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我帮同桌挡了2次刀,16年后他成了市局领导,我假装不认识
同学,借过一下
高中三年我帮他挡过两次刀,一次在操场,一次在校门口
两次都差点要了我的命,他却连个谢字都没说过
十六年后他是空降市局的领导,我是等着被优化的老辅警
同事让我去攀关系,我笑了笑假装不认识
直到那次行动,所有人都撤出来了,只有他还留在里面
我叫周海平,今年三十六,在城南派出所干了十二年辅警。
十二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跟我同期进来的,有的转了正,有的辞了职做生意,有的犯了错被清退,只有我还穿着这身协警制服,拿着不到正式民警三分之一的工资,日复一日地巡逻、蹲点、调解纠纷、填写永远也填不完的表格。
同事们私底下管我们叫“二狗子”,当面客气的喊一声“周哥”,不客气的直接喊“老周”。我都无所谓,三十六了,早就过了争这口气的年纪。
今年局里搞优化,上面下了指标,要裁掉一批辅警。名单还没公布,但所里已经人心惶惶。老孙头干了十五年,前几天被叫去谈话,回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小陈才来两年,天天往领导办公室跑,送烟送酒,就为了保住这个月薪两千八的饭碗。
我倒是不慌。不是因为有关系,纯粹是觉得慌也没用。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个道理:该来的躲不掉,不该来的,你跪下磕头也没用。
六月十七号,星期三。
我值完夜班,正蹲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啃包子,老搭档刘勇凑过来,神神秘秘地拿胳膊肘捅我。
“听说了没?新来的副局长今天到。”
“来就来呗。”我咬了口包子,韭菜馅的,两块五一个。
“你知道是谁不?”刘勇压低声音,“宋致远,三十六岁,市局空降下来的。三十六啊老周,跟你同岁,人家已经是副局长了。”
宋致远。
包子噎在嗓子眼里,我端起搪瓷缸灌了口凉水才顺下去。
“哦,名字挺好听的。”我说。
刘勇没注意到我的异样,还在那儿感慨:“听说这人履历厉害得很,公安大学高材生,二十六岁就提了副科,破过好几起大案,省里都挂过号。这回空降咱们这儿,说是锻炼,其实是镀金的,待不了两年就得往上走。”
我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走吧,该巡逻了。”
城南派出所在老城区,管辖范围不大,但人口密集,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和刘勇负责的区域是农贸市场周边,这一带我走了十二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有个坑、哪家的狗爱咬人。
一路上刘勇还在念叨新来的副局长,说什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我左耳进右耳出,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浮起一些画面。
高一那年秋天,操场边,几个人堵着他要钱,我冲上去挡在他前面,后背被划了一刀。缝了十几针,到现在阴天还隐隐作痛。
高二那年冬天,校门口,社会上的混混来寻仇,我推了他一把,自己胳膊上挨了一下,伤到了筋,握拳到现在都用不上全力。
两次都差点要了命。两次他都没说谢谢。
我记得当时他站在医务室门口,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不怪他。那时候不懂事,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后来文理分科,我们不在一个班了,见面也不怎么说话。再后来高考,各奔东西,就彻底断了联系。
十六年了。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听到这个名字。
上午十点,局里通知开大会,欢迎新来的副局长。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正式民警坐前面,我们辅警坐后面。我特意挑了个角落的位置,低着头翻手机。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
主席台上,一个穿着笔挺警服的男人站起来,身姿挺拔,面容端正,目光沉稳而锐利。他扫视全场,微微点头,开口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十六年没见,他变了很多。以前瘦瘦小小的,戴个眼镜,被人欺负了只会低头不说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站在那里的气场,让人不敢直视。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宋致远。
旁边几个辅警在窃窃私语。
“真年轻啊,看着也就三十出头。”
“听说还是单身,不知道便宜了谁家姑娘。”
“人家那前途,能看得上咱们这小地方的人?”
我低下头继续翻手机,屏幕上是什么内容,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迎面撞上了他。他被一堆人簇拥着,正在说什么,目光扫过来,在我脸上停了一瞬。
那一瞬很短,短到旁人根本察觉不到。但我看见他眼神里的那一点变化——先是疑惑,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我没有停顿,侧身让开路,低头说了句“领导好”,然后快步走了过去。
身后,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刘勇追上来,一脸兴奋:“老周你看见没?宋局刚才看你了,是不是认识你?”
“不认识。”我说,“我脸上有包子渣,他可能觉得我邋遢。”
刘勇信了,嫌弃地递给我一张纸:“擦擦,丢不丢人。”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下午突然下了暴雨。我站在农贸市场的雨棚下面躲雨,手机响了,是刘勇。
“老周,赶紧回来,出大事了!”
