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间会客室里，90岁的退役准将保罗·蒂贝茨坐在沙发上，接受美国多家公共媒体的联合专访。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脊背依旧挺直，举手投足间还留着军人的利落。
采访进行到中段，一名到场的日本记者站起身，拿着话筒向前走了两步。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声音透过话筒传遍整个房间：“蒂贝茨先生，您当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造成了十几万平民死亡，无数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饱受辐射病痛折磨。面对这些死难者和幸存者，您是否愿意为此道歉？”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沙发上的老人，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回答。
蒂贝茨抬起头，看向那位记者，没有丝毫犹豫地摇了摇头。他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波动：“不，我不道歉。我做了正确的事。”
记者似乎没有预料到如此直白的拒绝，紧接着追问：“可是那是几十万无辜的生命，您的良心不会感到不安吗？您夜里不会因此失眠吗？”
老人的表情没有变化，他一字一句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因为广岛的炸弹而失眠过一晚。我知道那颗炸弹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但它也结束了战争，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这场采访的内容很快传遍全球。有人指责他冷酷无情，有人称赞他敢说真话。但很少有人知道，从1945年那个清晨驾机起飞开始，蒂贝茨的这个立场，整整保持了62年，从未动摇过。
1944年9月，29岁的陆军航空队上校保罗·蒂贝茨接到了一项绝密命令：组建一支特殊的轰炸机部队，专门训练投放一种从未在战场上出现过的新型武器。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第509混合大队，训练和任务的目的地，是太平洋上的提尼安岛。
在此之前，蒂贝茨已经是美军最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之一。他曾带队执行过对德国和北非的多次轰炸任务，飞行技术过硬，心理素质极强。美军高层选中他执行这项任务，看重的正是他临危不乱、专注任务的特质。
所有训练都在严格保密中进行。普通机组人员不知道自己要投的是什么武器，只知道它的威力远超所有常规炸弹。基地里的其他部队也不清楚509大队的具体任务，只看到他们每天驾机起飞，投下模拟弹，然后默默返航。
直到1945年8月5日正式任务下达前，蒂贝茨才向全体核心机组公布了任务真相：他们将驾驶B-29轰炸机，向日本城市投放一颗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凌晨2点45分，蒂贝茨驾驶着以自己母亲名字命名的“恩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从提尼安岛的跑道上起飞。机上共12名机组人员，弹舱里装着那颗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
经过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抵达广岛上空。当天广岛天气晴朗，能见度极佳，完全符合投弹条件。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17秒，投弹手按下了按钮。炸弹脱离弹舱，向着地面缓缓坠落。
蒂贝茨立刻操纵飞机做了一个155度的急转弯，全力向反方向飞行——他必须在爆炸冲击波抵达前，尽可能飞离爆心。43秒后，原子弹在广岛相生桥上空约600米处爆炸。
即使已经飞出了18.5公里，飞机还是被冲击波追上，机身剧烈颠簸，像是被高射炮直接命中。蒂贝茨稳住操纵杆，回头看向广岛的方向。他看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正在不断升高、膨胀，整座城市已经被烟尘和火焰彻底覆盖，看不到任何建筑的轮廓。
多年后有传言称，蒂贝茨当时看着爆炸的场景，脱口而出“我的上帝，我们做了什么”。但在1989年美国核博物馆的官方口述史采访中，蒂贝茨明确澄清：这是彻头彻尾的误传，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没有去想地面上正在发生什么，”蒂贝茨在采访中说，“执行任务的时候，你必须保持客观。你是一个职业军人，你的任务是完成命令，结束战争。”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彻底结束。但在太平洋战场，日本政府仍然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拒不投降，公开提出“一亿玉碎”的口号，动员全体国民准备本土决战。
当时的日本，已经组建了拥有2800万人的国民义勇战斗队，成员包括老人、家庭妇女和十几岁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正规的武器，只能拿着竹枪、菜刀反复训练，准备在盟军登陆时发起近身自杀式攻击。军方还在本土囤积了大量炸药、燃烧瓶，计划和登陆部队同归于尽。
盟军方面已经制定了登陆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计划，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11月发起“奥林匹克行动”，率先登陆九州岛建立前沿基地；1946年3月发起“冠冕行动”，登陆本州岛直取东京。总投入兵力将达到250万，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
但所有军方高层都清楚，这场登陆战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方评估报告，仅“奥林匹克行动”进行90天，美军就将付出45.6万人的伤亡，其中死亡或失踪人数超过10万；如果加上后续的“冠冕行动”，美军总伤亡将达到120万人，其中死亡人数约26.7万。
