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位潮汕阿嬷守候南洋丈夫半生，最后发现是陌生女子替夫写信的感人故事。88岁的潮汕阿嬷叶淑柔，一辈子守着老屋和一箱丈夫郑木生从南洋寄来的“侨批”（汇款和书信），独自拉扯大三个孩子。这些历经沧桑、跨越山海的“侨批”，可谓“纸短情长，伏惟珍重。”由此形成了“侨批热现象”。
由华侨当年维系家用的“侨批”，使我想到南洋华侨当年对辛亥革命大量的“侨捐”。在辛亥革命全部的革命经费中，有80%来自“侨捐”，而其中南洋的“侨捐”占了60%，彰显了可贵的爱国精神与永恒的华夏情结。
文丨王琪森
从“侨批”到“侨捐”
▲《给阿嫲的情书》剧照
当年的红头船载着无数个青年木生远赴南洋，至今在南洋街头的墙壁上还留有阿嬷的话语：“没吃会想念，吃了会怀念，想吃就来马马广式粥。”由华侨当年维系家用的“侨批”，使我想到南洋华侨当年对辛亥革命大量的“侨捐”。清末民初，全世界华侨近百分之八十在南洋。据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全世界的华侨捐款达到700万—800万元，而其中南洋华侨捐款达到500万—600万元。孙中山先生曾感慨地讲，“慷慨助饷，多为华侨。”从“侨批”到“侨捐”，凸显了南洋华侨的家国情怀与道义襟怀。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我来到了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打铜仔街120号的“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南洋侨批
从马来西亚槟城网红的本头公巷壁画街出来，那“姐弟共骑自行车”的欢声笑语还在耳边回响，随后走过一条不长的小马路，就是典型的南洋骑楼老街打铜仔街了。这里绿树成荫、苍翠染衣，不经意间过滤了市井烟火的喧嚣，将一处历史名胜安宁静谧地隐匿于槟榔屿的一隅，似封存呵护着往昔岁月珍贵的记忆与热血命运的叙事。
▲《给阿嫲的情书》剧照
走进两层高的联排骑楼长廊，那些斑驳的墙面已褪去了原色，在氤氲的肌理褶皱中，藏魂隐魄里蕴含着南洋百年来的风云际会。这里的120号即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是孙中山先生当年领导的同盟会南洋总机关的驻地，系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海外策源地及集中的“侨捐”收纳处。纪念馆雕花木门的上方悬挂着“庄荣裕”的金匾，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依然在阳光的映照下泛出了熠熠生辉的光泽，似闪烁着革命先驱者不灭的理想。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步入前厅，是一堂典雅古朴的镶螺酸枝木家具及精雕细刻的雕花隔扇木屏，已呈现出温润莹然的包浆。厅堂正上方是“堂开富贵”的横匾，下面是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横幅，在长条几阁上供奉着孙中山先生遗像。遗像的下面是先生的遗嘱，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谆谆教诲，曾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爱国华侨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而抛头颅洒热血。
前厅四周的墙壁上正在举办《孙中山与槟榔屿（槟城）》图文展。那些泛黄的照片，将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展示在了在人们的眼前。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由于清政府谋促日本政府驱逐他，于是，他便把革命中心转移到华侨众多的南洋。对于孙中山首次来马来西亚究竟是1905年还是1906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据我考证及查阅《孙中山年谱长编》，应该是在1906年8月7日，自新加坡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据《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载，此日先生与“李竹癡、陈楚楠、林义顺往吉隆坡青年益智社居住。”第二天早晨就搭船前往槟城，会见了实业家吴世荣及黄金庆，他们对孙中山十分敬佩，一见如故，招待孙在小兰亭居住。同时成立了槟城同盟会，吴任会长，黄为财政员。《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曾有记载，“吴君本是槟城的殷户，人极豪爽，在商界上占有很高的位置。”他们二人在图文展中均有照片，并称其为大量捐款，“毁家纾难，倾其所有支持革命。”可见他们是“侨捐”的领头人。
1907年，孙中山再次来到了槟城，并与胡汉民、黄兴等在平章公馆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募集“侨捐”，播撒革命的种子。1908年，孙中山又到槟城，在小兰亭俱乐部发表了“清廷不倒，中国势必再亡”的著名演说。1909年1月，孙中山在槟城柑子园94号创办了阅书报社，以推广与策划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与文化宣传。同年5月，阅书报社搬迁至打铜仔街120号，以商号的名义掩护革命。后来还用“侨捐”在这里创刊了《光华日报》，以笔为刃，宣传共和，唤醒民众，团结侨胞，成为影响广泛的同盟会喉舌。如今，看着这些老照片、老报纸及老刊物，如漫步在时光隧道，还能闻到报纸的墨香与阅读的书香，汇聚着南洋革命波澜壮阔的传奇史诗。