我冒着雨跑回所里,浑身湿透。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所有人都绷着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
所长站在白板前面,上面贴着一张照片,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眼神凶狠。
“张彪,网上追逃人员,涉嫌故意杀人、绑架、贩卖毒品,身上至少背着三条人命。”所长的声音很沉,“刚刚接到线报,此人现在藏在辖区内的红星化工厂宿舍楼里,身上可能有枪。”
红星化工厂已经停产好几年了,宿舍楼空置多年,成了流浪汉和瘾君子的聚集地。那地方地形复杂,房间多,藏个人太容易了。
“市局指示,立即组织抓捕。刑警队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先过去封锁现场。”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我跟着刘勇往外走,经过走廊的时候,看见宋致远正在跟所长说话,表情严肃,眉头拧成一个川字。
他换了一身作训服,腰间扎着武装带,整个人显得更加干练利落。那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了十六年前那个被我护在身后的瘦弱少年。
他抬起头,目光正好和我撞上。
我移开视线,快步走了出去。
到达红星化工厂的时候雨还在下,天色暗沉沉的。刑警队的人已经到了,荷枪实弹,正在布置包围圈。我们辅警的任务是在外围警戒,阻止无关人员靠近。
“情报说他在三号楼,四层。”现场指挥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一队从东侧楼梯上,二队从西侧,注意安全,嫌疑人可能有枪。”
雨越下越大,砸在脸上生疼。我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三号楼的方向,心里莫名其妙地发紧。
枪声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
“砰砰”几声,在雨声中显得沉闷而突兀。
对讲机里炸了锅:“交火了!嫌疑人开枪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响,然后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三号楼四层的窗户被炸飞,火光和浓烟翻滚着涌出来。
“撤退!全体撤退!楼里有煤气罐!”
人群开始往外跑,混乱中我听见对讲机里有人在喊:“里面还有人!有人没撤出来!”
我一回头,看见三号楼的门口站着一个人。
他浑身是血,拖着一个人——是宋致远。
他拖着那个受伤的同事,一步一步往外挪,身后的楼里火光冲天,随时可能再次爆炸。
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腿已经迈了出去。
“老周你干嘛去!”刘勇在后面喊。
我没理他,翻过警戒线,朝三号楼飞奔而去。
跑到跟前的时候,宋致远看见了我。他满脸是血,左腿一瘸一拐的,但眼神还是那么沉静。
“帮我一把。”他说,声音嘶哑。
我和他一起架着那个受伤的同事,往外跑。跑出去不到五十米,身后又是一声巨响,气浪把我们掀翻在地。
我趴在泥水里,耳朵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有人在拉我,回头一看,是宋致远。
他嘴唇在动,我看不清他在说什么,耳鸣得太厉害了。
然后他认出了我。
他的表情变了。惊讶、不可置信、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情绪,在他脸上交替闪过。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我摇了摇头。
“领导,”我的声音很大,但我自己都听不太清,“您先走,后面还有人没撤出来。”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拖着伤腿往安全区走去。
我转过身,又冲了回去。
事后同事们问我,为什么那么拼命。我说不知道,可能因为穿了这身衣服吧。虽然是协警制服,但制服就是制服。
真相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看见他拖着同事往外走的样子,想起了十六年前那个被人堵在墙角里的少年。他变了,变得不再需要别人挡在他前面,变得可以自己面对一切,甚至可以把别人护在身后。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好像压在心里十六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天的抓捕行动,张彪最终被击毙在楼里。牺牲了两名民警,五个人受伤。宋致远的腿被弹片划伤,缝了二十多针。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后背上嵌进去几块碎玻璃,取出来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刘勇来看我,说我命大,要是煤气罐炸得再近一点,我就不是缝几针的事了。
“对了,”刘勇说,“宋局也在这一层,要不要去看看?”
“不用了。”我说。
“你真不认识他?我怎么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
“不认识。”我闭上眼睛,“我脸盲。”
出院那天,我在走廊里又碰到了他。
他拄着拐杖,被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搀着,看样子是要去换药。我们从走廊的两头走过来,在中间碰上了。
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也停下来,微微侧身,给他让路。
“你……”他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
“领导好。”我低了一下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走出十几步,我听见他在身后喊了一声。
“周海平。”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停,也没有回头。
我加快脚步,推开了走廊尽头的安全门,走进了楼梯间里。
心跳得很快。
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紧张,只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十六年了,当年那个一声谢谢都没说的少年,如今成了市局的领导。而我,还是那个替人挡刀的人,只不过从挡刀子变成了挡煤气罐。
我不知道他认出我之后会怎样。是装作不认识,让往事继续尘封?还是会说点什么,把十六年前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补上?
我都不确定。
唯一确定的是,我不需要他说谢谢了。
以前可能在意过,但那天的火场里,我看见他拖着受伤的同事往外走的时候,那份在意就烟消云散了。他不是一个会说谢谢的人,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值得被救的人。
这就够了。
回到所里,生活继续。
裁员的名单终于下来了,没有我。老孙头被裁了,走的那天在所门口站了很久,我给他递了根烟,他接过去,什么也没说,抽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局里下发了一份通知,关于辅警待遇调整的事情。刘勇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说这是宋局来了之后推的第一项改革,辅警的基本工资要涨,还会增加一些转正的名额。
“老周,你说咱们是不是熬出头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又过了一周,我值班的时候,传达室的大爷送来一个信封,说是有人放在那儿给我的。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拆开来,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谢谢你,十六年前和现在都是。”
没有署名,字迹也谈不上好看,但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出来的。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了口袋里。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派出所的灯光昏黄,照在我身上。桌子上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又是新的警情。
我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推门走了出去。
外面下着小雨,空气里有泥土和夏天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了雨里。
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不说反而更重。
就像十六年前那两刀,就像那天火场里的回头一眼,就像这张没有署名的纸条。
他知道,我知道。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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