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领导决断力,根本不是“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这种裁判式能力。

真正的决断是:你能不能在所有人包括最聪明的谋士都给你出不同主意时,你依然能依据自己认定的根本目标来筛选,而不是依据哪个主意听起来更有道理、哪个大臣说得更动听、哪个方案能让你暂时松一口气。

这才是秦昭襄王和赵孝成王的王者之断与庸主之从的根本分界线。

秦昭襄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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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剧照)

秦昭襄王嬴稷,公元前306年即位,那时还是个小年轻,实权在母亲宣太后和舅舅魏冉手里,这就是史上说的“四贵”专权:宣太后芈八子摄政,穰侯魏冉为相,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各据要职。

嬴稷忍了三十六年,直到公元前266年,也就是他在位第四十一年、约五十五岁时,才借着范雎入秦献“远交近攻”之策、并直指“四贵”擅权危及王位的契机,一举废太后、逐魏冉、收回相权,正式亲政。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他听完范雎剖析魏冉越过韩魏攻齐是“舍近图远、为私邑不为秦”之后,“秦王曰:善”,随即拜范雎为客卿,两年后任丞相,收回太后玺绶,把魏冉逐到封地陶邑,后来又逼魏冉忧死。

《战国策·秦策》里范雎见秦王一段尤为生动:秦王屏退左右,范雎三次只应“唯唯”不肯说,秦王长跪请问,范雎才开口直陈太后与四贵之患,秦王听完不怒反喜,说“先生幸教寡人”。

这件事常被用来夸秦王虚心纳谏,其实仔细品,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听进去了”,而是他等了三十六年才动手。

早年间魏冉帮他稳住王位、南取楚、东破韩魏,他明知舅舅专权却不动手,直到确认自己能完全掌控禁军和朝局、且找到一个可以提供替代方案(范雎+远交近攻)的人选,才雷霆一击。

这叫忍,也叫有数的等。他不是听了范雎的话忽然开窍,他是早就想收权,一直在等合适的工具和时机,范雎的话不过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口。

赵孝成王即位在公元前266年,也就是秦昭襄王亲政那年,他爹赵惠文王刚死,留给他廉颇、蔺相如、平原君这些老臣。

赵孝成王继位时不到二十岁,此前没有任何独当一面的历练。

《史记·赵世家》记他即位第五年(前262年)韩国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愿将上党十七城献赵,平阳君赵豹劝拒,说“无故得利,必招大祸”,平原君赵胜劝受,说“坐受十七城,大利也”。

赵孝成王想了想说“然则受之”,接受了上党,派廉颇驻长平防秦。

这一步历来被批“利令智昏”,但平心而论,接受上党对赵国有战略意义,若上党归秦则秦居高临下威胁邯郸,赵国不能坐视。

真正的问题不在接不接受上党,而在后面一系列连锁反应中赵孝成王表现出来的决策品质。

长平之战爆发于公元前260年,秦左庶长王龁攻上党,赵军退守长平,廉颇筑垒固守,秦军数次挑战不能下,双方进入长达三年的对峙僵局。

这时赵国朝堂开了一次关键会议,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和《战国策·赵策》记载,赵孝成王因前线小败加上廉颇久不出战,“数让廉颇”,召楼昌和虞卿商议。

楼昌说不如派高规格使臣去秦国议和,虞卿坚决反对,说秦国此刻志在破赵,不会真和你谈,你去求和反而让楚魏以为赵秦已和好而不敢出兵救赵,应当带着重宝去楚魏活动,促成合纵,让秦国忌惮列国联手,那时候再谈才有筹码。

赵孝成王没听虞卿,采纳楼昌,派郑朱使秦。

秦昭襄王和范雎果然大张旗鼓接待郑朱,“显郑朱以示天下”,各国一看赵国跟秦国在谈和,果然按兵不动,赵国彻底孤立。

议和自然也不成,因为秦国本就没打算和。

这一步失误常被归为“赵王昏聩不识好歹”,但你要是站在赵孝成王的角度体会一下,就不难发现他并不是分不出虞卿和楼昌谁说得有理。

虞卿的分析逻辑严密,他当场是听懂了的。

穰侯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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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侯魏冉

《史记》里没写他反驳虞卿,只写他“不听”。

他选楼昌的方案是因为:议和只需派一个人去,很快就有回音,能迅速缓解来自廉颇连败和国内催战的压力;合纵要跑好几国、送重礼、等他们回头再商量,时间拖得长,而且楚魏未必买账。

赵孝成王选的是“能最快给我一个交代”的那个选项,不是“战略上最正确”的那个选项。

这是典型的没有核心的决策者,他不是蠢到看不懂利弊,他是扛不住焦虑,总想先把手头的火灭了再说,至于半年后会不会烧更大的火,他顾不上想。

紧接着是更致命的一步,秦国范雎派人带千金入赵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秦所畏者唯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且将降矣”。

赵孝成王本来就已恼廉颇损兵折将又坚壁不出,听到流言便信以为真,不顾蔺相如病中苦谏,也不顾赵括母亲亲自面陈,执意以赵括代廉颇主将。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赵世家》都明确记载赵王因“怒廉颇军多亡、数败、又坚壁不战”而中反间换将。

这里再问一句:赵孝成王是被“骗”了吗?严格说也不全是。

他内心本就不满廉颇的坚守策略,赵国国力不如秦,长期对峙粮草吃紧,邯郸城里已经感受到压力,他迫切想要一个敢出战、能速胜的将军。

赵括在朝中素有才名,又是赵奢之子,赵奢当年大败秦军于阏与,父英雄子未必犬,这些背景让赵孝成王愿意信秦国散布的那句话。

反间计之所以生效,是利用了他已有的倾向,而不是凭空植入一个全新想法。

一个真正有决断力的君主,在众臣反对、敌方亲口夸赞某人、且本方老将正以性命执行合理战略时,应当反问:敌人为什么偏偏怕这个人?这是陷阱吗?

赵孝成王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打破僵局。

目标模糊的人,最容易成为敌人心理战的猎物。

秦昭襄王在长平相持阶段做了几件事,第一件:当赵军换上赵括、秦军得知后,他秘密起用白起为上将军、王龁降为裨将,严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确保赵括不知道对面换了人。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王闻赵括为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曰:有以白起为将者,斩!”

这是典型的秦王风格,他不跟大臣商量要不要换白起,范雎可能建议过,但最终拍板是他,且用最严厉的军令封锁消息。

白起是杀神,得罪人无数,太子安国君和应侯范雎都忌惮他,换将白起在政治上有风险,但秦王只看一点:要赢这场仗,白起是最合适的人选,余者不论。

第二件更惊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秦昭襄王在决战阶段“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