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属夷”还是对手？明廷传统观念的致命惯性|万历|努尔哈赤|姚念慈|明廷|明朝|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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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君臣对努尔哈赤起兵的反应不可谓不迅疾，征剿之旨半月即下。然而，决策之果断与实力之匮乏形成鲜明反差：辽东精锐尽丧，援兵难至，饷银无着，朝堂却仍在争论战守缓急。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七大恨”这样一份直指明朝边政不公的檄文，君臣上下竟几无一人愿作回应，仿佛不去理会便等同于不曾发生。是传统“属夷”观念的惯性太强，还是居高临下的傲慢遮蔽了危机预判？当“抚顺剿逆”的定见压倒了对敌我态势的冷静估量，当“天下宗主”的面子重于实际利益折冲，这种既轻敌又拒绝对话的姿态，究竟是在维护边疆安全，还是在为更大的溃败埋下伏笔？

阅读提示：

姚念慈老师新著《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系三联书店“名山”系列丛书其中一种。该丛书即将升级再版，并纳入多部海外汉学经典译著。敬请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文末附有三联“名山”丛书已出版书目，

及即将出版书目。

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

姚念慈著

精装，定价：99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6月

内容简介：

明清嬗代关乎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甚巨，其中决定性因素，即延绵二十余年的辽东之役。后金建国自立，既是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亦为明朝玩弄以夷制夷而自食其果。努尔哈赤自起兵至占领辽沈，仅只三年，固因明朝颓势难挽，亦万历一系列失误使然。后金（清）奴隶制扩展及其巨大灾难，追根溯源，明统治者亦难辞其咎。

本书尝试明清互证，以探寻史实真相，重在明朝决策违背现实与调兵转饷困难重重。历史进程的必然与偶然，战争正义性以及社会付出的代价，统治者的历史责任，皆应追究。今之历史从业者，必须秉持两条基本原则：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每一历史变故是否有利于中国迈向近现代社会。否则，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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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前言 1

