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贬谪诗中的地名与地理空间构建研究|江南|诗人|诗作|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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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庭坚贬谪诗中的地名运用，构成了纪实、追忆与虚拟三重地理空间。纪实空间再现了诗人的迁谪轨迹；追忆空间寄寓着恋阙怀乡之思；而通过地名典故与意象营构的虚拟空间，则将个人命运汇入士大夫群体的历史长河，透射出深厚的怀古情结。这种以地名书写现实的多重空间建构，体现了黄庭坚“以故为新”诗学理念在地理书写维度的延伸，并生动展现了宋代士人在贬谪处境中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黄庭坚；贬谪诗；地名；地理空间；文学地理学

引言

地名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向来不只是地理标识，尤其在贬谪文学这一特殊领域，其意蕴更为丰厚。当士人从庙堂流落至边陲，地理位置的转换催生出对地名的创造性书写。黄庭坚晚年迭遭贬黜，辗转于黔州、戎州、荆渚、宜州等地，贬谪期间漫长的空间位移，为其贬谪诗歌创作注入了深切的地理感。在这一过程中，地名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指称，成为诗人构建不同类型地理空间、安顿复杂心绪的重要媒介。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包含了作者的想象、联想和虚构”，在黄庭坚贬谪诗中，地名既可串联起迁谪的路线，构成线性的“行旅空间”；亦可成为诗人展开追忆、联想与想象的场域，最终凝结为“心理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切入，探析黄庭坚贬谪诗中的地名书写与地理空间构建，有助于揭示诗人在文学创作中对贬谪境遇的情感抒发，为洞察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表达提供典型个案。

一、黄庭坚贬谪历程及其贬谪诗概述

“既以放逐首开其端，亦以放逐终其一生”，绍圣元年（1094年），黄庭坚因《神宗实录》案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年）春，为避亲嫌，改迁戎州。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黄庭坚的境遇虽一度缓和，获授官职，却皆辞未赴；次年流寓江陵期间，被任命为吏部员外郎，亦因病未赴。崇宁元年（1102年）列名“元祐奸党碑”，知太平州仅九日即遭罢免，次年因《承天院塔记》被指“幸灾谤国”，贬宜州安置，崇宁四年（1105年）卒于贬所。在这11年间，黄庭坚的人生始终与放逐相伴，故本研究将这11年整体视为其贬谪历程，贬谪与贬谪文学“既高度囊括了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本质特征，又深刻揭示了古代士人基于人生忧患的各种心理流程”。为了完整呈现黄庭坚在贬谪期间的地名书写，故将其于绍圣元年（1094年）接到谪命后奔赴贬所，至崇宁四年（1105年）病逝于宜州期间创作的所有诗作，均纳入研究范围。

二、黄庭坚贬谪诗中地理空间构建的类型及功能

在黄庭坚贬谪诗中，“地名”书写决定着地理空间构建的形成与类型。此处的“地名”，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采取较为宽泛的界定：既包括行政区划、街道及广泛的区域名称，又包括自然与人文景观等一切在诗中承担空间指涉功能的名称。通过对诗中地名的系统梳理，可将其分为“贬谪期间实际经过”“贬谪之前经过”“用典”“意象”四类。需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分类并非界限分明，同一地名可能因语境而兼属不同类别。此外，诗中为叙述他人经历或标明物产所出而提及的地名，因非诗人主体的直接投射，故不在本研究重点考察之列。

上述不同类别的地名，在黄庭坚的诗中分别构建出三类地理空间：（1）“贬谪期间实际经过”类地名与诗人当下的行迹紧密相连，直接构建出纪实性的地理空间；（2）“贬谪之前经过”类地名代表着其“精神原乡”，被赋予深厚的情感价值，构建出与贬谪地相对的回忆性质的地理空间；（3）“意象”类和“用典”类地名往往不具有明确的地理指向，而是通过象征或典故的方式，构建出一种超越现实并富有文化意蕴的虚拟地理空间。由此可见，地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诗人情感投射与文化记忆的载体。

