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队心理医生曾建议不让贝利和加林查参加1958年世界杯。若昂·卡瓦莱斯引入了个人心理咨询等新理念；尽管他出具了报告，主教练维森特·费奥拉并未采纳，仍带上了两名球员。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巴西少年以他的足球惊艳了世界。四场比赛打入六球——其中三球来自半决赛，两球来自决赛。巴西队第一次捧起了梦寐以求的世界冠军奖杯。
贝利初到瑞典时还是新面孔，离开时已成为体育史上不朽的偶像。但有一位巴西人曾建议不让他参加那届赛事——球队心理医生、教授若昂·卡瓦莱斯。与当今同行截然不同——如今心理医生的作用通常局限于支持球员的表现和心理健康——卡瓦莱斯对球队的排兵布阵拥有切实的影响力。而贝利在卡瓦莱斯施加的心理技术测试中的结果，催生了那条多少有些可疑的建议——所幸当时未被采纳。
贝利后来评价卡瓦莱斯的方法时说：“那要么是远远领先于足球时代的东西，要么纯属胡闹，也许两者兼有。”但卡瓦莱斯无疑在体育先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将心理学实验室引入巴西足球，比欧洲接受这一概念早了将近三十年。
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创伤。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巴西迫切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毕竟，巴西队在1950年和1954年世界杯上的征程都令人痛心。1950年在马拉卡纳决赛中输给乌拉圭，震撼了整个国家。1954年瑞士世界杯则以耻辱告终——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匈牙利，巴西队被罚至九人应战，以2比4落败。那场比赛充斥着暴力，被称为“伯尔尼之战”。
当球队试图走出情感创伤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心理学家正进入巴西足球的视野。若昂·卡瓦莱斯于1957年被圣保罗俱乐部聘用，此前他曾在圣保罗州足协的裁判学校工作。俱乐部对他的兴趣，源于他在足协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类似的结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在欧洲出现——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的“思维室”。
那个实验室设在足协总部，进行十项测试以检验认知功能，如立体视觉。卡瓦莱斯利用这些测试来帮助突显裁判课程学员需要发展的技术，以便能够执法职业比赛。卡瓦莱斯为每项被检验的变量设定了标准，得分低于特定阈值的候选人被认为不具备执法资格。例如在“反应时间测试”中，反应超过百分之五十秒的候选人即被淘汰。
除了心理学家，卡瓦莱斯还是一名记者，担任拳击专项评论员，因此得了个“拳击手若昂”的绰号。但据他的老同事、同为心理学家的若泽·格劳科·巴尔德拉回忆，与他的绰号所暗示的相反，卡瓦莱斯的职业行为是沉思型的。“你来到球场，看到所有人都在那种躁动中，而卡瓦莱斯安静地待在角落，手托着下巴或双手插在口袋里，只是观察，”巴尔德拉在2000年圣保罗心理学区域委员会制作的一部关于卡瓦莱斯工作的纪录片中说道。
他可能只是观察，但远不止是一名旁观者。当圣保罗队在1957年时隔四年再次赢得圣保罗州联赛冠军时，卡瓦莱斯因参与球队的排兵布阵而受到赞誉，这对圣保罗的夺冠起到了关键作用。俱乐部足球总监曼努埃尔·雷蒙多·佩斯·德阿尔梅达表示，用替补萨拉腊替换主力中场阿德马的决定，是基于卡瓦莱斯对阿德马心理状态的担忧。一年后，掌管当时巴西足球的巴西体育联合会征召了这位心理学家。当时该机构的副主席保罗·马查多·德卡瓦略负责瑞典世界杯的组织工作，他邀请卡瓦莱斯加入国家队技术委员会。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约。
世界杯前的准备工作。巴西队的备战已经开始，卡瓦莱斯迅速着手实施他在圣保罗采用的方法。在球队于波苏斯-迪卡尔达斯集训期间，他进行了所谓的“军队阿尔法测试”——该测试改编自一个美国项目，最初旨在测定一战中士兵的智力水平。
阿尔法测试历时五十分钟，测定球员的词汇量和算术能力，以给出“智力评估”。被认为能力较差的球员则进行贝塔测试，包括完成不完整图画和在二维迷宫中勾画路径等练习。这些测试背后的概念在当代心理学理论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它们迫使参与者思考——尤其是在一个几乎未曾见证过基于心理学的干预的体育项目中。
但这场风波并未持续太久。加林查入选巴西队之后，媒体的猜测平息了，卡瓦莱斯随技术委员会其他成员一同前往瑞典。他继续与球员们合作，使用肌动心理诊断测试来分析个人特征，并根据结果调整他的工作。在这些测试中，球员们拿到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画——其理论基础是，富有表现力的肌肉运动可以帮助揭示一个人的气质。卡瓦莱斯再次应用了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从未使用过的技术。而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问题。
