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小説數量龐大，僅在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間，刊行的小説數量就多達五千餘種[這個資料，并没有包含衆多的宣講小説。另外，關於晚清的時間範圍，歷史學界多將其界定在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一年之間，文學界多指從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一八九八—一九一一）年間，考慮到宣講小説的實際，本文采用歷史學界的觀點]。人們提及晚清小説，通常想到狹邪小説、譴責小説、俠義公案小説、科幻奇譚小説等。其中俠義公案、狹邪小説多承傳統，科幻奇譚則屬新質，這一時期的小説整體呈現出“新舊雜糅”的特點。自報刊小説興起，這種情况愈加突出。晚清小説對西方的接納、對傳統社會的批判所體現的新思想、新題材、新寫法尤爲學界所重視。自一九〇二年梁啓超在《新小説》雜志第一號發表《論小説與群治的關係》後，科學小説、偵探小説、政治小説等“新小説”蔚爲大觀。民國時期的小説承擔起思想啓蒙的任務，形式也發生徹底改變，小説流派有鴛鴦蝴蝶派、武俠小説派、新感覺派、田園牧歌派等。這一時期大家迭出，魯迅、茅盾、郁達夫、老舍、冰心、沈從文、丁玲、趙樹理、錢鍾書、孫犁、張愛玲等，以各自的作品推動了現代小説的成熟。
然而，晚清民國時期的小説，在被刻意强調的“新”的背後，實則潜藏着更多未被充分關注的“舊”。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説新論》的導論部分《没有晚清，何來“五四”？》特别强調了這一點。以文言小説爲例，民國時期，文言小説集有百部以上，報刊文言短篇小説有一千餘篇。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當前對晚清民國文言小説的統計，還是對白話小説的統計，都幾乎未將數量同樣龐大的“宣講小説”納入其中。可見，這一時期小説的“舊”質，遠比現有研究呈現得更爲豐富。
所謂宣講小説，主要是以宣傳聖諭及世俗倫理道德爲主要内容的小説類型。宣講的内容，在明代爲“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到了清代順治年間，改“六言”爲“六諭”，康熙時期變爲“聖諭十六條”：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争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异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民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盗賊、解仇忿以重身命。當然，宣講的内容有時也會溢出聖諭，加入神諭及日常倫理道德，但都未脱離傳統倫理的範圍。
一、宣講小説的發展
古代的宣講主要有兩類，一是由官方主導的對儒家經典或帝王聖諭的宣講，如《魏書》載：“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二是宗教人員主持的有關宗教典籍或義理的講座，如唐宋時期的“僧講”。明代朱元璋頒布《教民榜文》以勸民衆，要求各地宣講，但其形式主要是講述義理。清初聖諭宣講仿照明朝，并且對宣講的要求更爲具體，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要求“直省各州縣大鄉大村人居稠密之處，俱設立講約之所”，甚至考試也需默寫《聖諭廣訓》來强化宣講效果。這一時期仍然以聖諭條目的宣講爲主，但也逐漸增加了一些案證（“案”的含義甚廣，凡事件皆可謂“案”。宣講小説中的“案”“案證”就是宣講時所講述的故事。周振鶴認爲，案證“就是一個個因果報應之類的故事”。此説雖然值得商榷，但大抵如此。前期宣講小説的“案證”相對比較簡單，到了同治、光緒、宣統時期，越來越多的“案證”的可讀性增强，朝着“話本小説的體例”靠近，《躋春臺》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它甚至被認爲是清代“最後一種擬話本集”）。嘉慶十年（一八〇五）《聖諭靈徵》問世，該書先列聖諭條目，再繼之以事例，如“篤宗族以昭雍睦”條目下有違諭惡報十案，其中“爲讒言不睦宗族”案内條目有“不認尊長”“伯叔仇侄”“互相鬥罵”等。聖諭條目後的“案證”前則有簡短的闡釋，“案”主要以“宣”引出，采用對話形式寫案主所行之事及最後的結局。
自《聖諭靈徵》之後，一些宣講書多采用此類形式，但案證的小説味却濃了一些。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重刊本《法戒録》，序後署“嘉慶二十一歲次”，此書以聖諭六訓爲綱，每一條聖諭下案證多寡不等。咸豐二年（一八五二）福建吴玉田刻本《宣講集要》體例與《法戒録》類似，衹不過其“綱”變成了聖諭十六條。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新鎸本《捷采新編》《采善集》《滇黔化》，咸豐五年（一八五五）重鎸本《聖諭案證》，咸豐八年（一八五八）重刊本《石點頭》（此與明末清初天然癡叟編撰的擬話本小説集《石點頭》非同一文本），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的《因果明徵》，等等，這些小説在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是主要繼承了《聖諭靈徵》以聖諭統領案證的特點，但又在每一條聖諭之下用大量的篇幅對它進行闡釋。《宣講集要》乃是其中的代表，書中宣講聖諭的規則、“六訓”解、《聖諭廣訓序》整整占了一卷，除最後一卷，其餘各卷都是“聖諭—闡釋—案證”類型，“闡釋”文字幾乎是《聖諭廣訓》相應内容的照搬，不過作爲揭示聖諭的“案證”已經成爲主要的内容。咸豐七年（一八五七）重刊本《聖諭靈徵》體例就與《宣講集要》差不多了。