这三类地理空间划分的内在逻辑在于，诗人主体与空间的关系及心理介入方式不同：纪实空间对应身体的“在场”，回忆空间对应精神的“在场”，而虚拟空间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在场”。这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着动态的转化关系。例如，一个当下的贬所景观，可能触发诗人对故乡的回忆，从而由纪实空间滑向回忆空间；而故乡的回忆，又可能因其在文学传统中的积淀，引发类似“江南”一类虚拟文化空间的联想。这种转化机制，体现了诗人在贬谪环境中，借助不同地名，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情感表达与心理调适。以下将依次对这三类地理空间的构建及功能展开具体分析。

（一）地理空间的实际构建与贬谪经历纪实

实际地理空间多由上文中提到的“贬谪期间实际经过”类地名构建而成，诗人以此记录自己的贬谪经历，包括贬谪行迹路线、贬谪期间游历场所等。如《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东县闻铜臭，江陵换祫衣”中的“东县”“江陵”两个地名形成了一种空间距离，从而构建出诗人贬谪行迹的地理空间。再如《送密老住五峰》“我穿高安过萍乡，七十二渡绕羊肠”，黄庭坚在《书萍乡县厅壁》中记载：“庭坚杭荆江，略洞庭，涉修水，径七十二渡，出万载，来宜春”，由此可见，此处诗歌中的描述完全符合其实际的贬谪行迹路线。又如《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中“我向湖南更岭南，系船来近花光老”勾勒出黄庭坚入岭的部分路线。更进一步，诗人常将具体时间嵌入地名书写中，如在《过洞庭青草湖》“乙丑越洞庭，丙寅渡青草”及《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聊为短句》“宵征江夏县，睡起汉阳城”中，时空交织使地理空间突破了平面标记，形成了一种“行役地图”的文学表达，从而为宋代贬谪文学提供了翔实的地理注脚。

此外，黄庭坚部分贬谪诗歌的标题也体现了实际地理空间的构建，这类标题中往往包含多个地名，如其在流寓荆渚期间所作的《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法弟周彦公》，标题中采用“荣州”“泸”“江安”“绵水驿”四个地名，再如作于同时期的《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语作长句呈道纯》，标题中依次出现了“巴陵”“平江”“临湘”“通城”“黄龙”五个地名，从而清晰地构建出贬谪途中真实广阔的地理空间。

除了行迹路线外，诗人也通过对江河湖海等自然景观或亭台、寺庙等人文景观的具体描绘，构建出更加具体的地理空间，此类地理空间构建在黄庭坚贬谪诗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如“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书磨崖碑后》）、“北岭山矾取意开，轻风正用此时来”（《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其一》）、“朝阳不闻皂盖下，愚溪但见古木阴”（《太平寺慈氏阁》）、“锁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三》）等，不难发现，诗人进行了景观的记述，并对其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节描写，如“春风”“轻风”“古木阴”等，最终营造出一个贬谪期间亲身经历的地理空间。

上述一系列纪实空间构成了黄庭坚贬谪诗地理空间书写的基础层面，正是基于对贬谪路途与寓居生活的细致摹写，诗中的回忆与虚拟空间才得以获得具体的情感生发点与逻辑依托，若失去此基础，后者的表达深度与感染力将大为削弱。

（二）地理空间的回忆构建与恋阕乡土情结隐喻

“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地理空间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更是承载着作家情感与思想的精神载体，黄庭坚贬谪诗中频频出现的“贬谪之前经过”类地名，尤其是京都与故乡，成为其寄托恋阙之思与乡土之情的核心媒介。以这些地名为“利刃”，诗人以回忆的方式构建出一系列地理空间，并升华为其精神世界中的“原乡”，深刻反映了其谪居生涯中复杂的心灵图景。

