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那天下午。
中南海那间会议室里热得不行。
毛泽东把手里那叠汇报材料往桌上一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看这个卫生部,干脆改名叫城市老爷卫生部算了。”
全场没人敢吭声。
在座的那些卫生厅局长们,大热天里后背那身汗瞬间就凉了。
他们心里门清,这回老头子是真动了气。
那天报上来的数确实难看。
全国140多万医疗人员,126万挤在城市里,占了快九成。
农村人口占大头,八成以上,分到的医生连两成都不到。
更扎心的是钱。
七成多的卫生经费砸给了城里,农村刨去刨去只剩不到三成。
毛泽东听完最后一个代表结结巴巴的汇报,闷头坐了好一阵。
然后他把那摞材料翻过来,面朝下扣在桌上。
那个动作,在场的谁看不明白?
他不是在抠数字,他是在纠偏。
说实话,看到这细节我心里挺酸的。
他发脾气从来不是为了耍威风,是他看见了数字背后那一个个活人。
1949年以后,农村那医疗条件,几乎就没啥实质性改变。
没药,没设备,更没人。
农民有个头疼脑热,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是硬扛。
扛不过去,就找个土郎中抓把草药。
再扛不过去,那就只能认命。
城里的医院大楼盖得一栋比一栋气派,可农民进不去。
不是路远,是那门槛太高,高得爬都爬不上去。
毛泽东心里清楚,指望城里医生大批量下乡不现实。
50年代初搞过“巡回医疗”,背着药箱下来转一圈。
可那毕竟是蜻蜓点水,周期短,覆盖面窄。
车马食宿还得花钱,穷地方这笔账怎么算都亏。
他在会上把话挑明了。
不是没人看病,是没人在农村呆着给人看病。
不是没钱,是钱全喂了城里那几张嘴。
他说培养个正经大夫确实费劲,得好几年。
那咱就把门槛降下来。
从农村找人,学最实用的,学完回村给乡亲们看。
这就是后来“赤脚医生”的由来。
没文化?高小毕业就中。
没医学院?县医院负责教。
时间长?压缩到半年,就学咋治常见病和急救。
没药?教他们认草药,漫山遍野都是药。
没诊室?生产队腾间房,摆张桌子就能开张。
这些人平时下地干活,跟普通社员没两样。
空闲了给人看病,挂号费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感冒,抓把草药,几分钱搞定。
这模式一铺开,那就收不住了。
到了70年代中期,全国赤脚医生超过了150万人。
基本上每个大队都有了。
城里还在那儿掰扯一个合格医生到底得念多少年书。
农村已经靠这帮人把传染病的势头给压下去了。
婴儿死亡率下来了,人的平均寿命上去了。
这些数后来都印在统计年鉴上,看着干巴巴的。
但在那之前,是多少双因为发烧抽搐而夭折的小脚被接住了。
是多少个被简单包扎缝合救回来的老人。
这150万人,后来有的考了证成了正式医生,有的留在村里当乡村医生,还有的换了行当。
但当年他们背上那个印着红十字的棕色药箱,是真真切切在那个年代,把生病的农民和死神隔开了那么一层。
最让我心里发堵的是。
那位在会上为了农民拍桌子的老人,自己晚年住在中南海的平房里。
咳嗽了,也就是拿条热毛巾敷在胸口。
他把医生送到了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自己身边却没摆那一整套昂贵的抢救设备。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叹口气。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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