二是抛開聖諭條目與連篇累牘的闡釋的宣講小説逐步興起。這類小説除了前面的序言之外，直接就是“案證”，如咸豐四年的《捷采新編》、咸豐五年的《指路碑》等。這些宣講小説中，“案證”篇幅較長，可讀性也增强了很多。
三是中長篇宣講小説出現。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的《因果新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廣化新編》、咸豐四年的《滇黔化》、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長達九十九回的《陰陽鑒》等，都是以一兩個主要人物貫穿始終。小説通過人物的現實游歷或冥游，隨時隨地隨人而勸化，雖然“聖諭”二字未明確出現在小説中，故事所及却不離孝悌忠信禮義廉耻，戒淫、戒貪、戒殺，改過遷善等，皆是聖諭的日常倫理表達。
四是説唱結合的形式已在故事文本中大量運用。傳統話本、擬話本小説一般衹説不唱，這一時期的宣講小説是有説有唱，説唱結合。韵文部分常以“歌”“謳”“宣”來提示，其内容一般是小説中人物的訓誡、回憶、宣泄，其中有對事件的回顧與評價，句式以“三—三—四”十字句爲主，抒情意味較爲濃厚。如《宣講集要·閔損留母》閔翁責駡兒子失了車索：
你今日，做此事，總是慌了。爲父親，御車輪，這樣毛套。
我也曾，稱棉花，與你縫襖。何爲的，這們樣，手脚動摇。
莫非是，你母親，做事不道。這襖子，花薄，做了改消。
叫我兒，快快的，上前來到。待爲父，仔細的，扯開上瞧。
韵文多寡，隨故事而定。《閔損留母》中，韵文部分有七段，其中有閔翁獨自的“宣”，也有他與閔子對話的“宣”。中長篇宣講小説也是如此。故事中唱文的加入，使得宣講小説不同於一般古典小説，這就使得一些故事宣講文本在一些地方被納入地方曲目中。
同光宣時期，宣講小説數量持續攀升，受《宣講集要》影響，標題中包含“宣講”“案證”的作品顯著增加，如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的《宣講拾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的《二十四孝案證》《宣講續集》、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的《孝逆報》、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的《聖諭六訓醒世編》。此外如《宣講大全》《宣講金針》《宣講選録》《廣訓摘注》《宣講管窺》等，這類書名中含有“宣講”“聖諭”的宣講小説數量超過三十種。不以宣講命名的更多，如《萃美集》《千秋寶鑒》《回生丹》《迷津普渡》《驚人炮》《救生船》等，林林總總，不下百種。其中不乏可讀性較强的作品，如《萃美集》《躋春臺》。文言宣講小説的出現是這一時期的亮點，如《宣講博聞録》《宣講集編初集》《宣講餘言》等。道咸時期，短篇宣講小説案證前甚少開篇詩詞，到了同光宣時，這種情况發生了變化。《照膽臺》《驚人炮》《自新路》《普渡迷津》《萬善歸一》《保命金丹》等，案證前皆有詩詞，這些詩詞多爲四句，詩後有議論，繼而是案證本身，最後議論總結整個案證，其形式類似於明末擬話本。也正因如此，《躋春臺》纔被視爲清代“最後一種擬話本集”。
民國時期，宣講小説仍然風行，一些原有的宣講小説被重印，新的宣講小説也不斷出現，如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的《宣講警心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宣講新奇》《福壽寶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宣講明快》、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的《宣講寶鑒》、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的《勸善録》等。其中，《八柱撑天》案證前仍有“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天尊詔”“太上老君道德天尊詔”等神靈之諭與聖諭六訓、聖諭十六條等。這一時期還有八十四回本宣講小説《輔德嘉模》、五十四回本《集善明箴》等。總體來説，與晚清宣講小説相比，民國宣講小説在内容與形式上并無多大變化，其中甚少涉及新思想、新文化。
二、晚清民國宣講小説的題材特徵
“宣講”是宣講小説最主要的特點。宣講者面對的是普通民衆，他們需要考慮“講什麽”與“如何講”。在聖諭宣講的規束下，“講”的主旨已被確定，宣講的内容必然要符合這個規定。宣講者往往通過家庭瑣事，或者通過講述個人如何處理家人之間、鄰里之間、師友之間的人際關係的故事來宣傳聖諭六訓、聖諭十六條或五倫八德。因此，宣講小説的人物可能有仙佛精怪，但不會成爲主角，即便有非同尋常的遭遇，也僅是主人公行爲的助力或結局，而非叙事核心。