走进前厅，即是洒满南洋明媚阳光的中庭花园，绿叶扶苏，鲜花盛开，生机盎然，使人仿佛重又踏入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与中庭相连的是后厅，正面的上方挂着“荣新公司”的横匾，下面是孙中山的画像。1910年7月19日，遭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来到槟城，他当时正面临着险峻的形势及至暗的时刻。先生决定将同盟会南洋支部总机关搬到这里，以运筹帷幄、奔赴大义，从而使这里成为海外革命的堡垒及“侨捐”的中心。1905年至1910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九次失败，牺牲了不少忠诚的战友。这血的惨痛教训，使他认为这种分散而互不呼应、弱小而不具实力的军事起义，不能给清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为此，他曾痛心地讲，“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而今应当需要集中全党力量，做强有力的准备工作，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才有可能撼动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他电召黄兴、胡汉民等来到槟城，“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
1910年11月14日，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槟城会议、史称庇能会议在这后厅召开。其时，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吴世荣、黄金庆等人就黄花岗起义举行了动员大会。后厅复原了当年的会场情景，一条朴素的长桌围着几把简陋的木椅，静默地凸显着当时会议气氛的凝重。而今伫立在此，依稀能听到先生当年声泪俱下、激昂铿锵的发言：“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尽管此前起义的经费还是一分没有，但先生那动情的话音刚落下，全场为之动容，有的华侨虽然经济上也不富裕，需定时“侨批”汇款，但他们在“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的感召下还是纷纷慷慨解囊，当场筹得八千多元，为起义提供了经济保障与财力支持。这挟带着体温的每一笔“侨捐”义款，传导了侨胞们心系祖国的憧憬与希望。整个黄花岗起义“侨捐”达到18.7万港元。馆内至今保存着收纳起义“侨捐”用的一台英式老保险箱。
▲馆内陈列的当年收纳侨捐的保险箱
槟城会议结束后，黄兴、胡汉民等分赴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侨捐”筹款。孙中山在紧急“侨捐”筹款的信函中真诚而急迫地说，“内地革命风潮亦已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加以吾党久困奇穷，不能稍待……有惟力是视，能筹足十万元固佳，否则少亦望速速电汇，以应急需，是为至祷。中国兴亡，在此一举，革命军亦尽此一役也。”此时的打铜仔街120号俨然成了黄花岗起义的指挥中枢，那一笔笔“侨捐”见证了无数“过番谋生”的华侨们，在辛亥革命中慷慨解囊的大义与不屈奋起的壮举。
1911年4月27日，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爆发了。虽然以72烈士走向刑场而留下血色的记忆，但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却直接敲响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丧钟，从而为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遇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值得一提的是，黄花岗起义的四分之一烈士来自南洋，其中有四人就是槟城义士。望着这些百年前静默无语的桌椅，联想到其中有的烈士也许就是在这里聆听了先生的发言，捐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币后，即远行广州，共赴国难而高举义旗。
一座中山纪念馆，一部南洋辛亥史。虽然槟城这座英雄的骑楼远在异国他乡，却承载了光明与理想的向往，那些志士仁人当年热血奔赴的赤子之心，无私“侨捐”的奉献之举，彰显了可贵的爱国精神与永恒的华夏情结。辛亥革命史证明，在辛亥革命全部的革命经费中，有80%来自“侨捐”，而其中南洋的“侨捐”占了60%。
▲馆内陈列的当年侨捐的账目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26年，槟城的华商庄长水购得此座骑楼，其外孙女邱思妮是位富有历史意识与辛亥情结的作家与古迹保护学者。她深知这座骑楼在整个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历史价值，于1993年启动立面及屋顶等修复工程，还请来中国闽南泉州的工匠运用彩绘及嵌瓷艺术，重新融入原已破坏的立面，并于2001年由马来西亚时任首相马哈迪主持开幕。200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参观了该馆。而这里也是反映孙中山在槟城革命生涯的电影《夜明》的主要取景地，2008年，该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让这段历史与山海共存，华侨的“侨捐”与日月同辉。
作者介绍
王琪森
学者、作家、书画篆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国家一级文艺编辑。兰亭书会顾问、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海上明月—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艺术大展”学术总策划。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王琪森
图片：由作者提供，《给阿嫲的情书》剧照
编辑：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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