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查分通道开通的那一刻，苏慧芳已经在电脑前守了整整四十分钟。她从凌晨就开始守在电脑前，屏幕被她擦了一遍又一遍，其实不脏，就是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桌角搁着一碟早就凉透的饺子，那是她半夜起来包的——猪肉白菜馅，她儿子最爱吃。她想，等分数出来，不管多少，都要先让儿子吃顿饺子。

现在她攥着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抄着三行数字：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报名序号。三行数字她背得滚瓜烂熟，但每隔一会儿就要低头核对一遍，生怕抄错了一个数。六月的苏北已经热起来了，她后背全是汗，握鼠标的手心也全是汗。

赵志国站在她身后，一声不吭。他在镇上开了二十年出租车，见过形形色色的乘客，以为自己什么风浪都见过了。但此刻他的手也在抖，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忘了弹。他怕烟味熏着妻子，把烟叼在嘴里，没点。

“你快点。”他说。

“我手抖，你让我缓缓。”

苏慧芳把准考证号输进去，一个一个数字核对，错一个就重来。输入身份证号，重来。输入报名序号，重来。输入验证码，弹出来的字母歪歪扭扭，她揉了两次眼睛才看清。她深吸一口气，指尖悬在鼠标左键上，闭上眼，狠狠心点了下去。

页面跳转。成绩弹出来的一瞬间，她以为自己输错了。退回去，重新输入，重新点击查询。页面再次加载。还是那几个数字。第三遍，她一个字一个字对着准考证号念了一遍，又输了一遍。页面弹出来的时候，赵志国的烟掉在了地上。

屏幕上，白底黑字，清清楚楚：

语文：52。数学：38。英语：35。物理/历史：22。化学/地理：12。生物/政治：10。总分：169。

整个屋子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窗外有蝉鸣，隔壁老赵家的狗在叫，楼下收废品的三轮车喇叭还在响——但这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厚棉被，传到苏慧芳耳朵里时已经闷得辨不清方向了。她盯着那几个数字，从语文到总分，来来回回地扫，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地转：这不是她儿子的成绩。

“系统坏了。”她忽然转过头，对赵志国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肯定是系统坏了。或者——或者我输错号了。我是不是输错号了？”

赵志国弯下腰，从他脚边捡起那支没点的烟，放在桌角。他凑到屏幕前，把六科成绩一个一个看过去，又把总分看了一遍。他的眼花了，揉了揉，又看。然后他直起腰，把那张抄着准考证号的纸条从苏慧芳手里抽出来，自己坐到了电脑前，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重新输了一遍。回车。成绩弹出来。总分169。

他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拨号的时候他的手指在发抖，按了两次才按对号码。电话接通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哑的。

“小宇。”

“爸。”电话那头赵一航的声音很轻，像是刚醒，又像是根本没睡。

“你查分了没？”

电话里沉默了片刻。然后赵一航说：“查了。”

“你查了多少？”

“爸——你们也查到了吧。”

“我问你多少！”

电话里沉默了很久。久到赵志国以为电话断了。然后他儿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上：“和你们查到的一样。169。爸，别问了。”

电话挂断了。赵志国拿着手机站在原地，听筒里嘟嘟嘟的忙音像是一把钝刀子，在他太阳穴上来回地锯。客厅墙上挂着一航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奖状，他用图钉一张一张钉上去的，钉歪了他还拿尺子量过，每一排都整整齐齐。最上面那一张是他高一的，全县统考第二名。第二名，全县第二。他的儿子，赵一航，全县第二名。高考169分。

苏慧芳还坐在电脑前，一下一下地点着刷新，屏幕上的成绩没有变，每一次刷新弹出同样的数字，白底黑字，像是在嘲笑她。

“我不信。”她站起来，椅子腿刮在瓷砖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她走到赵志国面前，仰头看着他，“我不信。你信吗？你儿子全县第二，高考考169？你信？”

赵志国没有说话。苏慧芳从他手里抢过手机，拨赵一航的号码。忙音。再拨，还是忙音。她又拨班主任孙老师的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她的声音在发抖。

“孙老师！我是赵一航妈妈。我们家小宇的成绩查到了——只有169。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平时的成绩您是知道的，他不可能考这点分，一定是出错了，是不是分数录错了，是不是答题卡扫错了——”

孙老师沉默了一瞬，说：“赵一航妈妈，你先别急。我这边也在看班上同学的成绩。赵一航这次确实不太正常，我刚看到的时候也不相信。这样，我帮你先问一下学校领导，看看能不能申请复查。”

“什么时候能有消息？”

“今天太晚了，明天——明天我帮你去教育局问。你先别慌。”

苏慧芳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腰板挺得直直的。她的眼睛没有红，也没有掉眼泪。她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互相攥着。赵志国站在她旁边，想说什么，张了几次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

苏慧芳盯着茶几玻璃板下面压的那张照片——赵一航初三那年参加县里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站在领奖台上咧着嘴笑，门牙上还沾着一小块韭菜。他从小就爱在饺子里挑韭菜馅，说韭菜馅的比白菜馅的香。那年他十四岁，个子蹿到一米七五，瘦得像根竹竿，肩膀却很宽，站姿像个小大人。她看着照片，忽然站起来，抓起茶几上的钥匙就往外走。

“你去哪儿？”

“去教育局。现在就去。”

从县城到市区要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市教育局门口，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苏慧芳站在紧闭的铁栅栏门前，朝里张望。门卫室的老大爷探出头来，说今天周末，没人上班。她说明天周一，我明天再来。老大爷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她很熟悉——这些年她在超市收银，见过太多人用这种眼神看她。不是恶意，是同情。还有一点点不解，好像在问她：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