很多宣講小説集中除聖諭外亦收録仙佛之諭，且内容均指向現實社會。以《宣講拾遺》爲例，卷首在聖諭六訓、聖諭十六條後有文昌帝君蕉窗十則、武聖帝君十二戒規、孚佑帝君家規十則、灶王府君訓男子女子各六戒、灶王府君新諭十條等。如《武聖帝君十二戒規》分别是戒不孝父母、侮慢兄長、道人過失、驕傲滿假、污穢灶君、嫖、賭、打胎溺女等，幾乎都是普通人應遵守的行爲準則。案證《至孝成仙》中楊一忍饑挨餓，將飯留給父母吃；《堂上活佛》中楊黻將母親當作堂上活佛來孝敬；《忍讓睦鄰》中何大榮父子因忍讓鄰居而獲得好報等。當然，這些平常故事中不乏奇异情節，如上天賜銀給楊一、楊黻所見告化婆（即叫化婆）是仙人、何大榮鄰里因不知忍讓俱死於瘟疫等，但奇异情節衹是讓故事更具可讀性。
宣講小説中也有歷史故事，如《宣講至理·拒淫獲福》《宣講續集·全節獲福》中的“何澄”，清人陸心源撰《宋史翼》列傳第三十八《方技》有載；《宣講續集·割愛從夫》中的柴氏事，《元史》《［成化］山西通志》有載；《聖諭六訓醒世編·盡義存孤》事件即《史記·趙世家》之事；《宣講彙編·二子乘舟》與《苦海慈航·二子乘舟》皆改自《東周列國志》中的《衛宣公築臺納媳，高渠彌乘間易君》，原史實主要見於《左傳》《史記》中。從改編之作看，宣講者往往更側重於講述人物的德性或突出事件中的倫理意味，這從小説的命名中可見一斑。《苦海慈航·二子乘舟》開篇詩將故事的主旨説得明明白白：“今世同胞相慶，來生難爲弟昆。伋壽兩人重天倫，萬古標題名姓。奉勸各界同胞等，爲善先要講人倫。孝弟乃爲仁之本，根本立而道自生。”《宣講彙編·二子乘舟》則開篇議論道：
從來天下重天倫的人，必不肯重視財産；天下重手足的人，必不肯私愛妻子。人衹要把這兩件看得輕，而於弟兄手足間，自然不得輕視，不但可共安樂，并可共患難、替生死。
宣講小説中同樣有涉案小説，但却不能以公案小説視之。傳統公案小説較爲重視案件的查案、審案過程，但宣講小説更重視對案件中所體現的倫理意義的發掘。《緩步雲梯集·貪利賠妻》采自明人安遇時所著《包公案》中的《借衣》，前者的側重點不在包公斷案，而在王陪貪人之財、污人之妻導致阿姣自殺，其落脚點在譴責“貪利”，後者的側重點則在借衣斷案上。《照膽臺·狼心婦》來源於《包公案》中的《拯判明合同文字》，《初刻拍案驚奇》又將其改爲《張員外義撫螟蛉子，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前者的重點在批判：“婦女每多心不良，陰謀詭詐如豺狼。任爾設下理頭計，自有明公作主張。”後兩者則强調包公審案時的“智”。故事雖然相同，叙事重點則發生了轉移，不能再以“公案小説”名之。日本學者阿部泰記認爲《躋春臺》有公案故事，却并非一般的公案小説。崔藴華則視《躋春臺》爲一部以公案形式宣傳聖諭的“詞話體”小説。宣講小説中其他衆多涉案故事，大抵如此。
宣講小説中亦有神怪與俠義，但不能以神魔小説、俠義小説視之。《宣講續集·貧女報恩》故事情節與清湯用中的《翼駉稗編·俠報》、清宣鼎的《夜雨秋燈録·閨俠》所述乃同一故事，但正如標題所示，宣講者推重的是“報恩”而不是“俠”。《勸善録·龍神遭譴》取自《西游記》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并將其作爲聖諭“解仇忿以重身命”的案證，故事開篇簡短的議論可見宣講者的用意：“聖諭解仇忿以重身命，蓋仇忿不解必致殺身亡家，諸如此類，不但凡民受累，且天神亦然。”篇末結語宣講者總結道：“這纔是爲小失大氣焰陡，身家性命一旦丢……命他取斬都知透，提醒世人解冤仇。守身爲大要講究，寬宏量大是良謀。但願人人存忠厚，不遭禍患樂優游。”這哪裏是在講神魔，分明是在切切實實地講聖諭之理、日常生活之理。
宣講小説的題材，除了源自傳統的小説、戲曲與善書故事等外部叙事資源之外，采納此前其他宣講文本中流傳成熟的故事，是更爲常見的做法。據《宣講集要》序，該書“博收俗講《怪回頭》《指路碑》《法戒録》《規戒録》《覺世新編》《覺世盤銘》《切近新録》諸書爲案證”。從現有資料看，至少有二十八案來自《法戒録》，八案來自《覺世新編》，四案來自《覺世盤銘》，八案來自《切近新録》。西蜀李承恩北濤《新選千秋寶鑒序》亦言該書將“《福緣善果》《蓬萊阿僻》《蓬萊阿僻》即《蓬萊阿鼻路》。十餘種善書，采掇徵引以爲宣講之正鵠”，部分故事標題下注有選編自何書，如《天官賜福》“由《福緣善果》選”，《雪花銀》“由《唤迷録》選”，《賢孝一門》“由《乾坤正氣》選”，《公門仙》“由《福壽根》選”，《雙槐樹》“由《保命金丹》選”，等等。《宣講彙編》《宣講金針》《宣講摘要》中的篇目，在目録中都指出了其出處。事實上，直接標明故事選自何處的衹占少數，更多的是選而不言其出處。《上天梯》與《贊襄王化》有二十二個故事相同，後者後出，却未對重合故事的文獻來源作出任何説明。光緒三十二年宣化文社石印本《善與人同》與宣講小説《指南鏡》幾乎衹是篇目順序編排不同，是典型的“同書异名”了。
宣講小説不同文本間的故事重複有以下幾種情况。第一種是完全重合，即相關文本的篇目名稱、故事内容及語言表達完全一致。直言由某書所選的更是如此，如《宣講選録》中的衆多故事可以説是從《宣講拾遺》《宣講集要》中“複製”過來的。第二種是標題不同，内容和語言表達重複。如《宣講至理·拒淫獲福》和《宣講續集·全節獲福》。第三種是標題和内容相同，但表述却有很大不同。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的故事，在《宣講集要》《宣講至理》《宣講大成》中皆題爲《疏財美報》，但表述却有所區别。《宣講集要》直接進入故事，而後兩者前面皆有一段議論。後兩者相同之處較前者多，但人物“宣”的文字表述却有很大不同。第四種是内容重複，篇名和語言表達不同。《宣講至理·拒淫獲福》和《維世六模·不欺暗室》講述同一故事，但表述却存在顯著差异；《宣講拾遺續編·賠遺獲售》與前文所言《疏財美報》是同一故事，但表述差异較大。以羅密爲主要人物的《宣講明快·蜀山王顯聖》《宣講彙編·風吹穀飛》《宣講續集·善惡報》講述同一故事，但標題不同，講述的主要目的不同，一些細節也有不同。如《蜀山王顯聖》中顯靈的是“蜀山王”，而《風吹穀飛》中則是“風伯與丁甲諸神”。據筆者統計，各種不同類型的重複篇目，在宣講小説中多達七八百個。
