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哈福兹笔下，“费图瓦”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管理社会事务、分配权力与影响力的方式，而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它本身就是权力关系及其如何影响普通人生活的隐喻。
“费图瓦”的出现，与马穆鲁克式权力结构有关。这种权力更多是“居住在开罗”，而不是有效“治理开罗”。换句话说，它更关心权力本身的延续，而不是贫民区普通人的生活秩序。
随着上埃及和乡村人口不断迁入，开罗周边形成了新的边缘社区。人们在这些地带自行谋生，也自行处理安全和内部纠纷，于是“费图瓦”的角色以某种方式被重新生产出来。随着人口在缺乏基本服务的地区不断聚集，社会冲突加剧，“费图瓦”也逐渐演变成“暴徒”，失去了早年“费图瓦”身上曾被赋予的许多道德色彩。无序的现实，以及国家以安全力量介入整顿所需付出的高成本，使“暴力中介”得以长期存在，并在开罗外围不断扩张的附属地带深度运作。但警方和安全机构并不允许这些暴徒公开出现在面向埃及中产阶层及更高阶层的公共空间中。
例外只出现在某些特定时刻，例如选举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暴徒在选举中频繁出现，破坏投票站前的秩序，干扰选举进程。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一些暴徒不断上升，成为连接贫民区和城市边缘“地下暴力世界”的中间环节。
不过，2011年1月事件之后，埃及社会暴力的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思路：需要一种更集中的控制机制，需要清晰可辨、可在适当时机被调动的“头目”，也需要在必要时终结他们的角色。萨布里·纳赫努赫被捕一事，并非毫无铺垫。有人把他称作“穷人的内政部长”，他也是开罗及其他省份暴力世界中最有名、势力最强的人物之一。
革命期间，埃及人曾自发组织民间巡逻队保护开罗的街区和道路。青年们夜间手持棍棒和刀具守在街头，盘问陌生人为何出现在那里。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那些在革命最初几天实施抢劫和掠夺的暴徒。无序的现实，以及国家以安全力量介入整顿所需付出的高成本，使暴力中介得以长期存在，并在开罗外围不断扩张的附属地带深度运作，但又不被允许出现在公共空间。
此后，埃及的抗议群体发现自己夹在两股力量之间：一边是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一边是被穆巴拉克时代“深层国家”残余势力加以利用的暴徒。内政部在许多关键节点上都保持了一种经过计算的距离，观察双方冲突；军方则控制着公共空间的关键部位，却并未深入干预开罗周边那些复杂而庞杂的边缘地带。
在围绕穆罕默德·穆尔西形成政治妥协的阶段，一些人认为，清除纳赫努赫是对穆兄会的一种政治性示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平行安全体系”相关的既有结构已经被拆除。要真正终结它，意味着必须重新设计开罗周边大片非正规居住带的社会和物质存在方式。
塞西总统上台后，埃及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拆解非正规住区，并为原住民建设新的住宅区。位于穆卡塔姆的阿斯马拉特社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向原先居住在非正规地区的居民提供了18000多套住房。
但这一工程也在中产阶层聚居区旁边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沿着9号街，一片新的社会空间在俯瞰开罗的山地上延展开来，绵延数公里。讽刺的是，在阿斯马拉特以及山脚下的扎拉伊卜巷，关于比什维·里兹克被捕的消息会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此人是纳赫努赫的手下之一，绰号“穆卡塔姆之狮”。而9号街的居民却对这个暴徒几乎一无所知，也与他的存在及其活动没有交集，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山上，只是处于不同的位置。
比什维·里兹克的故事，揭示了纳赫努赫更大叙事中的一部分。他袭击了一家位于“聚居区”的汽车展厅，而这片区域曾在军方的大力参与下被改造，目的是容纳中上层中产阶层。这样的行为，实际上突破了原有规则。
他的角色本应局限于开罗的非正规世界，以及城市内部某些夜间活动热点。到了这一刻，纳赫努赫其实已经在亲手书写自己的结局，至少是在加速它的到来。
他在“聚居区”的那次高调行动，成了真正触怒埃及国家机器的顶点。尤其是第五聚居区，本就是内政部及其安全机构的责任范围。它像是新城市项目中的“皇冠明珠”，因为它距离旧开罗并不遥远，至今仍是少数几个连接旧城区与更远郊区的交汇点之一。
在这片同时坐落着内政部大楼和警察学院的地带，黑色四驱车成队出现，车上人员下车“教训”某个商业世界中的对手或竞争者，这种场面显然不可接受。
那么，随着开罗周边非正规地带不断被拆解，埃及是否会逐步走出暴徒与权力之间那种暧昧而复杂的关系？还是说，这反而会催生一种新的安排，使其更适应边界更清晰、但随着基础设施和城市项目持续推进而愈发凸显的新社会现实？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萨布里·纳赫努赫及其周边人所能理解或纳入考虑的。暴徒就是一股被调动到敏感地区执行任务的力量，他们并不思考这些事情，也没有相关的政治哲学。
但国家绝不可能允许这种力量越过游戏边界，更不可能允许它误以为，自己在某些黑暗而复杂地带的有限参与，可以转化为对整个公共场景更广泛的共同支配。在电影《岛屿》的结尾，艾哈迈德·萨卡饰演的那个卷入权力危险游戏的人物高喊：“从今天起，没有政府了，我就是政府。”那么，埃及国家是否也会说：“从今天起，没有纳赫努赫了，我就是纳赫努赫”？
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亲手拔除自己身上的刺，在埃及社会和经济危机遍布的各个地带，彻底放弃那些在其控制之下、与其共同垄断边缘非正规地带暴力资源的“合作伙伴”？还是说，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这仍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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