她转过身，背对着铁栅栏门，慢慢地蹲了下去。不是蹲，是整个人的力气从脚底被抽空了，顺着栅栏往下滑，最后瘫坐在地上。

“慧芳。”赵志国去拉她。

“我不走。”她说，“我就在这儿等着。万一明天早上他们开门，我第一个进去，说不定还能排在第一个。万一今天夜里就有人来上班了呢。”

赵志国没有再拉她。他在她旁边蹲下来，两个人就像多年前刚结婚时那样，并排蹲在路边，一个低着头，一个望着远处即将亮起的路灯。他想起赵一航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开出租车路过学校都会在校门口停一下。不是接他，就是看一眼。看一眼他儿子在操场上跑，跟同学疯，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那时候他觉得这日子有盼头。儿子成绩好，他跑车再累也值。每次有乘客问他“孩子学习怎么样”，他嘴上说“还行”，嘴角却压不住往上翘。

但现在，这个曾经是他的盼头的儿子，正一个人待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问起——那张169分的成绩单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苏慧芳和赵志国站到了市教育局的接待大厅里。

一夜没睡。苏慧芳的眼眶凹下去一圈，嘴唇干裂起皮，头发随便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几缕花白的碎发散在额前。她把那张从家里带来的成绩截图打印件放在接待台上，纸被她攥了一夜已经皱巴巴的，展开来时上面全是汗渍印。她的声音已经沙哑得不像话了，但她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工作人员说清楚了儿子的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那个她死都不信的数字。

“我儿子赵一航，平时考试从来没下过六百分。他最差的一次是高二上学期期末，感冒发烧三十九度五去考的，还考了五百八。全县统考他考过第二名。他们班主任说他是班上最有希望冲985的。你们能不能帮他查查，是不是答题卡涂错了，是不是扫描出了问题，是不是分数录错行了——”

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她尽量保持着职业的耐心，但她的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某种东西。苏慧芳认得那种眼神——去年她陪儿子去市里参加物理竞赛，在一中门口登记的时候，门卫看她儿子的准考证，又看了看她的打扮，也露出过这种眼神。好像在说：你们这样的人家，也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

“阿姨，高考阅卷和统分是有严格流程的，出错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工作人员说，语气温和但公事公办，“我可以帮您登记复查申请，按流程需要七个工作日，还请您——”

“七个工作日？”苏慧芳的声音骤然拔高了，“我等不了七个工作日！孩子怎么办？志愿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填志愿只有几天时间？我儿子要是真的只有169分，那他连大专都上不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接待大厅里回荡，几个正在办事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赵志国伸手去拉她，被她一把甩开。

“我求求你们，”她的声音一下子就软下来了，从刚才的尖锐变得沙哑而颤抖，“帮我查查吧。我不闹，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儿子从小懂事，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他爸开出租车，我在超市打工，我们供他念书不容易，但他争气。他真的有在争气——你们帮我查查好不好？哪怕就帮我看一眼，看看是不是扫错了，看看是不是录错了——”

她的膝盖弯了下去。

接待大厅的地砖冰凉坚硬，瓷砖缝隙里嵌着常年拖地留下的灰黑色的污渍。苏慧芳跪在那里，泪流满面，双手紧紧抓着工作人员的手，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赵志国站在她身后，他的腰也开始往下弯，膝盖开始往下沉，但最终他死死咬住了牙，硬撑着没有让自己的膝盖也落到地上去。他不能也跪。两个人都跪的话，这个家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接待大厅里安静了几秒。年轻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情况，她的眼眶也红了，手脚无措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苏慧芳，想拉又不敢使劲。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同事走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你带他们去里面坐着，我去找科长”。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大厅角落的椅子上坐下，苏慧芳不肯坐，工作人员说阿姨您先坐，我去给您倒杯水。水端来了，苏慧芳没有喝。她只是把那个一次性纸杯握在手里，用尽全力不让它从发抖的手指间滑落。

赵志国坐在她旁边，低着头，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拇指互相搓着。他忽然想起他儿子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他花了半个月工资带儿子去市里动物园。那是他儿子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长颈鹿，他仰着头看了好久好久，说“爸，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它低下来喝水费不费劲”。他说费劲。他儿子说那它为什么还长那么长。他说那是它的本事，脖子长了能吃到树顶上的叶子，别人吃不到。他儿子说那我以后也要长本事，让咱家也能吃到树顶上的叶子。那是他儿子。他的儿子，全县第二。高考169分。

半个小时后，科长来了。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姓徐，戴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看人的时候目光很稳。他显然已经听说了大厅里发生的事，没有多问，直接把赵志国拉到一边低声交谈了几句。赵志国把情况从头说了一遍，从儿子平时的成绩到昨晚查分的经过，到班主任的确认，到他怎么都不敢信。徐科长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一下头。

“赵师傅，你们的感受我理解。按流程复查确实需要时间，但我可以帮你们先内部看一下。不承诺一定能有结果，但我尽快。”

赵志国紧紧握着他的手。“谢谢您。谢谢您了。”

“你先别谢。高考阅卷是非常严格的，说实话出错的概率确实不大。但你们既然这么坚持，我帮你们走一趟。”

“没事，您帮我们查就行。不管是啥结果，查了我们就死心了。”赵志国说。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自己听到，“但我儿子不会骗我们。”

徐科长看了看他。他没有说“每年都有这种情况”，也没有说“有时候孩子确实发挥失常”，他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很稳。