“宣講”是宣講小説的核心詞，這就注定了它不是“案頭”的寫給别人“看”的而是“説”給别人“聽”的作品，也就是説，它最初設定的接受者不是“讀者”而是“聽衆”。這種情况决定了宣講小説文本的口頭性與民間性，“口頭性具有現場演述的特徵，演述者與觀聽者總是進行‘面對面’的即時交流，文本的生成是一種‘演述中的創編’（Composition-in-Performance）過程，觀聽者可以直接參與文本的創編活動”，“口頭性具有可複製性特徵，口頭演述的程式性、群體性等要素滲透到口頭文本從内容到形式的各個層面”。正因如此，宣講小説的編撰者并不特别關注故事文本的獨創性，而是對衆多故事采用“拿來主義”，或將“讀本”改爲適合受衆“聽”的文本。宣講小説中不少案證相同或大致相同，原因也在於此。
宣講小説亦不乏“游歷”型文本，這類小説主要通過綫索人物（有時也是主要人物）在現實社會的“游歷”或進入冥府的“游歷”，來揭示社會上的種種“善”與“惡”，然後“抄案”（即記録善惡及其賞罰的案例）以勸世。故事人物常作“歌”與“文”，這類歌文充滿叙事性與强烈的懺悔性、勸導性，在小説中所占比例很大，尤其在中長篇宣講小説中比例更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中長篇宣講小説就是用章回體串聯勸善歌文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小説。歌文的内容，依據具體事件而定。綫索人物的冥府見聞，仍以冥府審判者對相關人物的賞罰、普通民衆日常生活中的善惡爲叙事重點。
三、晚清民國宣講小説的“近端”關注
本處所謂“近端”，是指時間、空間的就近性，以及人、事、物的“近距離”。即主體與客體在時間維度上“即時”（或近期）、空間維度上“近距離”的雙重關聯屬性，且這種關聯能直接作用於主體的認知、决策與行爲。
清朝帝王大力推行宣講，其直接原因是“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時聞，仇忿之殺傷疊見”。聖諭宣講的目的是“以示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進而維護其統治。一八四〇年以後，戰亂頻繁，灾難相繼，是中國歷史上第五個氣候極爲异常的時期。各類不安因素在社會各層面滋生，恐慌情緒在人們心中彌漫，“人們普遍認爲周圍盡是邪惡，他們的生命則受到隱蔽勢力威脅”。宣講小説順應聖諭宣講的要求，又充滿了拯救社會的現實關懷。
宣講小説或以“聖諭”“宣講”“案證”顯示對皇權、國家法令的尊崇，突出小説的政治意味及作爲聖諭宣講的“案證”性質；或以喻意性命名點明社會的當前處境及小説的功能。《救生船》《回生丹》《驚人炮》《中流柱》等宣講小説集的命名，明面上指向小説的功用，而隱含的意思則是點明社會現實中存在的沉溺、疾病、蒙昧、頽敗等問題。宣講者宣稱宣講或遵行聖諭可以避開這些危險，如《聖諭靈徵》稱宣講有“十善”，即報朝廷、正人倫、醇風俗、解仇忿、醒迷津、成人材、化奸暴、崇正學、立感懲、生嚴憚。清末徐心餘《蜀游聞見録·説聖諭》載：“川省習俗，家人偶有病痛，或遭遇不祥事，則向神前許願，准説聖諭幾夜。”《同登道岸·宣講脱劫》宣稱“諸聖尊經本最靈，宣講不可太看輕。人能虔誦超人鬼，父脱深坑子脱兵”。宣講的這些功能，從小説集及案證的命名也可見一斑，如《宣講集要·宣講解冤》《宣講彙編·遵諭明目》等。
宣講者往往在小説集的標題中突出其濟世、救世、拯溺等功能，隱藏的時間指向是“當下”，想要解决的也是“當下”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命名有時與其他類型的書（甚至包括宣講小説本身）同名，但内容完全不同。如“清夜鐘”“石點頭”等書名都在强調作品的社會功能，以之命名的既有擬話本小説，也有宣講小説，二者内容完全不一樣。再如“救生船”，同名之書既有非故事性質的仙佛訓誡，也有故事性的宣講小説。即便同屬於宣講小説，《救生船》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重刊五卷本與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樂邑松茂山房發刻”四卷本，無論是案證標題還是故事情節都完全不同。再如以“翼道集”命名的，就目前所見，有小説類、聖賢的説理類、佛教的説理教化類、醫書類四種。宣講小説與其他書籍“同名”現象所透露的，是宣講者對宣講小説社會功能的關注與期待，是他們參與社會道德建設、改變“當下”與對即將到來的“當下”的熱情。
聖諭宣講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功效？這答案可從其篇目命名中探尋。以《宣講最好聽案證》（即《最好聽》）爲例，便能直觀體現這一點。該書共一百個案證，篇篇都言日常倫理。《至孝格親》《順妻弃母》《忠孝節義》《鬼避孝婦》《孝化惡婆》《勸夫四正》《苦孝獲金》《孝義善報》《油鍋報》等等，篇名簡潔明瞭，直接解釋故事的重要内容或主旨，甚至表明“善”與“惡”的不同結果。這些題材所反映的現象，在人們的生活中可以找到相應的人與事，真實感越强，震懾力也就越强。即便加入鬼怪等元素，這對於當時的民衆而言，非但没有增加事件的虚幻感，反而凸顯了它的真實性，并進一步强化了民衆心中的道德敬畏感。這種對道德因果的强烈信念，直接體現在宣講者對世道秩序的理解中。宣講者認爲，衹要有人遵行聖諭，堅守禮儀道德，不胡作非爲，世道自然會大變。天人相應，各種灾難——無論是人爲的還是自然的，都不會降臨到他們身上。
作爲“聽”的文本，宣講小説自然强調其“聽”的屬性。《最好聽》一名《善惡案證》，但“最好聽”的叫法流傳度更高。人們普遍對於“當下”最爲關心，宣講時，當地之事、當前時間的事，都爲宣講者與聽衆所關注。
