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我在夜市收摊的时候接的。凌晨两点多，我正把最后几张折叠桌往三轮车上搬，裤兜里手机震了。我以为是哪个老顾客要加单，掏出来一看是陌生号，区号是我老家那边的。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好一会儿，夜市棚顶的灯泡嗡嗡响着，有只蛾子绕着光扑棱棱地转。隔壁卖烤串的老王正往炭火上泼水浇炉子，滋啦一声白汽腾起来，带着股焦糊味。我拇指在接听键上悬了三秒，还是划了。

"哥？"是弟弟的声音，六年没听见了，乍一听倒没怎么变，就是比以前沉了点，粗了点，"咱家老宅要拆了，你回来一趟吧，妈……妈想见你。"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三轮车上那几块桌板的边角硌着我的手心，木刺扎进去一点，有点疼。那边又说了几句补偿款的事，什么两千多万，什么按人头分，我没太听清，脑子里嗡嗡的，跟那蛾子扑棱翅膀的声音混在一块儿。

"我知道了。"我说。然后挂了。

我把三轮车骑回租住的城中村民房里，车轱辘碾过坑洼的水泥地，哐当哐当响。房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了张我六年前从老家带出来的年画，都褪色了，红纸泛着白，画上抱着鲤鱼的胖娃娃还咧着嘴笑，笑得有点模糊。

我坐在床沿上，掏了根烟点上。烟是红塔山，七块五一包，我抽了六年没换过。第一口吸进去的时候喉咙辣了一下，然后慢慢缓过来。我盯着对面墙上那块水渍——下雨天渗进来的，形状像片树叶，枯黄枯黄的。我看着它看了六年，看过雨天它变深，看过晴天它变浅，看它边缘慢慢扩大又慢慢收回去，跟活的似的。

六年前那个晚上忽然就浮上来了，跟水里的木头似的，压都压不住。

那时候我在城里打工攒了四十万。一分一毛攒的，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快递站分过拣，后来跟人学了做卤味，起早贪黑干了三年，终于把摊子支起来攒下这笔钱。我把存折藏在床头柜最里面那格，压在一本旧书底下，密码是我生日。我知道我妈有时候会翻我东西，但我没当回事，亲妈翻儿子抽屉能有什么。

后来有一天我回家，存折还在老地方，但上面的数字不对了。四十万整，变成了三千六百块。我拿着存折的手开始抖，纸面光滑的，但我的指腹糙得能在上面刮出响来。我问我妈钱呢，她在厨房择菜，头也没回说"给你弟了"。

"给他买房付首付了，"她终于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很平静地说，"反正你在外面有吃有住，你弟要成家了，当哥的帮衬一把不应该？"

那天的菜是莴笋，她一根一根地削皮，绿色的皮卷着掉进垃圾桶里，白生生的笋肉露出来。她削得很慢，很仔细，手指甲缝里塞着洗不掉的泥。

我攥着存折站在厨房门口，听见自己的牙咬得咯咯响。我想说那是我的血汗钱，那是我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熬卤汤、手上烫了十二个疤、大年三十还在出摊攒下来的四十万。我想说弟要成家他自己去挣，凭什么拿我的。但我妈那个表情我太熟了——她觉得自己做得对，觉得一家人不分彼此，觉得哥哥帮弟弟天经地义。那种理直气壮的、不容置疑的表情，我从小学就见过。小学我考了第一名要买个新书包，她说先给你弟买，他书包破了。初中我想报个英语辅导班，她说你弟要交学杂费，你自己多看看书就行。她永远有道理，永远觉得一碗水端平了，但那碗永远往弟弟那边斜。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我在自己屋里坐着，从天黑坐到天亮。窗户外面有只野猫在叫春，叫得撕心裂肺的，跟小孩哭似的。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没留话，没回头。手机卡抠出来掰了，新办的卡谁都没告诉。

这六年我在隔壁省的一个地级市待着，把卤味摊做成了个小店面，后来又开了家分店，日子能过。但我不回去，也不联系。我妈托人找过我，听说找到我原来打工的厂子去了，人家说早不干了。我弟给我旧号码发过短信，发了几条我没回，后来也就不发了。