“明天上午十点。你们来我办公室。”

苏慧芳站起来，她一只手还握着那个纸杯，杯子里的水已经凉透了。她对着徐科长深深鞠了一躬，弯下腰去的时候一头花白的头发从皮筋里散了出来，铺在她抽动的肩背上。赵志国也跟着鞠躬。然后两个人慢慢地走出接待大厅，走进六月午后开始变得炽热的阳光里。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走出教育局大门的同一刻，远在苏北县城的老家里，赵一航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永远不会再被接通的号码。他面前摊着一本数学课本，翻到的是他高一那年最喜欢的立体几何那一章。旁边还放着一张纸，纸上是他用铅笔画的一个草图——一个棱锥的三视图。那些图他画得还是那么工整，辅助线用虚线，投影角度分毫不差。

手机屏幕亮了。是他爸发来的消息：“小宇，我和你妈到市教育局了。人家答应帮我们查了。”他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他把手机锁屏放在课本上，然后慢慢趴下来，把脸贴在那一页立体几何的课本上。纸页凉凉的，带着印刷油墨的淡淡苦味。课本边角已经翻卷了，上面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每一个定理旁边都贴着不同颜色的便利贴。他闭上眼，在黑暗里听着窗外梧桐树上的蝉鸣，一声一声的，像他在考场上听见的那最后一道铃声。他没有哭。他只是把眼睛闭得更紧了一些，手指攥着课本的边角，攥得指节发白。

窗外蝉声聒噪，六月的苏北热得像是蒸笼。而他的夏天，在这个本该金榜题名的季节里，被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数字，拖进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向。

二

徐科长答应了帮忙查分之后，苏慧芳和赵志国在教育局对面的小旅馆住了下来。

旅馆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登记身份证的时候多看了他们两眼，大概是从打扮上看出了什么，把房价从一百二降到了八十。“有热水，”她说，“别省钱，洗个澡。”苏慧芳说了声谢谢。她把行李放下之后，坐在床边，掏出手机给赵一航打电话。还是没人接。她又打给隔壁王婶，王婶说一航在家呢，早上看见他去路口倒垃圾，还帮隔壁奶奶把门口的垃圾桶也倒了。苏慧芳说那就好，你帮我看他一眼。王婶说你放心，孩子懂事得很。

苏慧芳挂了电话，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出神。窗外是教育局灰白色的办公楼，楼前的旗杆上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那是赵一航刚上高一那年，有一段时间他总是闷闷不乐，回家也不怎么说话。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后来她去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私下跟她说，赵一航最近状态不太好，问他也不说。她回家又问他，问了好几遍，他才说了一句“妈，咱家是不是没钱”。

她当时愣住了。问他谁说什么了。他说没有，就是自己想太多了。她把他搂在怀里，说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只管念书。他嗯了一声，然后推开她说妈我要做题了。后来他的成绩又上去了，她也就把这事忘了。现在想起来，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她的儿子，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懂事。懂事到连问都不敢多问。

第二天上午十点，徐科长如约在办公室等他们。

徐科长的办公室在三楼，不大，但很整洁。桌上堆着几摞文件，电脑屏幕亮着，显示的是一个数据查询系统的界面。苏慧芳注意到他茶杯里的茶已经泡了好几遍，颜色淡得发白。

“你们儿子的成绩确实有点特殊。”徐科长示意他们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把电脑屏幕转过来给他们看，“我调了你们儿子各科的分数明细。你们看——选择题基本全错，填空题几乎空白，解答题每题都只写了开头几步，没有一道做完的。尤其是数学，最后三道大题全是空白。”

苏慧芳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冰冷的数据，嘴唇开始发白。“不可能。我儿子数学最好。他高一全县统考数学满分。”

“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但我也要跟你们说实话——我查了你们儿子的答题卡扫描件。所有题的笔迹都是他本人的。没有涂改痕迹。也没有答题卡扫描异常。也就是说——”徐科长顿了顿，“这些答案，确实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苏慧芳僵在那里，像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冰水。赵志国的手猛地攥紧了椅子的扶手，指关节咯咯作响。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电脑散热风扇的低鸣。

“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徐科长推了推眼镜，把电脑屏幕转了回来，点开另一个界面，“你们看这里。各科的解答题，没有一道是完整答完的，基本都只写了开头两三步就停了。你们也做过学生，你们应该知道，如果真的不会做，要么空着，要么胡乱蒙几句。但你们儿子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每题都写了标准解法的最前面几步，然后忽然停了。像是答到一半，自己放弃了。”

“放弃了？”苏慧芳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为什么放弃？”

“这个——”徐科长摘下眼镜，用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就不是我能回答的了。你们可能需要回家问问孩子自己。”

苏慧芳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肉里。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他为什么要放弃……他为什么要放弃……”

赵志国站起来，对徐科长鞠了一躬，然后扶着他老婆慢慢走出了办公室。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穿过一楼那个空旷的接待大厅，穿过那扇自动感应门，穿过门前的停车场。苏慧芳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泥里。