宣講者的活動範圍多集中於家鄉及鄰近區域，宣講過程中，他們常以家鄉及周邊的人、事作爲案證。晚清貴州長篇宣講小説《陰陽鑒》中明確説出主人公籍貫及主要生活之地的，貴州有四十案，四川有二十六案。光緒十六年四川廣安州長生寨版《同登道岸》現存三十二個案證故事中，發生地在四川的有十四案。《宣講集要》由居住在四川萬州、祖籍湖北潜江的王文選所編著，該書共有二百零九案，發生地在四川地區的就有七十六案。四川果南（“果南”即果州南部。果州，今四川南充）務本子編輯的《驚人炮》二十四個案證中，主人公爲四川人或故事發生在四川地區的就有十五案。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四川夔州府雲邑（今重慶雲陽）培賢齋版《贊襄王化》三十五案中，發生在四川的“近案”就有十二個。嶺南宣講小説同樣也采用“就近”原則。《宣講博聞録》有案證五十八個，其中關於嶺南的人與事就有二十個。《宣講集編初集》有三十三個案證發生在廣東地區，卷四中所載案證部分不發生在廣東地區，而選編者幾乎爲廣東人，如“羊城三水潘禮堂先生選”“開平謝心吾先生選”“海南鄧藴石先生選”“南海嚴勉亭先生選”“順德譚芸先生選”“三水張釗文先生選”等。每個人都是地理的産物，在具體的地理空間中，纔能切實感知自我的存在，地理位置越接近，與個體自我的關聯也越密切。
對於受衆來講，他們天然地關注家鄉中的人、事，近地事件中的人或物，其中或許有他們所熟知的，案證中當事人的行爲可以爲他們增光揚名或使他們丢臉蒙羞。在家鄉，個體的榮譽感與耻辱感更强烈。《扶世良丹》“第五抄傳”冥府大王要罪犯作歌勸世减罪，罪犯寧受罪也不願作，原因是“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壇立本方，就是宣講要由本方講起，作成歌章，我怎對得住人？豈不害羞死也？因此纔不作的”。在“第八抄傳”中，犯人不願作歌勸世，也是同樣理由：“小婦人到不願作，小婦人亦是此處的，自己的牙齒怎肯與人家數？就是受罪死，小婦人也不願作了。”“壇又立在本方，不便開口，因此纔不作的。”不論是“善”應得的贊譽，還是“惡”當遭受的鄙薄與憎惡，“近”的人、事更能激發民衆的自豪感或恥辱感，也更能誘發他們的向善遠惡之心。所以，宣講小説講善案、惡案，“近地”的比較多。其編排，無論是否按照聖諭十六條，多是從家庭到鄉鄰，從父母到子孫，從人到物，大致都按照從近及遠的原則，也體現出“近端性”關注特色。
這種對於自我居住地的關注，不僅表現在故事發生地的地域性上，也表現在語言形態上。在白話宣講小説中，西南宣講小説多用西南方言，而嶺南宣講小説無論是白話宣講小説《俗話傾談》《庸言涉趣》還是文言宣講小説《宣講集編初集》等，則多粤語。
在心理學領域，有一種“新穎性偏見”（Novelty Bias），即“近因效應”的觀點。大腦一般會優先處理“新信息”，最近或最後的事件帶來認知上的新鮮感和刺激感，也最容易影響人們的認知。新近、附近事件不僅容易成爲社會的共同話題，還因爲它與時空的“當下”的密切關係，爲人們效法或規避風險提供範型或指導。宣講小説既然特意説給受衆“聽”（或爲“聽”提供文本），自然也特别關注新近發生的事件。《救生丹》一書鎸刻時間不詳，卷二目録頁卷端爲“救生丹新案”，但部分案證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涵蓋了順治、乾隆、嘉慶三朝，其“新”無從談起，可見所謂“新案”當是爲了吸引聽衆而采取的宣傳策略。這個策略，爲多數宣講小説所采用。民國二十三年《牖民孔易·序》言及該書特點時道：“垂經著懺，足以救正人心，然義理精微，非愚夫俗子所能知。不如將眼前因果編成案證，名曰《牖民孔易》。”其書卷二每個案證，宣講者都刻意提及是“新案”。又如《復元集·善惡分明》賀海與成業走至觀音場講臺前時，宣講生“講的吝捐遭報的近案”。《萬善歸一·糠療疾》講述不要踐踏字紙，議論後道：“衆位不信，愚下想起一個近案，説來你們聽聽。”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新刻《宣講新奇·序》言“揀選新近奇聞、善惡案證、報應之事，編集成篇”。可見，新案、近案一直都是宣講小説的創作與選編趨向。至於爲何關注“近案”“新案”，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夢覺子彙輯、信士戴顯宗敬送的《法戒録》“凡例”的解釋説得比較清楚：“是書多輯近案，以人每信近而疑遠；古案不列，人又泥古而辯今。近案歷叙原尾問答，編爲鄉曲，遠案履歷細詳，咏嘆恰肖口吻，無非聳人聽聞，引人入勝之意。”宣講以受衆接受爲上，相對而言，“近案”更貼近受衆心理，更易達到“聳人聽聞，引人入勝”的效果，故多被選編者與宣講者所采納。爲此，選編者甚至將“遠案”“古案”也改成“近案”。《醒世恒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故事發生在南唐時，據此改編之作《法戒録·清廉爲神》（本篇和下文《恭敬兄長》兩篇選自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重刻本《法戒録》）却將故事發生時間改爲“道光時”。有時也采用時間模糊化的方式拉近故事與受衆的時間距離。《聊齋志异·張誠》中故事發生在“明末”，據此改編之作《法戒録·恭敬兄長》則省去了此時間，在宣講語境下，受衆自然代入，會誤以爲故事發生時間就是他們所處的“當下”。