1.恋阙情结

“在我们空间体验中，往往存在对地方的一种紧密粘连感······它不仅是对空间物理属性的简单认知，还是对某一空间或者地方深深的关注和担忧”，这种特殊的空间体验在黄庭坚的贬谪诗中表现为鲜明的“恋阙情结”。“恋”，即留恋、思慕之意，“阙”则指古代天子及诸侯宫门外两旁的建筑物，也指皇帝居处，后来借指朝廷、京城。简而言之，“恋阙情结”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中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表现为对京城、皇帝或朝廷的强烈向往或牵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古以来，能够进入京都官制体系任职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梦想，在唐朝有士人甚至萌生出了“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的想法。到了宋朝，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封建官僚制度得到了强化，京都作为“皇权”的象征，对天下士子的吸引力也变得更加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京都作为“皇权”的象征，不再仅限于地理位置的实指，而是凝结了“悠久文化传统孕育崇尚、怀恋、感伤三重情感”，成为文人群体的一种特殊情结，黄庭坚也不例外。

通过阅读黄庭坚的贬谪诗发现，诗人虽然身处异地，但仍怀念京都。如《竹枝词二首·其一》“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此诗作于绍圣元年（1094年），诗人在奔赴黔州贬所的途中，虽身处鬼门关，但仍把“皇州”所指代的京都作为参照体系。这一书写方式在其贬谪词中也多有体现，如《醉蓬莱》中“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里烟水”。可见，黄庭坚在万里烟水的阻隔中依然凝望京师，其姿态正是恋阙情结的极致体现。又如《离亭燕·次韵答廖明略见寄》中“十载尊前谈笑。天禄故人年少”，此时黄庭坚正遇赦放还，在荆南待命，他以汉代天禄阁指代自己曾任职的秘书省，饱含着对仕途鼎盛期的深切怀念。

总之，黄庭坚贬谪文学作品中对京城的眷恋，实质上是士人政治归属感与文化认同的体现，相关书写构建了一个与贬谪现实相对照的精神彼岸，折射出其身处困境时对自身价值的坚守。

2.乡土情结

正如朱长英所言：“乡土情结是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是文人对故乡浓厚而强烈的感情。”曾大兴则从时空维度解析乡愁特质：“乡愁总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时间上讲，它总是由此时指向彼时；从空间上讲，它总是由此地指向彼地。”对黄庭坚来说，其笔下的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出生地，更是在贬谪漂泊中不断回望的精神家园。在他的贬谪诗中，乡土情结常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展现——先描述现在所处的“贬谪空间”，接着以回忆构建出一种“家乡空间”，通过现实与回忆两个空间的极大跳跃转换，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巨大艺术张力。相关诗作如《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

西来雪浪如炰烹，两涯一苇乃可横。

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蘋风起縠纹生。

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

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

这首诗为黄庭坚贬谪戎州时期所作，开篇先描写了戎州著名景观锁江亭前的险恶江景。“唐改豫章曰钟陵，又改曰南昌，今属洪州，山谷乡里也”，接下来，诗人通过“忽思”一词笔锋陡转，从现实的贬谪空间跳跃到回忆中的家乡空间“钟陵”，并以“白蘋”“縠纹”呈现出江南水乡的宁静，从而与贬谪地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其后，诗歌又借助饮酒、烹茶等日常细节，悄然将笔触拉回现实中，完成了“贬谪地—家乡—贬谪地”的地理空间转换。

又如在《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中，他曾写道“巴俗深留客，吴侬但忆归”，诗句将“巴”和“吴”两个地理名词进行属对，“巴”指的是贬谪地巴蜀，“江西位于吴地上游，楚地下游，如首尾相衔接”；“吴”则指山谷的家乡江西。诗人通过“巴”与“吴”的地理空间对举，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眷恋。此外，黄庭坚的乡土情结往往寄寓于故乡的具体景观之中，如《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中“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明月湾和永思堂皆是其双井故里的真实景观。这些承载着个人成长记忆的微小地名，构建出更加具体的回忆类地理空间，使抽象的思乡之情变得可触可感。