“你说，”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咱儿子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赵志国没有说话。他把她的肩膀揽紧了一点。烈日当空，两个被汗浸透了后背的中年人，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街头，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们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跑完最后一单回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推开门，发现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他以为是忘了关，推门进去，看见儿子趴在书桌上睡着了，头枕着一本翻开的英语词汇手册，手边还握着一支没盖帽的笔。桌上摊着一张数学卷子，做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道大题的草稿写了密密麻麻大半张纸，答案还没有算完。他把儿子摇醒，说上床睡。他儿子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倒头躺在床上，连鞋都没脱。他帮儿子把鞋脱了，把被子盖好，又把那张卷子和词汇手册轻轻合上放在床头柜上。关灯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他儿子的书桌上堆了半人高的教辅书，《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买了全套，书脊上的字都被翻花了。墙上贴着高中三年来的所有成绩单，用图钉钉成一排，从上往下看是一条缓缓上升的曲线。那是一条他和他老婆用二十年的辛苦，和儿子用三年的汗水，一起画出来的曲线。

现在这条曲线断了。在它应该冲到最高点的地方，断了。不是往下走，是垂直跌到谷底。169分。这个数字他到现在还觉得不真实，像是在做一场怎么都醒不过来的噩梦。

回县城的路上，苏慧芳一句话都没有说。她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眼睛一直睁着，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赵志国开着车，收音机里在播交通路况，他伸手把收音机关了。车里安静得只剩发动机的低鸣。

路过一个服务区的时候，他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两瓶水。回来的时候看见苏慧芳还保持着那个姿势，额头抵着玻璃，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把水拧开递给她，她没有接。

“志国，”她忽然开口，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儿子会不会——是故意的？”

赵志国握着水瓶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

“你听见徐科长说的话了。那些题他不是不会做，他是做到一半自己停了。”苏慧芳转过头来看着他，眼眶红着，但声音已经开始稳定下来，“他为什么要这样？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怕自己考太好了，咱家供不起他上大学？”

赵志国没有回答。他把水瓶放在杯架上，重新发动了车子。但就在他打方向盘的那一瞬间，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去年秋天，赵一航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考了年级第三。那天晚上他在饭桌上难得地笑了一下，说老师说他这个成绩保持下去的话，985肯定是稳的。苏慧芳高兴得给他夹了好几块红烧肉，说儿子争气，咱砸锅卖铁也供你上。他说嗯。然后低下头继续扒饭。赵志国当时注意到一个很细微的细节——他儿子在苏慧芳说“砸锅卖铁”的时候，筷子在碗里停了一下。不是那种思考的停顿，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刺到了的停顿。

可他没有往深处想。他觉得孩子小，开导开导就好了，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此刻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累，是因为那个细节在这一刻忽然和屏幕上的169分连上了——像是散落一地的珠子忽然被一根线串了起来。他的儿子，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也许根本就不是在考场上发挥失常。他是自己松开了手。他把方向盘攥得死紧，油门踩得更深了些。他要尽快回家。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赵志国把车停在巷口，车灯照在巷子深处自家那扇铁门上，铁门上的红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的锈迹。他们推开门，客厅的灯黑着，赵一航的房间亮着——从门缝底下透出窄窄一条光。

苏慧芳站在儿子房间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没有立刻推门。她低头看着那条光，定了定神，然后轻轻地把门推开。赵一航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数学课本，旁边放着一沓草稿纸，纸上没有字，空白一片。他听见开门声，转过头来。他的脸瘦了，眼眶底下是两团深深的黑青，像是好几天没睡过觉。

“爸，妈。”他叫了一声，声音很平静，像是早就知道他们会来。

苏慧芳走过去，在儿子床边坐下来。她看着他，没有哭。她用这辈子最轻的声音问了他一句话。

“小宇，你去市教育局复查分数了。你的卷子没有被人动过。徐科长查了你的答题卡，笔迹是你自己的。所有答案都是你亲手写的。没有涂错，没有扫错，没有录错。”

她停了一下。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故意的？”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然后，赵一航低下了头。他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他咬住下唇，使劲忍住，但没忍住。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桌上的数学课本上，砸在那一页立体几何的插图上，把辅助线洇得模糊不清。

“妈，”他开口了，声音碎得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对不起。”

苏慧芳看着儿子，她的嘴唇在发抖，但她没有哭。她只是慢慢地把手伸过去，轻轻地放在儿子的头上。

“为什么要这样？”

赵一航低着头，眼泪还在往下掉，但他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膛深处硬挤出来的。

“去年冬天。外婆住院那阵子，我听见你和爸在厨房说话。爸说，妈的手术费还差三万，实在不行就把出租车卖了。你说不行，那是家里唯一的进项。你说小宇明年要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一年得好几万。你说咱俩再苦几年，等小宇毕业就好了。”

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抬起头看着他妈。

“我当时回房间算了很久。我查了好多学校的学费，就算是一本，一年也要五六千，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一年最少也要一万多。咱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总跟我说家里钱够，但是我知道不够。你身上那件羽绒服穿了六年了。爸那辆出租车的轮胎磨平了都舍不得换。你们不跟我说，但我不是瞎子。那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我要是不上大学，这些钱可以给外婆治病，你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也不用加班加到腰椎间盘突出还硬撑着去上班。可是我不敢跟你们说。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同意。”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只要我考得足够低，你们就不用再为我的学费发愁了。外婆可以做手术，你也不用再加班，爸也不用卖车。”他说着说着，嘴角竟然微微翘了一下，那个笑容比眼泪还让人心碎，“妈，169，够不够低？”

苏慧芳坐在床边，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她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半个字都吐不出来。她想起去年冬天她腰疼得站不起来，赵一航放学回来，二话不说蹲下去把她从地上扶起来，扶到床上，给她倒了杯热水，然后默默地走进厨房开始淘米做饭。她当时躺在里屋听见他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心想这个儿子真懂事。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懂事的孩子往往是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下去了，才看起来那么懂事。