《宣講集要》在咸豐二年成書，書中多“近案”“新案”。其中，道光年間二十八案，多發生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以後。《雙人頭》言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所發生故事爲“新案”，但該書中其他案如《神誅逆子》《逆媳斫手》皆爲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事，故事亦言案爲“新出”。又《敬灶勸夫》《嫌貧受貧》《血書見志》則發生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該書此後應有增補，咸豐年間有八案，最遲的是《善願速報》，發生於咸豐十一年，且言是“新案”。《贊襄王化》中，十八案爲清代故事，其他案證或不言其時間，或衹言“昔”以模糊化時間，淡化其與當下時間距離的“遠”。《宣講摘要》“克勤克儉”目録下注明案證文本來源，其中就有“新案”，如《聞氏建坊》《皇天不欺》下注“采取新案”。
宣講小説雖然在客觀上揭示了官府的黑暗，但這不是宣講的目的。宣講者關注的重點是普通民衆，一方面稱贊謳歌民間的各種楷模，另一方面却從各方面呈現民衆的惡習，諸如不友不悌、不忠不孝、恃强凌弱、殘暴好殺、忘恩負義等，其中，鴉片泛濫、賭博成風、溺女等極頑固的陋習也受到關注。
鴉片在清代中後期從貴族、士紳的“奢侈品”迅速下沉至普通民衆，吸食鴉片成爲覆蓋面最廣、危害最深的惡習。劉大鵬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在他的日記中提到當時的情形：“當今之世，城鎮村莊盡爲賣烟館，窮鄉僻壤多是吸烟人。約略計之，吸之者十之七、八。”《躋春臺》中，《吃得虧》《審烟槍》《螺旋詩》都講到鄉村吸食鴉片的情况。《審烟槍》開篇即言“洋烟原是毒藥，殺人勝過砒霜。勸人點滴都莫嘗，免得惡盈命喪”。故事講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四川安岳人王天喜染上烟癮，其父教訓他，言鴉片之害：
惟有那鴉片烟害人無底，須當要痛心戒，莫嘗點滴。你若是惹着他他就跟你，好似那舍婦兒慣把人迷……弄得你百病發流泪出涕，離了他有人參難把氣提。强壯人能使你莫得氣力，肥胖人能使你莫得膚肌……凡三教與九流農工手藝，有了他盡都要落食拖衣。弄得你臉慘黑不像人氣，到那時纔陪你一命歸西。
天喜新婚夜烟癮上來，抽烟後却死在了床上，導致冤假錯案。以鴉片爲主題的，還有《救世團圓集·劉監生洋烟慘報》《警世格言·吃烟賣妻》《宣講集編初集·借火食烟》《救生船·吹烟滅倫》《庸言涉趣·脱衣换棉》等，這些案證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鴉片之害。此外，《宣講福報·戒烟獲報》《浪裏生舟·戒烟全節》《冥案纂集·勸夫戒烟》等則從反面説明戒烟的好處。
賭博是清代社會的又一極嚴重的陋習。《宣講博聞録》第十條“訓子弟以禁非爲”，其中《拐嫂》論述賭博之風：
世俗之害莫甚於賭，賭風之弊，莫弊於白鴿票之與花會。然使人廢時失業，且敗俗傷風者，則花會之弊尤甚……男女混淆，呼群引類。贏者洋洋得意，輸者魄蕩神銷，奸盗之風，從而日甚。每閨閣婦女，輸到山窮水盡，難見翁夫，或服毒投繯，或敗名喪節。聞者莫不傷心，而其風以粤地爲最。
清後期，賭博之風具有全民化的特徵，上至官僚士紳，下至販夫走卒，幾乎無人不賭，成爲侵蝕社會根基的頑疾，即便在偏遠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宣講小説中大量的案證涉及賭博，以“賭”入標題者，如《輔世寶訓·善勸淫賭》《福緣善果·賭場活祭》《宣講集篇初集·賭賣妻》《廣化篇·嗜賭受刑》《文昌保命録·好賭滅身》，《諫果回甘》中的《賭入迷途》《問賭新談》《窩賭分肥》等。其他宣講小説中，也不乏人物賭博敗家的情節及勸誡歌文。《大結緣·將就錯》中，楊氏勸夫戒賭，言賭的“五罪”，即不孝、壞名聲、受嘲笑、失禮數、帶壞子孫。
四、晚清民國宣講小説儒教底色上的釋道點綴
宣講小説是配合國家聖諭宣講的産物，前期按照“聖諭六訓”與“聖諭十六條”爲條目編排，後期雖無類似標志，却將其細化爲各種人倫道德規範，其核心都是各種道德規範的宣講。然而，翻開衆多宣講小説，却發現它們的釋道點染，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其性質的判定。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書由善堂發起，由“神”降乩而成。光緒元年（一八七五）重鎸本《輔世寶訓》乃是“太乙宏道宫降著，蒙陽輔世壇藏板”“四聖帝君鑒定，竭誠子校字，明心子侍乩，維世子繕録”。其“總序”言書演聖諭，“上帝因錫其名曰《輔世寶訓》”。再如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度世寶筏》，其“凡例”云：“是編係聖帝主任八陽，十大雷君保壇護乩，宏化金仙、文昌帝君校閲，張大帝代召案。”這類情况在宣講小説中爲數不少。
二是將仙佛諭文置於首卷或卷首，假托仙佛降臨，强調小説的教化性。《蓬萊阿鼻路》有五卷，卷一有孚佑帝君的“叙”與“新叙”，卷二至五有“聖帝救劫金丹諭”“觀音大士勸與宣講諭”“灶君夫子警世新諭”等，發出“諭”“要言”的還有灶君夫子、李老夫子、長春真人、周大將軍、靈祖、左殿將軍、周將軍、王平天君、樊老夫子等，幾乎都是道教神明。光緒十九年重刊《勸善録》前有“趙大真君叙”等。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宣講拾遺續編》前有“文昌帝君六願十戒”“武聖帝君勸孝十八條”“孚佑帝君十願六條”等。其中有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之《序》，《序》言明神佛之語的作用：“雖以聖神之乩語，仙佛之諭言，竟莫能振聾而發聵。甚矣，世風之難挽也！”此表述隱含之意，即肯定聖神仙佛之語言較之平常之言更具有影響力。也有少數文本在案證後附道教的“神諭”，如石陽周去非選輯、漢口鑫文社出版的《宣講全集》中，《嫁嫂失妻》後附“文昌帝君勸世八反歌”，《弟道可風》後附“文昌帝君陰騭文”，《四下河南·滴血成珠》後附“文昌帝君蕉窗聖訓十則”。一些宣講小説中，仙佛之諭甚多，有時甚至占了一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
