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
在党的10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四大队”是党中央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由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当时，张连生在队中担任报务员。
把一生奉献给革命新闻事业的范长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震撼全国，是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范长江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生的回信，范长江之子、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同志心潮澎湃，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中的内容，对“四大队”当年所做的工作特别亲切。范小建同志深切体会到，信党爱党，永远跟党走，应该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于是，他通过自己印象很深的“三个一”，撰文回忆他所知道的“四大队”故事。今日特刊发范小建同志的文章《信党爱党 永远跟党走》，以飨读者。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并于29日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则沟村举行会议。
会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教导旅”等），中央纵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四大队为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
“四大队”是一支主要由编辑、技术和行政人员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共40多人。大队长是范长江，副大队长是耿锡祥。大队下设编译、电务、行政三个科，分别编为第一、二、三中队。
下面，我想通过“一封信”“一段回忆”和“一部电影”，进一步回顾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和“四大队”的一些故事。
1947年9月11日，在“四大队”主要负责英文稿件采写与编辑的沈建图同志奉调回到太行山区的新华社总社。作为“四大队”大队长的范长江，给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写了一封信。
范长江。
廖社长及社委会：
中央在陕北的坚持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最危险是两次：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刘戡以六旅之众，向中央纵队扑来，而我们只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的武装，……指挥灵活，调动敌人，使敌人迷了方向，竟至在中央附近十几里路处走了。第二次是八月中旬葭县附近之役，敌人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敌距中央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此时副主席、弼时、定一等均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白昼行军，直到8月20日歼灭三十六师才转回局面。歼灭三十六师之战，中央即在战场附近二三十里内，已准备万一打不好的长途行军。这一仗打好了，敌人即开始退却，不久陈赓过河，陕北大局，从此变化。这两次最危急时，均冒风雨行进。6月那一次，他们也都淋着大雨，于深夜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中央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半年来，我们工作得不多，又不好，跑路时间不少，我们到过延安、三边、榆横及绥米四个分区，对于陕北之大，有了些具体的体会，更重要的，我们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
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敌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敌人（无论远的或近的）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能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度过重重危难。
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中央宣布与边区人民一道，坚持陕北。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场与对人民的高度热爱，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劝过中央过河东，中央始终不动摇。……这种忘我的不计个人利害的伟大精神，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初决没有想到中央只带三四个连坚持陕北。中央纵队的物质生活，比一般地方与军队的领导机关都不如，结果使许多机关都在中央精神感召下力谋改革。现在已收到极其明显的效果。
第四，科学的工作方法。中央同志在决定问题之前，用极多的时间与精力，广泛搜集材料与意见，然后反复加以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决不作不成熟的决定，要等待真象弄清之后，才作结论。这一工作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无论在处理军事指挥，决定方针策略，以及日常的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五，动人的工作作风。中央同志对于许多日常琐碎的群众生活与工作有关的事情都很注意，而且经常亲自动手。中央纵队领导机关改组时，主席对弼时、定一、子龙、志高四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
半年来，我们这个“政府”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认真把这些事办好，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在写文章的过程上，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的作风。
我的理论水平不高，对于中央思想作风的体会极其有限，甚至可能认识有错。上面这些不过是仅供万一的参考。
我们本单位正在中央领导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立场与作风。学习运动已经开始，预料可能有较满意的结果，把全体同志提高一步，对此望你们多给我们指示。
范长江 九月十一日（1947年）
以下这段文字是当时的“四大队”成员赵棣生同志（曾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北京分社社长）1992年的回忆。
1947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到达陕北绥德县田庄村边。当时夜色漆黑，四野静谧。队伍刚停下来，就听到有人发问：“长江同志到了吗？”随即下令：“出发。”从口音听出这是陆定一同志。
“四大队”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驻地。
新华社工作队这时已完成了总社撤离延安后在瓦窑堡地区向全国发布文字、口语广播的任务。我们以为这次准是东渡黄河去同总社汇合了。队伍开动了，但方向不是朝东而是向西。这使我们大惑不解。
在夜行军的行列中，长江穿着大衣，走在坐骑前面，有马不骑，彻夜徒步，右肩上还挂着一支步枪。我曾看过他写的有关苏北根据地的报道，对苏北根据地的概貌、形势、军民关系等，作了概括扼要鲜明生动的描述，令人耳目一新；同我们日常编发的根据地新闻对比，他的报道篇幅不长，视野开阔，出手不凡。此刻见他步履稳健，神态自若。
翌日拂晓，我们看到右前方河川对面有几个人影行进，不约而同驻足停步——“啊！看！毛主席！”大家疲劳顿失，兴奋至极：原来我们是跟随毛主席一起行动。这是多大的光荣和幸福！长江此刻却笑而不语。看来他心中有数，几天来一直对我们“保密”罢了。
西行两天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任弼时同志集合中央纵队讲话，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不过黄河，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新华社工作队隶属中央纵队，番号“四大队”，范长江同志任大队长。