争议性的反应，在《贝利自传》中，球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作为我们备战的一部分，球队的心理医生若昂·卡瓦莱斯博士对所有的球员都做了测试。我们需要画人物、回答问题——这理论上会帮助若昂博士评估我们是否应该上场。……至于我，心理学家的结论是我不该上场：‘贝利显然很幼稚。他缺乏必要的斗志。’”
贝利继续写道：“他对加林查也给出了负面意见，认为他不够有责任心。幸运的是，对我和对加林查而言，1958年巴西队主教练维森特·奥拉总是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专家们的建议。”“他只是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你可能是对的。问题在于，你对足球一窍不通。如果贝利的膝盖没问题，他就上！’”卡瓦莱斯的工作具有一种“可以在当代运动科学根源中找到的远见”。
但其他球员的印象更为正面。守门员吉尔马尔——他也接受了2000年关于卡瓦莱斯工作的纪录片采访——表示，卡瓦莱斯给了球员们机会去运用“能够提升我们表现”的想法。他补充道：“我们也是世界杯之后才知道这确实有效。”边后卫尼尔顿·桑托斯说，球队学会了“笑着走进球场”。巴西媒体在世界杯夺冠后的报道中提到了关于卡瓦莱斯作用重要性的共识。
但遗憾的是，巴西体育联合会并不那么愿意褒扬他，而这种态度对一个像卡瓦莱斯这样善于反思的人来说，造成了情感上的代价。“他非常受伤，因为保罗·马查多·德卡瓦略对他的工作发表了不恰当的评论，这让他非常难过，”若泽·格劳科·巴尔德拉说。但他开始引起关注了。巴尔德拉说，卡瓦莱斯收到了西班牙、法国和德国杂志的采访请求，美国的《体育画报》也强调了他对巴西队的贡献。
国际上的认可帮助减轻了卡瓦莱斯的挫败感。也许这为未来的重要专业人士——如AC米兰著名前运动科学家布鲁诺·德米凯利斯——推进心理学在顶级足球中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遗产。卡瓦莱斯于1976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距离他退休仅两年。瑞典世界杯后他回到了圣保罗工作，离开了国家队的位置，重返那个帮助他成名的俱乐部。回到相对受保护的国内足球环境后，卡瓦莱斯得以引入新的理念，如为球员提供个人心理咨询，作为让他声名鹊起的认知测试的补充。他在圣保罗工作到1974年，除了1963年短暂重返拳击领域——那年他为参加圣保罗泛美运动会的巴西拳击手提供了心理支持。
美国人科尔曼·格里菲斯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运动心理学家，但他的工作更多地局限于美式橄榄球。卡瓦莱斯则在职业足球中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果说他帮助奠定了当代运动心理学的基础，那么巴西体育联合会——或许是出于愿意考虑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世界杯——也功不可没。如果该机构没有冒险征召一位仅在国内俱乐部工作了一个赛季就被招入国家队的心理学家，卡瓦莱斯的工作可能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可。但直到今天，在训练场上配备心理学家——除了青训梯队，因为许多俱乐部被要求为年轻球员提供心理支持——仍然远非常态。
例如，2026年世界杯是巴西男足国家队第一次拥有专职专业人士在日常工作中为运动员提供心理问题支持。玛丽莎·圣地亚哥曾效力于巴西多家俱乐部，于2024年被巴西足协聘用，担任国家队心理医生。此前心理学家也曾服务于国家队，但仅开展临时性工作。
“心理学在足球俱乐部中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教练兼企业家西蒙·克利福德说，他曾在二十一世纪初担任英格兰南安普顿俱乐部运动科学部门负责人。“一些俱乐部会有心理学家与一线队球员密切合作，而另一些俱乐部则由主教练兼任首席心理学家的角色，不希望球员每天咨询专业心理学家，除非出现问题，”他说。“这就像俱乐部刚开始采用体能训练和力量训练时一样。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花了一段时间才赢得一线队的信任。而在心理学领域，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
克利福德相信“终有一天”心理学家和教练团队将和谐共事，部分原因是球员的心理状态对其表现的影响。他认为，尽管卡瓦莱斯的部分工作以“当今标准来看可能显得稚嫩”，但其中也有一种“可以在当代运动科学根源中找到的远见”。他补充道：“心理学在顶级足球中扮演的角色是巨大的。”
“正如比尔·贝斯维克曾经说过的：‘思想才是运动员。身体只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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