966年那阵子，厂里好多人都扔下活儿去搞运动。
王白旦没走，带着十几个老工人死守着炼钢炉，硬是没让火熄了。
后来上面定九大代表，卡几个硬指标：必须是党员，必须是炼钢工，党龄得7年以上。
翻遍北钢的花名册，符合条件的没几个。
就这么着，这个从河北农村出来的穷小子，背着几件换洗衣服，哐当哐当坐火车进了北京。
当选那天晚上，王白旦在住处烙饼，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把同屋的王进喜摇醒，说铁人，咱这粗人，真能当中央委员？
王进喜躺在被窝里瞅着天花板，甩了一句：让你来不是当官的，是让你替工人说话的。
第二天，王白旦去找代表团负责人，说自己肚里没墨水，能力不够，能不能把这名额撤了。
负责人手一摆：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得紧跟。
散会，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向毛主席介绍。
毛主席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工人阶级的代表，很年轻嘛。
九大闭幕，名单正式登报，出问题了。
“王白旦”这仨字，跟一句骂人的话发音太近。
有人提议改名，最后定下来叫“王白早”。
回齐齐哈尔没多久，厂党委副书记的任命就追着他屁股来了。
他还没适应这个新身份，1971年那场大风浪又把他卷进去了。
有人拿他改名的事做文章，翻旧账说他“被坏人利用”。
周恩来出面解了围，把他从悬崖边上拽回来。
没过多久，江青又提出要给他改名，叫“王百得”。
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点了头。
从王白旦到王白早，再到王百得。
一个人被时代推着换了仨名，命运却从来没攥在自己手里。
1972年，市妇联的领导带着印刷厂的女书记于淑彦来相亲。
一进门，于淑彦心凉了半截。
一个中央委员的家，就两间破屋。
家具是一口破衣柜、俩旧木箱，饭桌腿都短了一截，墙角堆着药渣和空瓶子。
王白旦没绕弯子，实话实说：我虽是中央委员，但月工资就100多块。
家里俩老人四个孩子要养，还欠着给前妻治病的债。
于淑彦瞅了他一眼，说我不是奔着中央委员来的，只要人好，别的都不叫事。
婚后，她把市里正科级的工作辞了，主动调到钢厂，就为了照顾丈夫和那四个孩子。
邻居都说，王百得这家总算像个家样了。
她一个人走几百里路去农村看插队的继子女，没人看得出她是后妈。
十大开会，王百得主动申请不连任中央委员。
周恩来把这事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个同志，难得。
后来他改任中央候补委员。
风暴过后，就因为他那俩名字，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停职、进学习班、失去自由，整整三年多在家闲着，帮老婆做饭洗衣。
他对老婆说，这些年欠你的，我慢慢补。
1982年，省委下了个实事求是的结论，问他愿不愿意去别处当领导。
他摇摇头，说让我回钢厂，继续炼钢。
就这样，他又穿上那身油乎乎的工装，站回了那口炼钢炉前。
1987年春节，闺女尿毒症病危。
他当时在厂里试新的炼钢法，没顾上往家跑。
等他一头汗冲进医院，闺女眼都闭上了。
他蹲在走廊里，半天没起来。
三年后，大儿子查出胃癌晚期。
他破天荒头一回跟厂里请假，守在病床前伺候，直到儿子咽气。
厂里人都说，老王怕是回不来了。
结果几天后，他又换好工装，站在了炉台前。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
他和于淑彦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不到2000块，日子紧巴得很。
没多久，于淑彦查出胃癌晚期，一直瞒着他。
直到有一天栽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
他把家里所有存折都翻出来，把最后那点积蓄全交到了医院窗口。
2005年元宵节刚过，于淑彦在他怀里断了气。
70岁的王百得，哇的一声就哭了。
同年年底，他也走了。
尿毒症并发症，走得很静。
说实话，查资料看到这，我心里堵得慌。
他这辈子，像块被反复扔进炉膛里烧的钢。
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进泥。
名字改了又改，位置变了又变。
可到最后，他还是那个只想守着炉子、守着家人的王白旦。
那些时代的烙印，烫在他身上，也烫在每一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心里。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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