新华社新闻台部分人员。三排左六为张连生。
把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审定的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送到已迁往太行山地区的新华总社向国内外播发，这是“四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长江要求每个环节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不仅要求迅速及时传发，而且包括文内标点符号，要保证准确无误。每当接到任务，全队人员立即进入兴奋状态。长江把文稿交译员译码，译毕校对、译员按码读字，编辑对照原稿监听，人名、地名、数字要重复核对三次，再交电台传发总社。总社播出后仍得抄收，复核有无差错。
长江不吸烟（戒了）。但偶而他也向人讨一撮烟末，用纸卷成喇叭状，点燃并叼在嘴上。这时，他在看发往总社的陕北文稿，或者是看中央领导同志退回的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稿（抄收译送这些电讯供毛、周、任、陆等同志参阅是“四大队”的一项日常任务）。译稿上密密麻麻，都是毛、周阅看时划的圈点杠线符号。长江看得那么入神，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的入神沉思，正是他日常善于捕捉这种学习的可贵机会的表现。
“四大队”的编译人员能最早看到“陕北文稿”。即使如此，每当文稿译校完毕，也是人人都以先睹为快。
有很多次长江手持原稿，充满激情，给大家高声朗读。一次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满屋一片欢腾，大家对这一文告将在国内外引发的巨大反响各抒己见，热烈议论。
看过电影《巍巍昆仑》的都知道，这是讲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故事。
电影的编剧叫东生，也是“四大队”的一名成员，曾任胡乔木同志秘书、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以下是1993年9月22日所写相关回忆文章的节录。
我第一次见到他（指范长江），是在1947年春天。他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问道：“从山东来？”我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四大队”编印的《新闻简报》。
在“四大队”，我的任务是刻钢板，油印《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给毛主席他们看。起初，我这个连初小都未毕业当过几年印刷工人的文书，字写得不像样子，时而还有错别字。范长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但他那无声的严肃的一瞥比任何语言都锋利得多。
夜里行军，白天工作，确实累。我年纪虽小，却得了“神经衰弱”，往往越累越睡不着。范大队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决定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请编辑赵棣生帮我一起刻钢板。
看到我的字写得有进步，错别字也几乎没有了，范长江的脸上泛起了笑容。不只一次，我拿着稿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刚刚吃完饭，盆里还剩下一点面片。他一边连声招呼：“来来来，小鬼，吃点……”一边往碗里给我盛面片。小时候经常挨饿的我，每当回想起这感人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解放后毛主席说过，当年在陕北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武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就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在文的这条线上范长江则是仅次于陆定一、胡乔木的一名“将军”。他手下没有武装的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等。
“四大队”转战陕北时使用的发报机。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毛主席撰写或修改的稿子一送来，范长江马上开始工作，每一次都是亲自坐镇，从译电、校对到发出，然后把稿子交给我刻钢板油印《新闻简报》，至此，流水作业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他曾经提醒我：“这些稿子比生命还重要，绝对不能丢了！”
1947年6月7日，“四大队”住在高川，离毛主席住地王家湾四五里地，黄昏时接到命令整装待发。打前站的向东走了，大队人马坐在打谷场上等待命令。眼看要有一场暴风雨。为什么还不出发呢？
直到20年后，我才从采访中得知，就在我们默默等待的时候，毛主席和任弼时正在激烈地争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决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长江把打前站的追回来。大队人马冒着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范长江跟我们一样，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浑身淋得湿透，水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对面山上敌军烧起了一团团篝火，人喊马叫都听得见。
在人困马乏的时候，周恩来轻轻哼着《国际歌》走来：“新华社的同志们，辛苦了！有掉队的吗？”范长江答道：“没有。”周恩来边走边说：“长江呀，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就是在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晓，在度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由周恩来和范长江共同播下了42年后诞生的电影《巍巍昆仑》的种子。
1958年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范长江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希望借我协助他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因我要出国担任该报驻苏记者而未能如愿。
几年后我回国，他找到我说：“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见到我就问开始写了没有。”他把所有的材料，连同他写的提纲，全部交给了我。
一年又一年，他的工作越来越忙，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后来一切联系都中断了。1979年，在我真地意识到范长江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含泪打开他交给我的那包材料，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我的耳边响着他的声音：“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的支持。电影《巍巍昆仑》终于在1989年上半年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新华社工作人员在延安时期的老物件。
以上这“三个一”，再一次展现了当年中央纵队“四大队”在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的一些小故事，也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而绝不向任何困难所屈服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气概。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做好自己的事，信党爱党，永远跟党走，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底气和力量源泉。
（原文刊载于《新华每日电讯》，2026年6月24日第4版，《信党爱党 永远跟党走》，作者：范小建；本文有删节，文内图片均源于新华社，题图由AI生成。）
来 源：新华每日电讯
原标题：信党爱党 永远跟党走，本文有删节
总监制：姚卜成
监 制：韩世雄
编 辑：张琼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