我以为我早就把那个家戒了，像戒烟一样，刚开始难受，后来也就习惯了。但那个电话一来，什么都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张高铁票。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窗外风景从平原变丘陵再变平原，我靠着窗坐，一路没睡。到站的时候是中午，太阳白花花的。出站口没人接，我也不指望有人接。叫了辆车往老宅走，越靠近那片区域路越窄，两边的房子墙上都用红漆喷了"拆"字，一个挨一个，触目惊心的。

老宅还在。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每年都结一树果子，酸得倒牙。门口停着几辆车，有人在进进出出地搬东西。我站在巷子口看了会儿，那条巷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这拍过皮球，墙根底下有片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

我迈步走过去。院子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吵吵的，大概是亲戚们都在。我走进院门的时候，所有人的嘴都停了，齐刷刷看着我。有几年没见的二姑，有头发都白了的二叔，还有我弟，站在石榴树底下，穿着件深蓝夹克，胖了些，脸上多了点沧桑。

然后我看见我妈了。她坐在堂屋门口的小竹椅上，手里攥着块手帕，灰白的头发短了许多，人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凸出来，皮肤松垮垮地挂在那儿。她抬头看见我，整个人猛地往前一倾，竹椅差点翻了，旁边的表姐赶紧扶住她。她嘴唇哆嗦着，眼泪刷地就下来了，顺着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淌，像雨水顺着地缝流。

"儿……"她喊了一声，嗓子劈了，后面的字没出来，只剩下气音。

我站在院子中央，石榴树的影子落在我肩膀上，碎碎的光斑晃来晃去。所有人都在看我，等着我说话或者做什么。我弟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出声。

我从兜里摸了包纸巾，走过去递给我妈。她攥着我的手，干瘦的手指跟树根似的，力气却大得惊人，指甲掐进我虎口里，生疼。她仰着脸看我，浑浊的眼珠子全红了，嘴角往下撇着，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儿，你回来了……妈以为你……"她说不下去了，手帕堵着嘴，呜呜地哭。

我蹲下来，蹲在她跟前。竹椅吱嘎响了一声，她身上有股老人味，混着花露水的味道。我看着她，看了很久，才发现她额角长了块老年斑，指肚大小，浅褐色的。六年，这些痕迹什么时候爬上去的，我不知道。

"妈，"我开口了，声音比我预想的平，"拆迁的事你跟我弟商量就行。那四十万的事，我早不惦记了。"

院子里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我妈的哭声停了停，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更紧地攥着我手，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儿，那钱的事……妈当时糊涂……"

我摇了摇头。我是真的不惦记了。四十万，放在六年前是我的全部，放在今天，我在外地那个小城的分店一年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但有些东西比四十万贵，不是钱能填的。比如那六年，我过年一个人在店里啃冷馒头的时候。比如我半夜发烧没人递杯水的时候。比如我攒够钱开分店那天，站在新店门口拍了张照片，翻遍通讯录不知道发给谁的时候。

那些东西四十万买不来，两千多万也买不来。

二姑在旁边打圆场，说什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钱的事以后慢慢说"。我妈还在哭，手帕湿透了，她又从兜里掏了条干的手帕出来，抖着手擦眼睛。我弟终于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低着头喊了声"哥"，声音闷闷的。

我拍了拍他肩膀。他肩膀比我宽了，以前瘦猴似的一个人，现在膀大腰圆，大概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说你胖了。他咧嘴想笑又没笑出来，嘴角抽了抽，最后成了个不知道算什么的弧度。

那天下午院子里人来人往，谈拆迁补偿的、来搬老家具的、看热闹的，闹哄哄一院子。我在石榴树底下站了很久，阳光透过叶子筛下来，落了一身碎光。石榴还青着，小小的一个个垂在枝头，要等到秋天才能红。我伸手摸了摸最小的那个，硬邦邦的，毛茸茸的皮扎着指腹。

我妈从堂屋里探出头来看我，眼睛还肿着，但已经不哭了。她冲我招招手，嘴唇动了动，大概是喊我吃饭。我冲她点点头，慢慢往屋里走。门槛还是那道门槛，我跨过去的时候脚抬得高了点，差点绊着。屋里有饭菜的香味，熟悉的，混着老屋那股潮湿的、木头和尘土的味道。

我没打算长住，但也不急着走了。来都来了，吃顿饭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