三是故事采用以天堂冥府審判爲核心叙事模式，冥王、真君、冥游者是關鍵綫索人物。《因果新編》中善士林嗣麟誤入冥府，被地府留下觀看對人間善惡的審判，然後抄案以便返回陽世用案證勸世、警世。《陰陽鑒》叙述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孚佑帝君、錫福真君、二十八宿諸天仙衆朝玉帝，錫福真君受命“檢校幽冥，考察善惡，對明案證”，與地藏王菩薩、十八層地獄冥王審案，奬懲善惡。即便是短篇宣講小説也有冥府審判，如《宣講集要》中的《不孝冥報》《黄氏游冥》，《覺世金聲》卷八的全部故事，等等。
四是道教、佛教人物作爲小説的主角，演繹他們的故事。《寶善録·飛升樂國》先引聖諭“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之説，故事通過佛對華秀才等人的點化，讓他們明白真正的佛祖之心是望人人爲善、净盡私欲、復還本性，華秀才得釋教之本旨修行最後飛升。故事的結尾雖然直接點明了“黜异端以崇正學”這一聖諭，但整個故事却多處體現了佛教的基本教義，佛教色彩濃厚。道教善書《石音夫功過格》《净意公遇灶神》以及各種靈驗記，也在宣講小説得到改編，如《救劫富貴録·同登道岸》《案證真言·自求多福》叙述石音夫故事，《宣講拾遺續編·悔過回天》《俗污化新·天佑真善》等叙述净意公遇灶神事。家家户户有灶神，以灶神爲主人公的故事也較多，直接在標題中呈現的如《脱苦海·灶神規過》《宣講集要·灶君顯化》等。
五是故事是對道教“三聖經”經文或其他神靈之諭的闡釋。一些宣講小説往往以道教善書“三聖經”《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條目作爲宣講内容，用以闡釋倫理道德。《因時小補》既有解釋《覺世經》經文“行善福報、作惡禍臨”之句的《薰蕕别》，也有解釋《文昌帝君遏欲文》中句子的《淫逆報》，還有闡釋《感應篇》“善惡之報”句的《復興家》。相對而言，闡釋《太上感應篇》經文的“案證”最多。清代社會，“三聖經”有很多注本，一些注本中既有“注”，也有作爲事例的“案”，這些“案”也爲宣講小説所采。《濟世寶筏·原叙》指出該書“爰采《感應篇圖注》，集取案證十有六焉”，照此看來，該書案證全部由《感應篇圖注》而來。《感應注案》一句一案，案爲闡釋《太上感應篇》中的句而作，其卷十八“挫人所長”句之案爲《鬼打青》，“護己秘短”句之案爲《吊白扇》，案證文本采用“詩+議論+案證+從此案看來總結”式，極類似於擬話本小説。《覺世金聲》中，《鬼打判官》先引《文昌帝君陰騭文》所言“勿唆人之争訟，勿淫人之妻女”句，然後加以議論，再以案證加以證明。《謗神顯報》也是類似模式，其所證乃是《太上感應篇》中的“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之句。
宣講小説有時也將“三聖經”之外的道教神諭作爲案證的闡釋内容。《覺世金聲·惡婦受譴》以“灶君夫子訓女子六戒”中的第一戒“不孝公婆”作引，議論後又以忤逆媳婦在地獄受罪的案證作爲故事的主體予以説明；《洗心録》卷八各案皆與灶君之戒有關；《東厨維風録》如其書命名，全以“東厨”灶君之戒爲主。《一德寶箴》《結緣寶録》等多以關聖帝君的十二戒爲條目，《宣講續集·改過從寬》直接説主人公行爲受《文昌帝君遏欲文》的影響。
正是因爲宣講小説的這些特徵，導致學界的認知混亂，很多宣講小説都被當作善書進行介紹。清末上海石印書籍中，《宣講拾遺》《福海無邊》《宣講集要》都被列在“道書善書”。《濰坊古籍書目》中，《宣講拾遺》則列入“經部·孝經類”中。
五、宣講小説整理現狀及意義
晚清民國宣講小説數量究竟有多少，目前尚不確定。但就目前所見，宣講小説集有不下二百種，單篇案證有不下兩千個。然而，數量如此衆多的宣講小説并未受到學界過多的關注，諸多小説史著作、小説彙編、小説目録没有“宣講小説”這一類别。除了極少幾部宣講小説被當成“話本小説”介紹外，更多的宣講小説湮没無聞。張兵主編的《五百種明清小説博覽》衹載《俗話傾談》《躋春臺》兩種宣講小説，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説研究中心編的《中國通俗小説總目提要》、陳桂聲的《話本叙録》也是如此。
事實上，學界還是發現了不少宣講小説，但它們多被視爲善書而被摻雜在其他書籍彙編中。王見川、林萬傳主編的《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周心慧主編的《中國古代勸善書彙編》等收録了《宣講拾遺》《宣講最好聽案證》《善惡案證》等，即便如此，這些宣講小説集在這些大型叢書中衹占極少數。一些以“小説”命名的叢書如趙俊杰、趙辰主編的《稗海堂藏明清民國小説珍本選輯（第三輯）》衹收《宣講拾遺》《廣化新編》《拯民集》三種。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輯的《俗文學叢刊》共計六百二十册，其中第六輯第五〇一至五〇六册屬“説唱類·宣講”，所收録的衹有《大結緣》《宣講金針》《宣講回天》《觸目驚心》、選自《浪裏生舟》中的《宣講案證珍珠》《宣講案證猪説話》《宣講案證應夢床》和第五〇六册末尾提及的《宣講大全》《宣講集要》《二十四孝圖説》，皆屬於宣講小説。截至目前，學界尚未出現針對宣講小説的文獻彙編。
