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最终为美国增加了高达5亿美元的国家财富。但是在被称作“49年淘金人”高达二十万人之众的淘金者队伍中,最终能发家致富者不到百分之一。真正发财的是地产投机者,以及为掏金者提供生活设施和补给的商人,例如一位名叫列维·斯特劳斯的德国犹太移民。他在1851年从欧洲来到纽约,随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当时已是手工淘金的尾声,李维斯转而琢磨其他的生意。他用积压的帐篷帆布试做了一批低腰、直筒、臀围紧小的工装裤,卖给淘金工人。
由于这种裤子比棉布裤更结实耐磨,因此大受欢迎,被矿工们称为“李维斯”(Levi’s)。斯特劳斯由此开办了一家专门生产这种斜纹工装裤的工厂。后来他又将这种裤子的面料改成法国人发明的靛蓝色斜纹棉哔叽,并根据矿工的需要加上裤袋镶边和黄铜铆钉,最终演变为拥有专利的的蓝色牛仔裤,并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另一位有进取心的匈牙利移民奥古斯特·哈拉斯奇则从欧洲引进了几十个品种的葡萄,在圣弗朗西斯科北边的纳帕谷创办了酿酒业,成为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之父。
淘金热开始两年之内,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5万变成9.2万,又过了两年变成20.7万。一手握刀一手握枪的淘金者带来的社会混乱使得那里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酗酒、赌博、卖淫、偷窃是家常便饭,开枪斗殴、暴乱、鞭打、谋杀和绞刑也都成为淘金热的一部分。加利福尼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当地有迫切的必要来建立稳定的政府制度。但是当这一问题在国会提出时,竟导致了激烈的争吵和分歧。南方种植园主要求按照“密苏里妥协”,使奴隶制在南加利福尼亚合法化,而反对派则要求在那里禁止奴隶制的实施。两派各不相让,无法打破僵局。
加州淘金热中的华人。他们常因细心淘洗白人抛弃的尾矿而寻获黄金,但也因此招致嫉恨
加利福尼亚军事总督珀西福尔·史密斯看出在短时期内无法解决争端,便在1849年6月3日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措施,发布了一份《告加利福尼亚人民书》,号召选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并最终组成一个准州或州政府。9月1日,加利福尼亚制宪会议在蒙特雷召开,其代表组成体现了当时人口的多样性:一半代表的年龄在35岁以下,7名代表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人(包括1名印第安代表),6名代表是欧洲人(包括约翰·萨特),35名代表来自美国,而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定居的时间从4个月到20年不等。有一位代表提供了一份衣阿华州宪法的抄件,与会者以此为基础,制订出了一部禁止奴隶制和任何形式强迫劳役的加利福尼亚基本法。于是加利福尼亚代表手持这份法律前往华盛顿,正好赶上被称为“1850年妥协”的那场大辩论。
当时国会争论的焦点是“墨西哥割让地”,即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犹他等地,究竟是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这涉及到种族和文化两个领域:美国北方在开始建设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吸收西欧与北欧的移民,并形成了新的美国民族。而南方各州在独立之后一直保持殖民时期的传统习俗,以大种植园和奴隶劳动为基础,形成了英国式的贵族社会。
到十九世纪中叶时,北方各州已经进入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南方每一名拥有大批奴隶的种植园主,北方就有一名在大批工人簇拥下指挥钢铁和蒸汽机的工业巨头。如果说不少南方种植园主能够自夸拥有上千名奴隶,许多工业贵族也以拥有上千名工人而自豪。在这一金字塔的底层,对应的是拥有两三名学徒的北方小业主和拥有两三名奴隶的南方小自耕农。这样,在美国南北各州形成了两种平行的经济结构,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0年里,北方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按照价值计算,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南方主要作物的产量增加不到25%。到1859年,北方工业品带来了19亿美元的收入,而南方的棉花、糖、烟草、大米、松节油只提供了2.04亿美元。光是北方每年生产的生铁、靴子、鞋子和皮革产品这四项商品的价值,就超过了南方生产的全部棉花。
很显然,美国国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六十年前所确立的美国南北双方力量均等的原则已经明显不适应于时代。北方亟需让自由州的数量超过蓄奴州,以反映新的经济形势和新的力量对比,而南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墨战争结束后,1846年衣阿华建州、1848年威斯康星建州后,美国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数量都是15个,但加利福尼亚如果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将打破这一平衡。在“墨西哥割让地”建立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激烈争吵几乎导致美国的分裂。