赵志国还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整个人像一尊雕塑。他想起赵一航上初中那年，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拿了二等奖。他去市里接他，在大巴车到达的地方等了将近两个钟头。车到了，一群孩子鱼贯而出，他一眼就看见他儿子——书包背带断了一根，用手拎着，裤腿上全是泥点子，但脸上是笑的。他问他怎么弄成这样。他说上车的时候挤了一下，没事。他把奖状从书包里掏出来给赵志国看，那张奖状被他用塑料文件袋装着，干干净净，一点折痕都没有。那天晚上赵志国请他在市里吃了一碗牛肉面，他吃了大半碗，把碗推过来说爸我饱了，你吃。赵志国知道他不是饱了，是舍不得。这孩子从小就舍不得。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让大人操心，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却舍得把自己的前途一屁股坐碎，就为了给家里省几万块钱。

赵志国的眼眶红了。他走过去，在赵一航面前蹲下来，看着这个比自己高了大半个头的儿子。他伸出手，粗糙的掌心满是厚茧，轻轻拍在儿子的后脑勺上。他张了好几次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傻不傻。”

赵一航没有回答。他把头低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像小兽一样的哭声。

苏慧芳把儿子的头搂进怀里。她没有哭。她的眼睛干涸得像一口枯井，但这口井底下翻涌着的不是水，是岩浆。她轻轻拍着儿子的背，像他小时候那样，一下，一下，又一下。

“小宇，你听妈说。钱的事，不是你该操心的。你的任务就是念好书，上好学。其他的一切——都是爸妈的事。你听明白没有？”

赵一航在她怀里点了点头，但那个点头轻得像是风吹过纸，没有一丝重量。苏慧芳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她忽然想起他五岁那年，在院子里被邻居家的狗追，他吓得跑到她身后抱着她的腿，脸埋在她膝盖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两只眼睛怯怯地往外看。后来那只狗被他爸赶走了，他才敢从她腿后面钻出来。那天晚上她发现他裤裆是湿的，但没有骂他。她给他换了条裤子，把他搂在怀里，说狗跑了，不怕了。他在她怀里很快就睡着了。那时候她以为，只要她挡在他前面，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他。可他终究会长大，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挡在他以为需要挡在她前面的地方。

她松开他，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她看着他，看着这个从小成绩优异、听话懂事、从来不给她添麻烦的儿子。

“小宇，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懂了——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走得慢，是孩子为了让自己心安，把翅膀折了。你听明白了吗？”

赵一航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脸深深地埋进两只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着。苏慧芳没有再说话。她就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放在他背上，感受着儿子身体里那些被压抑了太久太久的东西，正顺着每一寸骨骼和肌肉，慢慢地往外流淌。

窗外的夜色浓稠，月亮被云遮住了，但云缝里透出来一道微弱的光，刚好落在赵一航书桌旁边的那面墙上。墙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中国地图，他用红笔在地图上圈了几个城市。北京圈了，上海圈了，南京也圈了。那些圈，是他高一那年画的。那时候他想，将来要考到这些地方去，带爸妈去看天安门，去看东方明珠，去看中山陵的梧桐大道。他画那些圈的时候，手很稳。他相信只要他足够努力，那些圈就一定会变成真的。后来他开始觉得那些圈越来越远，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了，而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每往那些圈靠近一步，他爸妈的腰就弯得更深一寸。他妈的收银台上多了一个护腰靠垫。他爸的中控台上多了一瓶风油精，是跑夜车提神用的。他不想让他们再弯下去了。所以他停下了笔。

他爸刚才蹲在他面前说的那声“你傻不傻”，他听进去了。但他不觉得自己傻。他只是想让这个家的日子好过一点。可他没有想过，他不去那些地方，他爸妈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去那些地方。他把自己按住了，这个家的天花板也就按住了。他终于明白了他妈说的那句话——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走得慢，是孩子为了让自己心安，把翅膀折了。

他把数学课本翻到新的一页。那页是空白笔记区，上面画满了他的草稿。他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字迹依然工整，和他高一那年写在所有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一样。

“明天开始，把翅膀长回来。”

他放下笔，合上课本，关了台灯，躺下来闭上了眼。窗外那弯月亮从云缝里露出了一角，清冷的光透过纱窗洒在他床头的数学课本上。他很快就睡着了。梦里没有高考试卷，没有169，没有那些被他故意放下的笔。只有一个少年，站在一片空旷的操场上，头顶是无边无际的夏季夜空。他张开双臂，像一只很久没有飞过的鸟。

三

第二天一早，苏慧芳又去了一趟市里，还是那间办公室。

徐科长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看到苏慧芳和赵志国站在门口，愣了一下。他把文件推到一边，摘下眼镜揉眉心。没等他开口，苏慧芳就把儿子昨晚的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语气很平静，像是在汇报一件发生在别人家的事。从去年冬天她在厨房跟赵志国商量外婆手术费开始，到儿子躲在门后面听见了一切，到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了整整一夜，到他高考那天拿起笔，一道题一道题地写下开头，然后停笔。她说完了，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徐科长重新戴上眼镜，看着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他见过形形色色的家长——有权有势拍桌子提要求的，有钱有路塞红包托关系的，也有无助到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但他很少见到这样的：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怨天尤人，只是把一件荒诞到让人心疼的事情，用一种近乎冷静的语气讲完。

“这孩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问。

“他知道。”苏慧芳说，“他就是太知道了。知道家里没钱，知道我腰不好，知道他爸的车轮胎磨平了舍不得换。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宁可砸锅卖铁，也不想他把自己耽误了。”

