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岁那年，我收拾了几件旧衣服，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安徽老家来到了上海。我的丈夫走得早，为了供女儿小雅念大学，我欠了一屁股债。当时小雅在上海一家小公司做财务，勉强能养活自己，我便想着来这座大城市做保姆，一来能帮女儿减轻些负担，二来离她近些，心里踏实。
经过家政公司的介绍，我来到了陈姐家里。陈姐叫陈淑琴，是一位退休的高中校长，老伴前几年过世了。她住在徐汇区一套宽敞的三居室里，家里到处都是书。
陈姐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叫程浩，在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平时工作极忙，经常深夜才披着满身疲惫回来。陈姐常年患有严重的风湿和高血压，腿脚不便，需要人照顾起居，一日三餐。
我从小干惯了农活，手脚麻利，心思也细。到了陈姐家，我没把这当成一份干完就走的工作，而是真心实意地照顾着这个家。陈姐胃不好，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炖软糯的养生粥。
程浩经常熬夜，我总会在厨房给他温一盅冰糖雪梨或者排骨汤。陈姐是个明理的人，从没拿我当佣人看，总是让我和他们同桌吃饭，逢年过节还会额外给我包个红包。
小雅每个月会来看我两次，她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我在人家家里做活，从来不肯多待，来了就帮我择菜、拖地，干完活陪我跟陈姐聊会儿天就走。
那天是个周六的傍晚，小雅提着半只老家口味的盐水鸭来看我。刚好那天程浩难得没有加班，早早回了家。陈姐留小雅在家里吃晚饭，小雅推脱不过，便系上围裙进了厨房帮我打下手。
我们母女俩在厨房里一边切菜一边轻声说着话，外面的电视开着，新闻播报的声音和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混在一起，透着一股久违的烟火气。
吃饭的时候，程浩夹了一块盐水鸭，眉头微微一舒，说这味道很地道，比外面饭店里卖的好吃。小雅有些腼腆地笑了笑，轻声说是自己按照老家的方子卤的，要是喜欢，下次再多做一些带过来。
程浩抬头看了小雅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和。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年轻人顺着工作的话题聊了几句。我坐在一旁，看着小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样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宽慰。
随着小雅来探望我的次数增多，她和程浩也渐渐熟络了起来。小雅是个热心肠，且因为做财务，做事极其有条理。有一次陈姐家里的网络路由器坏了，我和陈姐对着闪烁的红灯干着急，程浩又在外地出差。
我给小雅打了个电话，她下了班便赶了过来，熟练地排查线路，又联系了宽带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就修好了。
程浩有次出差回来那天，正赶上上海下大雨。他进门时淋得透湿，正巧小雅在帮我修剪阳台上的几盆绿萝。看到程浩略显狼狈地走进来，小雅自然地去洗手间拿了一条干净的干毛巾递给他，又转身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
“淋了雨容易感冒，先喝点热水暖暖胃吧。”小雅的声音不大，却透着实实在在的关切。
程浩接过水杯，看着小雅被雨水打湿了一点衣角的肩膀，轻声说了句谢谢。那天下午，雨一直没停，程浩没有回房间休息，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小雅帮我把修剪好的绿萝一盆盆重新摆好。
我正在厨房煲汤，透过玻璃门，看到程浩的目光一直随着小雅转。那种眼神我并不陌生，那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上了心的样子。
做母亲的直觉让我心里猛地一沉，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只是个每月拿着几千块工资的保姆，老家还有几间破瓦房。而陈姐家在上海有房有车，程浩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级白领，这样的门第差距，就像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我怕小雅受委屈，更怕别人说我们母女俩心机重，借着做保姆的名义攀高枝。
那天小雅走后，我特意把她拉到弄堂口，压低声音叮嘱她：“雅啊，以后来妈这里，干完活就早点走。程先生是咱们的雇主，咱们得懂规矩，知道避嫌。”
小雅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她低下了头，咬了咬嘴唇，轻声说：“妈，我知道的，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从那以后，小雅来得明显少了。即便来了，也总是挑程浩不在家的时候。陈姐问起小雅，我也只推说她年底公司账目忙，要加班。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淡下去，直到那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冬夜。那是腊月里的一个晚上，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