辽镇由“盛”转衰探源 1

一塞外形势的变化 1

（一）海外首疆 1

（二）辽镇防御艰难 9

二辽镇衰落在于内因 14

（一）明初国家军事化 16

（二）明初军屯“自食自足”质疑 19

（三）辽东屯田时间与规模 25

（四）辽东守屯比例改变 32

（五）军屯之奴役性 43

小结：辽东军屯式微难挽 52

辽镇从衰落到溃散 62

一辽镇诸多弊端源流 62

（一）逃亡与勾捕 62

（二）罪犯充军与纳赎 67

（三）辽东债帅 73

（四）辽镇士卒月粮菲薄 78

二走向溃散之三害 85

（一）家丁崛起 85

（二）辽东武功之奥秘 90

（三）昙花一现之后的颓势 96

（四）东征之役与辽东残耗 106

（五）矿税使虐害全辽 126

赘言 133

从停止朝贡到起兵反明—兼释“七大恨”之由来 136

一明金关系转折点——万历三十五年 136

（一）建州停贡与明廷反应 137

（二）勘界与复贡之纠葛 144

（三）增兵辽东 151

二遏制建州归于失败 162

（一）“西虏”款议未果 162

（二）建州复贡 173

（三）明朝干预北关 177

（四）再次勘界及其后果 182

（五）辽东撤军 189

附言 195

（一）关于“七大恨”之原本 195

（二）明金之战是否不可避免 196

萨尔浒之战再探讨 199

一后金起兵与明朝之反应 200

（一）“七大恨”送抵明廷时间 200

（二）万历初旨与廷臣会议 201

（三）传统观念与危机意识 205

二明廷内部剿守之争 208

（一）会议遭致质疑 208

（二）兵部之续议迟迟未准 210

（三）反对征剿之声 213

（四）后金再犯与万历决断 217

三明金矛盾未能调和 222

（一）清河失陷与交涉破裂 222

（二）努尔哈赤之顾忌 228

四明朝内部的困境 234

（一）调募军队之难 234

（二）筹饷之难 238

五辽东不堪重荷 243

（一）辽东亟待赈恤 243

（二）召募辽人未见成效 245

（三）新旧主客兵饷难以协济 248

（四）本色耗尽与海运无及 250

六明军进剿之败因 254

（一）万历催促进剿 254

（二）万历悭吝内帑之恶果 262

七君臣隔绝——万历朝政治危机 267

（一）君臣隔绝与朝堂空虚 267

（二）“介介然与臣下相持” 273

（三）终为群臣所弃 277

（四）明末朝议与政治文化 280

结语：明金之战的性质与历史进步的代价 289

“天下”骚动“一隅”难保——以熊廷弼《战守大略》为中心 297

小引 297

一明廷贻误时机 300

（一）误传“虏警”与举措乖方 300

（二）宣镇哗变与征募无果 309

（三）辽东“籍民为兵”流产 320

二熊廷弼受命经略辽东 326

（一）经略之命迟迟方下 326

（二）“中府会议”之争 329

（三）至任初之举措与放弃沈阳 336

三后金动向及其弱点 346

（一）努尔哈赤之谨慎与自卑情结 346

（二）诱迫朝鲜脱离明朝 351

（三）与喀尔喀蒙古结盟未果 357

（四）后金的困难和内部矛盾 363

四熊廷弼《战守大略》剖析 375

（一）漫言调兵与朝臣异议 375

（二）仓猝出台的《战守大略》 381

（三）廷弼之“自供”与“纠错” 390

五 “钦限考成法”之背景 396

（一）与兵部相争几至决裂 397

（二）丁字泊之役与“用夷攻夷” 401

（三）辽南四卫募兵逃亡 421

（四）朝鲜告急与议守镇江 431

六明朝兵饷俱难为继 437

（一）援兵叛逃与河东兵力 437

（二）从请帑之争到再行加派 447

（三）海运之难与辽东乏食 462

七沈奉之役与辽东前景 501

（一）进筑沈阳与“聚兵扼要” 501

（二）王大人屯一役之疑点 514

（三）沈奉之役与熊廷弼之实感 519

未完的结论：辽东之失与明朝灭亡 535

（一）关于结党陷害熊廷弼 536

（二）辽东愈困而难以久持 544

附录一《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读后——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 559

附录二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以黄宗羲为中心 573

小引清初重年号 573

一碑传生卒纪年类别举例 578

（一）明清两朝年号并用 578

（二）单书清朝年号，于明则用干支 580

（三）单用明朝年号，入清则用干支 581

（四）明清年号均不用，全用干支 589

（五）特例 591

二《黄梨洲文集》碑传纪年 594

（一）梨洲特重碑传义法 594

（二）梨洲自相违戾 598

（三）梨洲所持遗民准则 605

（四）梨洲对清廷之态度 612

（五）梨洲碑传文纪年前后变化 617

赘言 629

主要参考文献 631

作者信息

姚念慈

教授，清史专家。1949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 1989年随王锺翰攻读清史博士，1992年任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清史方向博士生导师（长期与王锺翰先生合作招生）。2012年底退休。

“属夷”还是对手？

明廷传统观念的致命惯性

*本文节选自《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

标题为编者自拟

文 | 姚念慈

明廷决计征剿，看似冲动，实为传统观念与危机意识所共同驱使。自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停止入贡，辽东巡按熊廷弼即以其图谋叵测，较之“北虏”仅以入犯掳掠，为祸更不可测。具体而言，倘若北关（叶赫）为其所并，则开原难保；开原一失，则“夷虏”势合，辽阳殆危；河东一失，长驱西向，广宁、山海皆不可保，京畿屏藩尽失，则将重蹈宋金覆辙。总之，辽东乃京师肩臂，保京师即必保辽东，欲保辽东，则必扼制建州。此一认识不但促成三十七年有增兵五年之举，且于朝野影响颇深。努尔哈赤暂作隐忍退让，退地复贡，确实令明廷麻痹，以为无忧，乃撤离援兵，坐视辽东凋残如旧。而今努尔哈赤果真以兵相犯，明廷危机意识即迅速复燃。按照明朝宗藩关系的传统观念，东北女真与外藩蒙古不同，女真各部落自国初投顺，编设卫所，即为属夷，故必坚持抚顺剿逆。且明廷自视于建州一支恩泽独厚，故其叛逆尤不能容忍。明朝步入垂暮，日渐虚弱，外部威胁愈是严峻，危机感愈益增强，则愈易倾向诉诸传统观念，两者结合，遂成为舆论主流，不能冷静看待辽东形势已呈敌强我弱，并认真考虑后金诉求，反而走向极端，必欲彻底消除危机根源，恢复往昔秩序。