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团队则给出了更高的预估：整场本土作战，美军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万到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海军、空军的伤亡，以及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军其他国家部队的损失。
至于日本方面的伤亡，官方预估更为惊人。参照硫磺岛、冲绳岛战役中日军几乎战至最后一人的伤亡比例，日军正规部队死亡人数将超过数百万。加上被动员参与战斗的平民，以及饥荒、疾病带来的间接死亡，总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千万级别。
刚刚结束的冲绳战役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这场持续82天的外围岛屿战役中，美军伤亡超过8万人，日军死亡超过10万人，还有超过14万冲绳平民在战火中丧生。这还只是一个外围岛屿的战斗，本土作战的惨烈程度只会远超于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层最终决定使用原子弹，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避免千万级别的总伤亡。
除了保罗·蒂贝茨，还有另一位核爆亲历者也在晚年面对过日本方面的道歉要求，他的态度同样强硬。这个人就是哈罗德·阿格纽，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当年就在跟随“恩诺拉·盖伊”号的观测机上，亲眼见证了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1945年8月6日当天，阿格纽乘坐B-29观测机飞在编队后方，负责用专业仪器测量爆炸当量、记录冲击波数据。他还随身带了一台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蘑菇云升起的全过程，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核爆动态影像记录。
战后阿格纽继续从事核物理研究，曾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主持过美国大量核武器的研发工作。2005年，也就是广岛核爆60周年，他受邀前往日本广岛，参观和平纪念资料馆。日方特意安排了两名核爆幸存者与他见面，希望能让他当面道歉。
见面时，幸存者向他讲述了家人在爆炸中瞬间丧生的经历，以及几十年来遭受的辐射病痛，情绪激动地反复要求阿格纽承认错误、为死难者表达歉意。
阿格纽安静地听完，没有丝毫退让。他直接回应：“我一点歉意都没有。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些事情就没得讲了。如果真的需要道歉，那也应该是你们道歉，向所有被日本军队伤害过的国家和人民道歉。”
在场的日方工作人员都愣住了。有人试图打断他，强调广岛的平民是无辜的。阿格纽打断了对方的话，说出了一句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话：“记住珍珠港。”
早在1984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阿格纽就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我对广岛和日本人的看法是，他们完全活该。整件事被彻底颠倒了，好像我们才是坏人。”
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原子弹不是无意义的屠杀，而是终结战争的手段。“那些炸弹救了更多日本人的命，如果真的发起登陆作战，情况只会比现在糟糕得多。”
保罗·蒂贝茨的余生，都在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后悔投下那颗原子弹吗？
每一次，他的答案都完全一致。
1975年，在投弹30周年的公共广播专访中，他说：“我被问过无数次这个问题，我只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完全没有任何遗憾。”
2002年，87岁的他在接受作家斯塔兹·特克尔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回到同样的背景下，我还会再做一次。”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职业军人。真正应该为战争、为所有死难者负责的，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他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日本单方面强调自己的核受害者身份，却很少提及战争爆发的根源，也很少为自己在亚洲各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反省。
晚年的蒂贝茨过着低调的生活，很少公开露面。他拒绝了很多高价出书、巡回演讲的邀请，也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有日本幸存者辗转联系到他，希望能当面和他对话，他大多都拒绝了。
唯一一次公开的面对面交流中，幸存者问他，以现在对核辐射、对战争伤害的认知回头看，是否还会坐进驾驶舱执行任务。蒂贝茨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这是我们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所有日本人都该为此感谢我。”
2007年11月1日，保罗·蒂贝茨在俄亥俄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为广岛的任务表达过任何歉意或后悔。
按照他生前留下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入了英吉利海峡——那是他二战时多次驾机飞过的地方。没有立墓碑，没有举办公开的葬礼，他不想让自己的墓地成为反对者抗议或者支持者朝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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