宣講小説融合并發揚了傳統小説與善書的傳統，是中國傳統小説領域中的新樣式，亦是晚清民國小説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類文學形式却鮮爲人知，大量的宣講小説文本或塵封在圖書館角落無人問津，或被一些書商及收藏愛好者囤積、高價售賣，或被當作廢舊書籍而未被發現，破壞嚴重、亡佚嚴重。宣講文本除了具備重要的史料研究價值之外，其本身也是彌足珍貴的稀有文獻，其流傳範圍極其有限。絶大多數文本以其稀見性，既難以在圖書館查閲，也難以在網絡上見其面目，因此閲讀與研究成本很高。宣講小説雖然是聖諭宣講的産物，但它綜合了語言、文學、宗教的因素，具有文學、語言學、宗教學、民俗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價值，是考察晚清民國文學與社會的重要史料。
對晚清民國宣講小説集進行彙編，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可爲保存晚清民國宣講文獻做出貢獻，填補學界無宣講小説集彙編的空白，爲更多學人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提供文本支撑，豐富文學研究。宣講小説在晚清極爲流行，是晚清小説的重要構成部分。很多文本“較爲廣泛地反映了清末的市井鄉野的生活，塑造了衆多的下層小人物的形象，一些篇目具有即興創作的特徵并富有時代氣息，在藝術形式上也有所創造，在清代晚期擬話本中，不失爲嶔崎拔异之作”。小説中有不少的詩詞與民間説唱，可謂是“文備衆體”，這種重要的小説樣式被發掘、整理，是對晚清小説的種類及數量的補充，可以豐富中國小説書目、完善中國古代“話本”小説史，甚至清代文學史。同樣，對於民國文學史來説，也具有補充作用。
宣講小説中很多“案證”乃是從史傳、古典小説、戲曲中取材，唐宋傳奇、明清文言小説與白話短篇小説，《趙氏孤兒》《竇娥冤》《殺狗記》等戲曲都是其改編的對象，這對研究古典小説戲曲的傳播與接受有重要價值。但由於材料稀見的原因，這一角度尚未受到學界關注。本套叢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這種現狀。此外，從民間文學角度而言，這些材料也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本套叢書的影印出版，也可爲學界挖掘更多的宣講小説文獻提供綫索。二〇〇二年《湖北民俗志》論及善書“案傳”道：
善書究竟有多少案傳，無確切數字，就清代中葉至民國初年已知的，全國刊印善書案傳的書局、作坊就有“宏文”“崇文”“廣益”“六藝”“錦江”等數家，發行的案傳，木版、石印、鉛印的都有，其中有《宣講大全》《宣講拾遺》《宣講集成》《增圖宣講集要》《宣講摘要》《福海無邊》《觸目驚心》《原覃廣化》《照膽臺》《勸善録》《閨閣十二段錦》等發行全國。
根據現有資料和綫索搜集、挖掘，初步找到和已知的案傳共三百六十五案，其中有代表性的傳統案傳有二十七個，如《四下河南》《鷄人血》《珍珠塔》《游龜山》《金玉奴》《一口血》《安安送米》《哭長城》等。
宣講小説的具體數量至今尚無明確統計，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爲國家運動與民間信仰合力推動的産物，其總量本就可觀，内裏的案證數量更遠超於此。
宣講小説彙編的價值在於爲發掘更多宣講小説文獻提供了一定的綫索。《宣講彙編》《宣講金針》《宣講摘要》的案證來源，從其目録標注可知，包含《寶蓮舟》《勸世篇》《覺世盤銘》《壽世保元》《仁壽鏡》《回生舟》《遵諭集成》《上元基命》《一聲笛》《清夜鐘》《洗心録》《鏡心録》《名教範圍》《頂門針》《八寶舟》《中流柱》《阿鼻路》《破迷針砭》《培元鑒》《渡人舟》《航中帆》《青雲梯》《避溺艇》《處世針砭》《渡迷帆》《治平寶録》《琉璃燈》《裕後津梁》《一德寶珍》等，這實際上爲研究者查詢宣講小説提供了相關信息。然而，截至目前，這些所提及的來源書目，筆者僅尋得《仁壽鏡》《遵諭集成》《一德寶珍》的部分殘卷（或書影），其餘書目有待後續研究中被發掘。
其次，對晚清民國的地方社會倫理教化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態……把他們置於他們自己的日常系統中，就會使他們變得可以理解。”宣講小説是聖諭宣講的産物，多在善堂刊刻，大部分是作爲積善累德的勸善文本出現，其内容涉及家庭倫理、社會規範、地方教化、法律治安、民衆信仰等多方面，反映了普通民衆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以宣傳儒家倫理爲主旨，其中不少文本乃是以扶鸞形式寫成，融合了宗教活動與民間曲藝的形式，是研究民間聖諭宣講的重要歷史文獻，也是研究地方社會政治、倫理、教育、宗教、民俗、法律、曲藝的重要文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藴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衹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纔能根深葉茂。”宣講小説以“案證”傳遞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式、説唱結合的民間曲藝勸善方法，可以爲今天的道德建設提供借鑒與參考。
楊宗紅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晚清民国宣讲小说文献汇编（全五十册）
编著者：杨宗红 编
ISBN：978-7-5013-8625-3
定价：40000.00元
装帧开本：精装16开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献出版中心
供稿 | 郑小笛 编辑 | 刘思宇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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