徐科长沉默了。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几页打印出来的成绩分析报告，白纸黑字，169分，每一科的成绩后面都跟着一个冰冷的百分比排名。他推了推眼镜，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赵一航高中三年的全省学籍档案。屏幕上跳出一行行数据：高一上学期期末全省统考，总分648；高一下学期期中，总分672；高二全年综合排名稳定在全省前百分之五；高三一模641，二模656——然后是三模。他的鼠标在三模那一行停了下来。

“你们儿子，高三三模没参加？”他问。

苏慧芳愣了一下：“三模？他回来没说啊。”

徐科长又往下翻了几页，眉头皱得越来越紧。过了一会儿，他关了系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了一个手机号，推给苏慧芳。

“这是省教育考试院一个老同学的联系方式。高考成绩已经公布了，按规定是不能更改的。但你们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去找他谈谈。不是为了改分数，是为了反映问题的性质。”

苏慧芳双手接过名片，那张小纸片在她手里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她掌心里。她知道这不是一张能改变结局的通行证。高考分数改不了，这是铁律。但她还是把名片小心地放进包里最里层的拉链口袋里，放好之后还在外面按了按，确认它不会掉出来。

徐科长又说：“这张名片，只是让你去找他聊聊。孩子的情况比较特殊，也许将来有什么政策可以关照——但你心里要有数，分数这件事，没有办法了。”

“我知道。”苏慧芳说，“我来不是想改分数。我就是想让人知道，我儿子不是没考好。他是不敢考好。”

徐科长看着她，慢慢地、郑重地点了点头。苏慧芳和赵志国站起来，对他鞠了一躬，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这一次，苏慧芳没有像前几天那样腿软。她走得很稳，手里攥着那张名片，攥得指关节发白。赵志国跟在旁边，没有说话，但他的脚步也比来时轻了一些。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苏慧芳换了拖鞋，把包挂在门后，直接走进了儿子的房间。赵一航正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那本翻到立体几何那一页的数学课本。他转过头来，看着站在门口的他妈。她的眼眶是红的，但眼睛很亮。

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把他放在床头的那张物理卷子拿起来看了看。卷子是他高二的期末考试卷，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笔记，每一个错题旁边都用红笔标注了解题思路和对应的知识点。她看不懂那些公式和符号，但她能看懂她儿子在写这些东西时的认真。她轻轻地把卷子放回原处。

“小宇，”她说，“妈今天去市教育局了。徐科长给妈推荐了一个省里的老师，说让妈带你去省里找他一趟。分数的事，按规定改不了。但你徐科长说——”

“妈，不用了。”赵一航打断了她。他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和昨天哭着说“对不起”的时候判若两人，“不用再跑了。你跟爸这几天跑了那么多趟，够了。”

苏慧芳看着他。他瘦了，眼眶底下的黑青还在，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她这几天没见到过的东西。不是后悔，不是自怜。是那种做了决定之后才会有的沉静。

“妈，我想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十八岁了，能让家里再供我复读一年。这一年我不让你们再操心了。我想参加明年的高考。”

苏慧芳站在那里，看着儿子。窗外的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在他背后铺了一层淡金色的光。他坐在那片光里，手里握着笔，面前摊着翻开的课本。她忽然想起他六岁那年第一天上学。那天她送他到校门口，他背着那个比他上半身还大的书包，走了两步又回头看她，她冲他挥挥手说去吧，他就真的转身走了，再也没有回头。她从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只要做了决定，就一定会走到底。

“复读班要不少钱吧。”赵一航低下头，“不过我会去找个兼职。暑假去县城打工攒学费——妈，你不用操心钱的事了。我自己能行。”

苏慧芳走过去，把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揉了一下。他的头发软软的，和小时候一样。她笑了，那是这些天来她第一次笑。那笑容很淡，像是连她自己都不太习惯，但它确实在。

“傻孩子。你忘了妈刚才跟你爸商量过什么了？他昨天回来就跟我说了——他打算把他那辆出租车卖掉。你外婆的手术费已经凑齐了，剩下的钱够你复读。”

“可是——”赵一航抬起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那是爸开了二十年的车——”

“车可以再买。你外婆可以再等。但你的高考不能等。”苏慧芳看着他的眼睛，“你记住，你高考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你自己。”

赵一航低下头，眼泪落在数学课本上。他赶紧用手去擦，但越擦越多。他想起小时候他爸开出租车送他上学，每次在校门口停车都不熄火，说怕耽误后面的车，其实是怕别的同学看见。但他每次都非要下车后绕到驾驶座窗口跟他爸挥一下手，说爸我走了。他爸总是不说话，摆摆手让他快去。有一次下雨，他下车之后忘了带伞，走出去好远了，听见后面有人按喇叭，回头看见他爸的车还停在校门口，车窗摇下来，一只大手从窗缝里伸出来，攥着他忘在座椅上的伞。他跑回去拿伞，说谢谢爸。他爸说好好念书。四个字，然后关上车窗，车一溜烟开走了。他站在雨里看着那辆破出租车的尾灯，心想，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让我爸不用再跑出租。

现在他把这个目标重新捡起来了。不是为了让谁享福，而是因为昨天夜里他妈把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以为他在帮爸妈减轻负担，其实他是在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爸妈宁愿卖车、宁愿借钱、宁愿每天弯着腰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十几个小时，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让他飞得更高。他用169分擅自替他们做了放弃的决定，那不是懂事，那是独断。

“妈。”他擦了擦脸，抬起头，“那家工地还要人吗？我想去搬砖攒点钱。”