（三）地理空间的虚拟构建与怀古文化心理的呈现

黄庭坚在其贬谪诗中，还常借助“用典”与“意象”两类地名，构建出一种虚拟的历史文化空间。这类空间并非其在贬谪期间的亲身所历，而是源于文学传统与历史记忆的投射，诗人借此将自身处境融入士人共有的情感谱系，从而完成了从个人哀叹到历史共鸣的升华。

“用典”是构建此类空间的核心手段。诗人化用与历史人物、事件紧密关联的地名，使诗境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自由穿梭。如《次韵奉答文少激推官纪赠二首·其二》“扬子墨池春草遍，武侯祠庙晓莺啼”，诗中的扬子墨池、武侯祠庙皆位于成都，但诗人其时身处戎州。可见，他以用典的方式书写了与一些历史人物有关的地名，在此过程中营造出虚拟的地理空间，从而拉开与现实的距离，用隐晦的笔法将个人贬谪之痛上升为“悲士不遇”的命运哲思。

除“用典”类地名外，在黄庭坚贬谪诗中，“意象”类地名也构建了虚拟的地理空间。如《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十》“梦作白鸥去，江南水如天”中的“江南”、《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其二》“夜阑乡梦破，一雁度衡阳”中的“衡阳”等，诗人化用已在文学传统中积淀为固定情感符号的意象，借此婉转寄托其羁旅之思，并在无形中与历代文人的情感相呼应，折射出深厚的文化怀想。从整体上看，虚拟空间的出现，标志着黄庭坚地理空间书写的升华，它超越了个人当下际遇的局限，与纪实、回忆空间相互支撑，使诗歌在记录个人行迹与情感的同时，获得了更加普遍和永恒的价值。

三、黄庭坚贬谪诗中地名与地理空间构建的意义与价值

从黄庭坚贬谪诗在地名运用以及地理空间构建方面的处理方式，不难窥探出其中深厚的诗学实践与精神内涵。黄庭坚主张在继承前人精髓的基础上自出新意，在地名运用上，他同样践行此道。对于“回忆”与“虚拟”类地名，他大量化用文学传统中固有的符号来构建地理空间，如“皇州”“江南”“衡阳”等，这些地名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能够引发人们丰富的情感联想。黄庭坚并非简单套用，而是将其巧妙“锚定”于自身具体的贬谪语境中，如此一来，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诗人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焕发出全新的艺术魅力。

“地理信息绝不只是某种知识或观点，也是他们作品中为抒情达意之助的丽辞逸韵、摛藻华章。”结合前文分析可知，黄庭坚贬谪诗中的地名与地理空间构建，具备纪实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诗人以“贬谪期间实际经过”类地名，如实构建出真实的贬谪地理空间，呈现了部分贬谪路线；而在抒情上，诗人突破时空限制，通过指向家乡和京都及一系列具有文学传统的地名，构建出回忆与虚拟的地理空间，反映了恋阙、乡土及怀古的情结。简而言之，这种写作手法体现了以地理承载心理的抒情模式，展现了诗人复杂的精神世界。迈克·克朗曾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黄庭坚的贬谪诗记述了大量文学景观，如摩围山、锁江亭、借景亭、三峨山、松风阁、淡山岩、摩崖碑等，这些景观通过他的艺术加工，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结束语

综上所述，黄庭坚贬谪诗中的地名书写，体现了从地理标识到精神寄托的转化。这些地名构建出纪实、回忆与虚拟三重地理空间，不仅真实记录了诗人的贬谪动态行迹及诸多文学景观，还反映出其恋阙、思乡及怀古的心理活动。同时，诗人在运用地名构建地理空间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以故为新”的诗学理念，让旧的元素焕发出全新的艺术魅力。黄庭坚的个案表明，贬谪文学中的地名书写不仅是个人经验的记录，更是士人应对政治挫折、重建精神秩序的重要方式。这一发现为理解宋代文人如何在政治边缘地带寻求文化认同与精神安顿，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本研究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考察宋代其他贬谪文人的地名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地理与心灵互动的丰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