关于蓄奴制的其他冲突使得争论更加复杂。首先,废奴主义者试图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废除蓄奴制,遭到南方的反对;接着,北方各州相继通过了“个人自由法”,规定法庭和警察都无权将逃亡奴隶归还给原主人。为了对付这些州的法律,南方议员要求美国国会建立国家法律,规定北方各州将逃亡奴隶归还给所有者。最后,新墨西哥准州与得克萨斯州存在着激烈的领土边界争议,得克萨斯要求得到圣菲以东的全部土地,而北方各州担心得克萨斯可能裂变为五六个蓄奴州,所以对此加以抵制。
南方民主党人与北方民主党人、南方辉格党人和北方辉格党人都因为以上这些问题发生了分歧,导致折衷主义者、美墨战争的英雄扎卡里·泰勒在1848年大选中当选为总统。他是路易斯安那的一名奴隶主,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自称为超越政治的“无党派”人物。泰勒认为,只要墨西哥割让地还是准州,联邦政府就有权决定其蓄奴制合法性问题,而一旦成为州,它们自身的政府就可以自行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因此他命令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美国军事总督们加快建立自治政府的步伐。
加利福尼亚马上通过了一部禁止蓄奴的州宪法,在1849年12月申请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新墨西哥、犹他和俄勒岗地区也都有成为自由州的可能,这就对南方更加不利。南方各州已经在众议院成为少数派,现在很可能在参议院也变成少数派。几方的情绪都上升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即使温和派的南方领袖也有不少人开始讨论从联邦中分离出去。
面对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南北双方的温和派试图达成一项巨大的妥协。1850年1月29日,年事已高的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被称为“1850年妥协”的立法提案,共包括五个要点:1、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2、新墨西哥准州和犹他准州在建州时自行决定是否采取蓄奴制;3、得克萨斯放弃对新墨西哥的领土要求,由联邦政府拨款1000万美元代其偿还公债作为赔偿;4、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但不废除蓄奴制;5、通过新的更有效的《缉拿逃亡奴隶法》。
这一提案在全国引起了长达七个月的激烈争论和抗议。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民主党党魁约翰·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圆形大厅中展开了辩论。暴风雨般的滔滔雄辩,绝妙的政治手腕和扣人心弦的演说词,使得这次辩论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精彩瞬间。克莱在2月5日和6日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演讲,演说词精彩绝伦,印刷了10多万份在首都和全国各地销售。然而尽管经过半年多的以怀念开国先父、提倡国家主义、崇尚理想主义为中心的激烈演说,克莱的提案最终仍于1850年7月被国会否决。
克莱疲惫多病,离开了国会山,韦伯斯特在7月接到新任命出任国务卿,也离开了国会。接替这批老一代政治家的是年轻的新生力量,包括49岁的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沃德,42岁的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以及37岁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这些新政治家最终达成了协议。这一方面要归功于经济的繁荣--随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潮、铁路王国的扩张、以及贸易的扩大,各州为保证其经济利益,都希望尽早结束冲突,专注于经济发展。妥协的达成还得益于另一个重要因素的消失:总统。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曾两度出任国务卿,1957年被美国参汶院评为五位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
扎卡里·泰勒总统态度强硬,坚持只有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加入联邦后才可以讨论其他妥协措施。他不仅威胁将否决任何违反其提案的决议,而且提出不惜用武力对付南方,甚至说如果南方独立,他会亲自率军出征。然而当年7月4日在华盛顿纪念碑举办的国庆庆祝会上,由于天气闷热,泰勒吃了许多冰牛奶和冰镇樱桃。天热中暑加上肠胃紊乱导致他在7月9日暴毙,由副总统米拉德·菲尔莫尔,一个懂得政治灵活性重要程度的纽约人接任总统。
菲尔莫尔的战术并非在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演说,而是采取若干复杂的幕后交易-将妥协按与出售政府债券、修建铁路等非政治性问题绑在一起。在他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在当年9月终于通过了与“1850年妥协”有关的各项提案,总统在上面一一签字。9月9日,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地位加入联邦,同时在“墨西哥割让地”的其余地区正式成立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准州政府。
“1850 年妥协”是一个不无阴影的政治妥协。与三十年前的“密苏里妥协”不同,它不是人们在广泛国家理想上的普遍认同,而是一场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个人胜利。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缉拿逃亡奴隶法》,该项法律包含许多北方人不满的条款,其中一条规定无需陪审团就可审讯逃亡奴隶,另一条遭到废奴主义者深恶痛绝的条款规定北方各州公民有责任协助捕捉逃亡奴隶。