“要。我托人问过了，那边的工头姓刘，是你爸的老熟人。刘工头说，只要你吃得了苦，他就让你去。一天八十，管一顿中午饭。干到八月底，能攒好几千块。”

赵一航点了点头。“明天就去。”

四

第二天早上五点，赵一航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窗外天还没亮透。

他把昨晚放在床头的T恤和工装裤套上，穿鞋的时候手指有点僵——不是冷，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面对这一天。他在学校里做过无数道难题，但他从来没有搬过一块砖。他走进厨房，他妈已经把早饭做好了。一大碗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他坐下来吃面，他妈坐在对面看着他吃，手里捏着一张刚从记账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他在工地上要注意的事：多喝水，别逞能，跟工头处好关系，累了就歇。

“妈，我吃好了。”他把筷子放在碗上，站起来，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裤兜。

“去吧。头一天别太拼。”

他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他妈还坐在饭桌旁，面前的粥没怎么动。他张了张嘴，想说“妈你别担心”，但最终什么都没说，推开门走了出去。

工地在县城东边。一栋还没封顶的住宅楼，灰色的混凝土框架裸露在晨光里，塔吊的铁臂在微亮的天空中缓缓转动。他到的时候工地上已经有人在忙活了。工头老刘是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和他爸认识多年，看见赵一航来了，上下打量了他两眼，咧嘴笑了一下。他嘴唇干裂起皮，笑的时候裂口渗出一丝血丝。

“你就是老赵的儿子？考大学的那个？”

赵一航点了点头。

“你爸跟我说了。说你今年没考好，想复读。行，你跟着老张干，他让你搬什么你就搬什么。干不动了就说，别硬撑。”老刘拍了拍他的肩膀，那手掌又厚又重。

老张是工地上年纪最大的工人，头发花白，背微驼，但两条胳膊上的肌肉像老树根一样虬结。他把一副棉线手套扔给赵一航，说戴上，然后带他到砖垛前，教他怎么搬砖码砖。砖垛有四摞，每摞一人多高，红砖面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水泥粉。赵一航戴上手套，弯腰去搬第一摞。一块砖差不多四斤多重，他一次搬六块，摞在手推车上码整齐。

他搬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手心就开始火辣辣地疼。棉线手套磨破了，露出手掌上刚刚鼓起来的两个水泡。他没有停。他把手套翻了个面继续戴，弯腰，搬砖，码砖，推车，卸砖，循环往复。他在心里把每一车砖换算成一道数学题——一车六十块，一块四斤，一车两百四十斤。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力传感器，重力、摩擦力、推力，这些他从高一开始就烂熟于心的物理概念，此刻都变成了肩膀上实打实的重量。

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人们蹲在工地边上的树荫下，每人捧着一个不锈钢饭盆。饭菜是大锅炖的，猪肉白菜炖粉条，米饭管够。他蹲在人群边上，狼吞虎咽地扒完了一碗饭，又去添了一碗。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饿成这个样子。

下午的太阳更毒。他推着第三十七车砖头走在工地上轧出来的那条临时土路上，汗水把T恤浸透了三遍，又被太阳烤干，再浸透，再烤干。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两个手掌都已经起了一层薄茧，不再是刚磨破时的刺痛，而是一种火辣辣的钝痛蔓延到前臂。他把这一车推到位置，卸完砖，推着空车往回走的时候忽然晃了一下。手推车的把手从他手里滑脱，车斗重重磕在地上，扬起一片灰。他扶着车把站了一会儿，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重新把车把攥紧，推着空车往砖垛走去。他想起他爸。他爸开了二十年出租车，每天在车里一坐就是十几个钟头。他以前不明白那是什么感觉。现在他蹲在工地的沙堆旁，汗流浃背，终于知道了他爸那些年腰椎间盘突出的每一分疼，是怎么弯着腰撑过来的。

收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老张帮他数了今天的工分，八分，一分十块，一共八十块。他把八十块钱卷好，塞进裤兜最里面那个有拉链的口袋里，又把拉链拉了两遍确认关紧了。然后他坐在工地边上的水泥管上，看着远处县城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来，想起了他昨晚写的那个计划。他准备把那几所心仪已久的学校重新写到纸上，然后用复读这一年的时间，把分数从169重新拉回六百多。他算了算，他还有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天，够了。

回到家，他在玄关换鞋的时候，听见屋里有陌生人的说话声。他推门进去，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蓝衬衫，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他妈坐在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他爸站在一旁，手里攥着那张省教育考试院的名片，拇指反复摩挲着那张硬纸卡翘起的边角。

“小宇，”苏慧芳站起来，“这是省里的周老师。你徐科长介绍的。周老师看了你的成绩单和之前全省统考的排名，觉得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专门过来跟你谈谈。”

周老师站起来，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干燥有力，不像是常年坐办公室的人。他开门见山地说，他其实是从苏北考出去的，也经历过复读，也见过很多像赵一航这样的孩子——不是没能力考好，而是被自己的心困住了。他说高考分数改不了，这是铁律。但你这个孩子，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分数上。如果你想复读，我可以帮你联系市里最好的复读学校，师资和省重点同步，学费我也帮你说好了，按最低标准收。另外，省里有对特殊困难家庭的教育帮扶政策，你外婆的手术和你爸妈的经济状况都符合申请条件，我已经让你妈填了表。

赵一航愣住了。他转头看向他爸妈。苏慧芳站在茶几旁边，嘴角微微翘着。赵志国还攥着那张名片，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他忽然发现他爸比他矮了不是一点半点。他记得小时候他爸是个很高大的人，能把整张门堵住，现在站在他面前，却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的老树，枝干还在，但腰已经弯了。

