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迪马乔从旧金山北滩的浓雾里走出来，步伐不紧不慢。他是那个意大利渔夫的第八个孩子，家里九个孩子，父亲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儿子死活不肯上船。老头要的是渔网，要的是码头边腥咸的气味。儿子脑子里只有中外野。那一场争执——移民父亲的小心谨慎，撞上儿子的野心——不单发生在迪马乔家。全美几十万个家庭里，我的家里，都原样上演过。它就是整个美国故事的浓缩版本。最后，那个渔夫的儿子站上了洋基体育场，五万人齐声高喊他的名字，老父亲才终于明白，儿子为什么不愿打鱼。
这是美国当年亮出来的那份契约。如今这个国家过250岁生日，我反复追问自己的只有一件事：我们还觉不觉得自己有义务接着兑现它？
海明威一辈子念叨自我主宰，他在小说里给那个独自漂在墨西哥湾流的老渔夫安排的唯一慰藉，就是想到伟大的迪马乔——脚后跟带着骨刺，照样把每一件事做到无可挑剔。海明威说得没错。真正的优雅，是自律沉得那么深，深到看上去已经不像自律，倒像是天生就会。不过我们得对自己诚实一点：这些年，我们对这种品质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现在我们追捧的是大声嚷嚷的委屈，追捧的是那种长篇大论告诉别人自己有多用功的人。我们忘了，尊严原本指向反面：不把自己的辛苦挂在嘴边，只管把难事做完。
再想一想，在那段人头拥挤的几十年里，还有谁在同时向上走。每一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带着故国的口音闯进新世界。汉克·格林伯格，布朗克斯的犹太人，在大洋那边他的同胞正被赶向焚化炉的时候，把一颗颗棒球轰出本垒打墙。乔·路易斯，佃农的孙子，一记重拳把施梅林放倒在帆布上，在那一刻，他负载着整整一个种族的重量，而这个国家甚至还没决定要不要尊重它。钢铁厂的波兰工人，巡逻街区的爱尔兰警察，晚上跑去学速记的意大利女孩。谁都没得到过任何许诺，可所有人都笃信，只要把门推得够用力，那扇门就会开。有一件事特别触动我：他们不是约好了一起推的。他们各推各的，用自己的语言，朝着自己设定的那个奖品推。全部这些独立运转的推力叠加在一起，竟就拼出了一个国家。他们没有假装彼此之间毫无差异，可也没有把差异供奉成一种信仰。差异，只是原材料；奋发向前，才是共同的信仰。
这种奋发不只停留在球场上、拳台内。它走进了工厂，走进了实验室，走进了教室，走进了车库深处，走到更远的地方。一模一样的移民胆魄和信念，把一个渔夫的儿子送上中外野，也把苏格兰人手里的电话、塞尔维亚人手中的交流电、俄国犹太人的电视，一道注入这个国家的血脉。电话让声音从一间屋子穿透到另一间屋子，再穿透整片大陆；交流电让电力不再像涓涓细流，而像奔涌的江河，把光和动力输送到每一座城镇；电视则干脆把远方的世界搬进千家万户的客厅。这三样东西连接在一起，就等于宣布：距离、时间、信息隔阂，都可以被一根根线缆、一束束波和一帧帧画面碾碎。做到这些的人，没有一个说话不带口音，没有一个没被旧大陆的记忆拉扯过。但他们把那种拉扯转化成了建造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一旦进入一国的毛细血管，就再也拔不掉了。
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资本打交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学到了什么。钱，永远追着胆量跑。它不跟着计算器后面走，是紧随着那种愿意离开安稳渔船的冲动、愿意把生计赌在实验室里未知电流上的冲动才流动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奖励那种沉默的、不说漂亮话的勇气，而是鼓动每个人把自己的每一次付出都包装成委屈的故事来讨要掌声，那么钱就会犹豫，就会停下来寻找下一个还有胆量的地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谈创新、谈技术、谈下一个250年，能谈的全部资本，其实都是当初那些不声不响把难事做完的人攒下来的。所以问题兜兜转转，又回到开头：在建国250年的这个路口，我们是不是还在经营那份契约——那份让一个渔夫的儿子宁愿放弃整片大海，也要去接住一颗飞向中外野的白球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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