米拉德·菲尔莫尔(1800-1874),1850-1853任美国总统,离任后因为家乡公益事业陷入贫困,后娶一富孀还清债务
从1820年到1860年,美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性的新阶段。工业和科技取代了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其中受英国的影响尤甚。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涉及到许多技术发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是从生铁中除去碳和其他杂质的方法,这就为生产廉价的钢铁开辟了道路。另一个重要的工业里程碑是蒸汽机的改进。原本用来从煤矿中泵水 的蒸汽机被用到了铁路和轮船上,从面引发了交通运输的变革。
蒸汽机的使用也改变了布匹的生产方式,使其由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生产。英国纺织业是工业早期革命的巨头,机器的应用使得其生产出大量价格低廉的纺织品,也使得英国市场对美国南方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到1850年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英国的工厂和矿山生产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煤和一半以上的钢铁、纺织品。因此,美国在本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借鉴英国的技术和经验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一些全球性因素也影响了美国。十八世纪末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这主要是由于瘟疫等致命疾病消失,农业科技的持续进步带来了大丰收,以及从美洲传来了玉米、土豆、甘薯等高产作物。这些农作物亩产量高于传统的欧洲作物,这也是导致人口暴增的最重要原因。1800年时欧洲的人口是1.92亿,到1850年欧洲人口已经达到2.74亿。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底层普遍处于绝望的贫困之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1844年以犀利的笔调描述过英国工人阶层可怕的贫困景象。无论怎样估计,他那些严正控诉都是确确实实的。劳动人民的贫困不仅使得欧洲的统治者面临即将于1848年爆发的全欧洲革命,而且使得欧洲的熟练劳工阶层急于逃离本国,前往美国。这些欧洲移民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必要的新劳动力、新家庭和新消费者,而且也带来了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1850年妥协”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国内的地区冲突迅速让位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外国移民的洪流打破了此前的一切记录,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和西部土地的廉价开发,促使东部较老的农业社会陷于解体。工业巨头们由于发现了机器的无限生产能力,便筹措资金,成倍地扩大生产。收割机、轧棉机、纺纱机、电报、汽船和铁路等新发明不断涌现,工厂和铁路的建设者正在大踏步地前进,后面跟着人数不断增长的产业工人大军。
铁路取代了昔日的国道公路和邮车驿路,轮船正在取代帆船的海上地位。麦考密克收割机和惠特尼轧棉机的出现使得种植园与农场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不断地从远西部流入国库,增加国家的流动资金,保险箱里的成捆股票一天比一天增多;电报和印刷机的出现改变了新闻业,并使得大众可以比较容易地打破上层阶级的知识垄断。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勃兴的最大标志之一就是铁路的兴起。在十九世纪初,高昂的运输费用阻碍了向远处运送货物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原始的交通方式也阻碍了向西部移民的过程。1820年代和1830年代开凿运河网的工程迅速改变了这种情况,其中以全长580公里的伊利运河最为显著。它是连接纽约和五大湖及西北地区的水道链的最后一环,以低价运送大量货物及人员,同时给周边地区带来经济优势。但是甚至在运河建设的高峰时期,美国的政治家、商人和其他一些人就注意到了英国由蒸汽机车和铁路带来的成功,于是他们也开始支持铁路建设。
早期美国北方铁路轨距多为4英尺8.5英寸。即1435亳米的准轨;南方多为5英尺的宽轨。
铁路不像运河那样冬天会结冰,可以全年运行,而且随处可建。铁轨网络的扩展(最初使用的是易磨损的铁轨,1870年代发明贝塞麦炼钢法之后才出现价格低廉、可供大规模使用的钢轨)一方面是当时工业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它的原因。铁路有助于将小城镇转变为工商业城市,并且帮助开发在那之前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自然资源。在铁路所造成的变革中,还包括像芝加哥那样的内陆大城市的发展,以及商品农业向不通水路的广大地区的扩张,以及各地之间客货运量的巨大增加。铁路枢纽作为新的居民中心,同海港和河港展开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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