“不过——”周老师话锋一转，看着赵一航的眼睛，“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

“你明年高考，准备考多少分？”

赵一航沉默了几秒钟。他想起他的计划，想起他把那些学校又重新写到了纸上。然后他抬起头。

“我不知道。但一定比169多。”

周老师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成年人看少年时才有的那种宽容，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这个回答我接受。等你考完，我请你喝酒——不是那种酒，你喝可乐，我喝白的。”他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腋下，“你徐叔叔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169分不是一个笑话。是你这辈子能考到的最勇敢的分数。但复读，是你这辈子能做出的最勇敢的决定。你要勇敢地往前走。”

赵一航低下了头。他的眼眶红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但他嗓子眼堵得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力点了一下头。

那天晚上，赵一航把高一到高三的课本全部从床底下翻出来，一本一本拍掉封面上的灰。《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堆了半人高，他抽出数学那一册，翻到扉页。上面他写的那行字还在——是高一刚入学时用黑色签字笔写下的，笔迹工整得近乎拘谨。他看了很久，把那行字涂掉了，在旁边重新写了一句话。

然后他合上书，关了灯。窗外的蝉声渐渐安静下来，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大半张脸，把纱窗的影子投在他的书桌上，像一张被打碎又拼起来的地图。明天他还要去工地搬砖，后天也是。九月开学，他要去那所陌生的复读学校，重新坐在高一的教室里，从集合与函数开始，把被自己一砖一瓦拆掉的城墙一砖一瓦地砌回去。他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也不知道一年后那扇门会不会为他重新打开。但他知道，从明天开始，他要勇敢地往前走。就像周老师说的那样。

尾声

赵一航复读那年，苏慧芳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十点，不管白天多累，她都会走到儿子的房间门口，不敲门，只是站一会儿。门缝底下透出来的光是暖黄色的，台灯的光。她能听见里面翻书页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偶尔有椅子腿轻轻刮过地板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她安心。

复读学校的班主任每个月都会给家长发一份月考成绩单。苏慧芳把每一次的成绩单都用磁铁吸在冰箱门上，旁边是儿子小学时画的画——一只歪歪扭扭的长颈鹿，脖子占了半张纸，旁边用铅笔写着“给妈妈”。第一张月考成绩单，总分459。赵志国看了一眼没说话，但那天晚上他跑车回来，手里拎了一袋糖炒栗子，放在儿子房间门口。第二张，502。第三张，547。第四张，591。第五张，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苏慧芳正在厨房切菜，她擦了擦手点开手机，看了一眼，菜刀停在半空中忘了放下。631分。

她放下菜刀，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张成绩单被她攥在手心里，纸边微微发皱。她没有哭，只是把成绩单折好放进口袋，继续回去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比平时轻快了一些。

赵一航在新一年的六月重新走进了考场。和一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再在他耳边反复叮嘱什么。他爸只是在头天晚上把他叫到阳台上，两个人并排站了一会儿，然后递给他一听可乐。他接过来，拉开拉环，碳酸气泡在夜色里发出细碎的响声。他喝了一口，说爸，这次我不让您失望。他爸说，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他在黑暗里悄悄擦了一下眼角，假装是被可乐呛的。

这一年七月，苏慧芳再一次坐到了电脑前。她的手还是有点抖，但这一次她只输了一遍准考证号，页面就弹出来了。

总分：647。

苏慧芳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对着正在晾衣服的赵志国说了一句话：“你儿子考了六百四十七。”赵志国手里的晾衣架掉在地上，弯腰去捡，没捡起来。他蹲下去，就那样蹲在阳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了很久。

九月初，赵一航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他考上了东南大学，专业是他自己挑的——数学与应用数学。送他去车站的那天，苏慧芳往他包里塞了十几个茶叶蛋，赵志国把一卷钞票塞进他口袋，父子俩谁都没说话。火车开动的时候，赵一航透过车窗，看见他爸把手举起来，手指张开，用力挥了一下。那个手势和他六岁第一天上学时一模一样。他隔着玻璃，嘴唇动了动。

他把手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南京，我来了。这一次不是逃，是去。火车驶出站台，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那个169分的夏天。那个分数曾经是他亲手砌成的一道墙，把自己困在里面。后来他用了一年的时间，一块砖一块砖地把那堵墙拆掉了。然后他发现，墙外面不是悬崖。是路。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他妈发来的微信：“到了发个消息。包里给你塞了两个面包，别饿着。”他回了一个“好”，然后把手机锁屏，靠在椅背上。火车呼啸着穿过苏北平原，窗外的景色从田野变成城市，从平房变成高楼。他离那个169分的夏天越来越远了。但他知道，他会一直带着那个夏天的重量往前走。不是包袱，是勋章。

到校报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东南大学的校门，背面他用黑色签字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和他高一那年写在笔记本封面上的一样工整：“徐老师：谢谢你。你当年说的没错——169分，是我这辈子最勇敢的分数。但这辈子还长，我一定会考出更多勇敢的分数来。谢谢你。”落款：“赵一航。”

他把明信片投进邮筒里，听见纸片落进筒底的那一声轻响。然后他转过身，背着书包走进了校园。头顶是南京九月的天空，万里无云，高远得像是被洗过一遍。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走在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大学路上，脚步轻快，和他六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小学时一样。而前方，图书馆的钟楼在阳光下静静矗立，时针正指向一个崭新的上午。

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已完结，请放心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