努尔哈赤肖像。图源：故宫博物院

万历向以家事重于国事，对于努尔哈赤初次起兵，破抚顺，杀总兵，未必有多少危机感。其所以下旨“挞伐”“剿灭”，当主要受传统观念支配。且自即位以来，即乐于炫耀武功。保全祖宗封疆，剿伐叛逆之属夷，亦是维持天下宗主之必需姿态。国君态度既如此明朗，臣下自必应和者多。但对于国内现实状况，如财政极度匮乏，北边各镇皆衰弱贫困，体制瘫痪，运作迟缓，难以大力援济辽东等等，均未予以重视，惟冀图一剿了事。迨日后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只能弥缝补苴，临事应急。即有反对贸然征剿者，亦无能扭转既定之决策。可以说，万历一旦颁布“征剿”“殄灭”之旨，即很难改弦更张，另作选择，如谋求妥协，适当退让。除非努尔哈赤认罪示悔，重新臣服，但这与其起兵之旨，即独立建国、脱离明朝恰恰相反，故几无可能。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四月至闰四月两月之间，明廷君臣题奏批答，均未理会“七大恨”。其中有两种可能：或因万历态度已甚果决鲜明，不值多费唇舌，而要在于速定方略。大臣如薛三才初衷虽不在剿，然鉴于万历谕旨，亦只得加以附和：“奴酋世受豢养，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杀我将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愤。廷议佥谓当殄灭此，用振国威。恭奉明旨曰征剿，曰挞伐”云云。小臣论事，更易激于义愤，如给事中姚若水言：“奴酋本我属夷，久奉约束，沾恩泽非他虏比。一旦称兵犯顺，陷城殒将，大逆不道，莫此为甚。即狡酋去来未易遥度，而天朝致罪声讨，断断不能缓已。”他如“奴酋狂逞，为二百五十年所未经见”，“此亦千古大辱也！”总之必发兵雪耻，或拒战，或进剿，绝无容忍之余地，却未见有就“七大恨”而发者。与第二次“七大恨”送至明廷，群情哄然相比，亦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李维翰最先题报所附之“七大恨”未见于邸报，努尔哈赤所遣之人亦未入关，故而朝臣无从知晓。

告天“七大恨”榜文。图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老满文原档》，努尔哈赤于袭破抚顺之次月，即闰四月十六日曾检阅大军，欲再次攻明，因马匹未壮而罢。遂于二十二日释放东厂“鲁太监”名下商人四名，携带“七大恨”送于明朝。不然，则或又如四月，先用兵而后致书。张儒绅等至京，揆之日程，当不出五月上旬。此次无法隐瞒，致使朝议骤起，而于“南朝”之称尤为愤然。六科给事中合疏曰：“迹其‘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且以么麽属夷，而自称为国，自称为汗，称我明为南朝，俨然北朝自居者。神人共愤，天讨必加，无烦再计矣。”南京御史赵绂亦上言：“近日奴酋所上一书，彼且为僭言以挑激我，为大言以恐吓我。彼不罢兵，我其能先罢彼乎？呼我为南朝，我其能任彼为北朝？今之兵，固不得已而应之者也。”对于后金提出罢兵，朝臣则以为故施烟幕，愚弄明朝。户科官应震曰：“奴酋以到处精兵为御防，而反以求和愚我；以七宗恼憾为仇怨，而反云‘明白示下，我好罢兵’挟我：奴不啻玩弄我于股掌。”较为持重者如赵兴邦，亦云：“据辽东抚臣李维翰塘报内称：酋奴送汉人张儒绅等四人，……给以长马，给以印文，差章台等送进求和等情。”但“据赍来夷文，曰：‘七宗恼恨，公议明白，谁是谁非，专等示下，我好罢兵。’则又轻我挟我也”，并怀疑东厂太监与努尔哈赤相勾结，为其说项。御史唐世济更请：“严究奸细，以张国体。”“奴酋以令箭长马送进汉人四人，又给以印文，沿途传送。且赍带夷文佯为求款，内有七宗恼恨，中含要挟轻侮之词，辱国莫此为甚。”五月下旬，努尔哈赤再次犯边，明朝群臣更为愤然，以“七大恨”警示万历者不绝于疏。

据上引奏疏，努尔哈赤第二次送来“七大恨”并夷书，亦有讲和之意，与《明实录》四月二十五日所记相同，惟罢兵条件未详。辽抚李维翰则疏云，“奴酋已明言不能罢兵”，或因其身在辽东，于建州情形更为熟悉。朝廷对第一次“七大恨”既无答复，而辽东精锐丧亡殆尽，若援军迟缓，敌军势必再犯。努尔哈赤两次致书“七大恨”，是欲以攻掠迫使明朝接受城下之盟，抑借口明朝不肯求和而蚕食辽东，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在明朝看来，皆似战争通牒。后金背恩反叛，罪不容诛，已成共识。分歧惟在用兵缓急，战守何者为先。不至如后来钱牧斋所言，当事大臣皆为“七大恨”所震慑，惶惶然不知所计。万历之于“七大恨”不予作复，诚蔑如也。若令廷臣回书逐加反驳，历数其先祖以来如何沾恩受惠，当感激涕零，何得背恩反叛云云，则似反显小器，有失天下大宗体统。但在调兵筹饷甚为困难、大举征剿并无把握的情况下，对于后金诉求全然不加考虑，仍以属夷视之，明显带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只会加深对方怨恨之心，毫无疑问是一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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