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中华文明|二里头|古国|宝墩|手工业作坊|探源工程|陶寺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自2001年预研究启动，至2025年通过绩效评价验收，已历经25年。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项目组围绕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29处遗址开展田野工作并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不断调整研究预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成果撮要如下：

第一，基于田野考古工作和测年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细化了中华文明起源年表。

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背景，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对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以石峁及碧村为代表的北方石城遗迹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学测定，突破了既往预估；中原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重大环境事件发生和二里头遗址的精细化年代构建进一步凸显了测年在重大事件中的意义，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依据田野考古实证，修订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过程。

项目开展以来，田野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发展特征的系统性认识有了新的补充。在项目前四阶段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的阶段性划分做出了新的调整。

项目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从距今5800年开始可划分为两个时代，其中距今5800年至3800年为古国时代，距今3800年至2200年为王朝时代。

古国时代是各地区域文明发展的阶段，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古国时代第一阶段：距今5800年至5300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可对应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红山文化中期、崧泽、大溪、油子岭文化。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可对应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红山文化晚期、良渚、屈家岭-石家河、马家窑文化。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距今4300年至3800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可对应各地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以及石峁、宝墩、肖家屋脊、钱山漾文化等。

古国时代之后是王朝时代，大体从距今3800年至2200年，在考古学上可对应二里头文化至秦统一之前的时期，这阶段是王朝背景下的文明一体化发展阶段。

新的划分方式不但与考古新发现契合，也能更好地反映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态势。需要强调的是，古国时代早期与晚期发展起来的国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地区的古国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物质文化与农业、手工业技术，尤其动植物物种、贵重资源、高等级权贵手工业产品却在相互之间传承。

第三，以田野考古新发现为中心，运用多学科分析技术，描述凝练了各区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表征。

项目执行期间，所涉的多个遗址考古工作先后获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及“中国考古新发现”，也有若干项目入选“考古中国”重大成果。新发现显示：

在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前后9座台基的发现，为重新认识女神庙区域的性质与布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址确认了多重环壕、复杂的公共空间以及高等级贵族墓地周围的祭祀遗存。

这些新发现暗示，在这一阶段，社会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中心聚落将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更大的整体，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玉石器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有不同的表现和创造，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模式，体现出各地不同的文明进程。长江流域社会复杂化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占地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这类大型聚落兴建时期都有水坝、引水渠、环壕等聚落外围水利设施，聚落内也有复杂的水管理系统。水利管理系统的兴起，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促使稻作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占比明显提升。大型聚落和水管理系统的修建，体现了区域人力调动能力的提升。

在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此前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大型都邑或区域中心的出现，也反映出人群的汇聚与吸附能力。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征选用不同的生业经济策略和稳定发展模式，建构了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域性发展的底层逻辑。

稻作农业在长江流域社会发展中逐渐起到决定性经济支撑作用。长江下游地区太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无论是聚落等级的分化还是公共资源、人力的调配，复杂程度较前一阶段已有质的变化，率先发展出了“早期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良渚早期国家正式形成。长江中游地区多个遗址发现有大型水利工程和水管理体系，与同时期的良渚趋同。

屈家岭遗址水利系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走上快车道。双槐树、焦家遗址显示出多重环壕形成的复杂城邑，焦家、岗上遗址发现了反映复杂社会等级的墓葬，部分墓葬构筑在专门堆筑的人工土台之上。不同地区聚落的大型公共设施或空间逐渐增多，社会等级化的划分凸显，军权或军事权力在这一时期尤其明显。不同地区间的远距离交流开始增多。但是否已经发展出国家政体，尚无法确认。

双槐树遗址地震遗迹（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焦家遗址多重棺椁墓葬（山东大学供图）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选择。良渚文化可能有发达的一神教信仰，但目前在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尚看不出这种迹象。

这一时期，焦家、良渚等遗址都存在远距离的物品交流，反映出对地缘空间的扩张与突破。

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全面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逐渐衰落陷入停滞。大部分的石家河文化城址逐渐荒废。肖家屋脊文化仅在个别遗址中有若干文明进程的表征出现。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以宝墩、高山等遗址为代表，开始出现密集的筑城现象。三星堆遗址宝墩文化堆积分布面积达500万平方米，是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中国彼时规模最大的聚落。

随着文明化的进程，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黄河中游地区大型都城涌现，国家形态的整体开始出现，具有布局规划意识且带有礼制意义的大型夯土基址在都城内出现，社会等级化的日益加深，不同族群间、不同地区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晋陕高原出现了具有统一规划思想的石城聚落，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这应该是“地方性知识”的共同认知，开启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后来居上，冶金术出现、暴力和战争成为社会冲突的常态、“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在不同地区、北方地区面貌共性强烈文明发展走出了自身独特的道路，是这一时期的四个突出特点。

黄牛、绵羊等外来资源成为北方和中原地区重要的新兴生业资源，饲养模式日趋本土化，消费以肉食为主，并发展了与之相关的骨器专门化手工业和祭祀仪式活动。跨区域互动成为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以玉器为代表的权贵产品体现出之前从未有过的流动性和普遍价值，玉器纹饰在陶礼器、石雕等不同资源技术体系中的转用成为共同信仰观念的基础。

进入距今3800年后，中华文明进入了王朝时代。二里头遗址都城内部存在多个方正、规整的街区网格，在遗址核心区以北的古城村发现了外围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墙壕体系，这是二里头考古的重大突破。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功能、结构区分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成熟发达的统治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第四，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过程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经济和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得了新认识。

项目组认为，自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不同地缘环境下的生业经济形态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生发而出的文化体样态更为复杂。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第二阶段，各区域逐步形成稳定的生业经济模式，粟黍和稻作传播推动了中国完成农业化进程，形成文明发展的基本版图。区域文明中产生各具特色的专门化手工业经济，通过对特殊资源技术的控制实现对权贵产品的集中生产和消费，从而体现社会分化和社会权力不同的生业经济策略，建构了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域性发展的底层逻辑。但不同生业模式都是以走向超稳定、抗风险的生业结构为目标。

在古国时代第二阶段以后，各主要史前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彼此吸收各自的长处，这是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从初级农、畜或渔猎产品到手工业产品消费的历时性发展，体现出获得跨区域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

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和王朝时代，对新兴物种、贵重资源、新兴技术的控制和本土化发展和权贵手工业经济产品的跨区域流通，更是文明化进程从区域走向广域的关键。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都邑性遗址中，出现了果实类经济作物，这与同时出现的牛羊类次级消费品如奶制品、毛织品等相对应，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二次产业革命”。以石峁遗址群为核心的北方长城地带，是以作物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一种区域性发展模式，在农业结构上仍以粟作为主，黍的比例略高，但并未出现小麦这样的外来品种。另一方面，从动物和食性研究看，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仅初见端倪，完全没有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经济成分。普通人群同殉人之间不存在饮食结构的差别，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化差异的表现形式不同。

石峁遗址皇城台东南转角石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至王朝时代，形成了以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二里头成为跨区域资源技术的融汇中心，基于原有资源技术产生新的玉器、绿松石等手工业经济和权贵产品。对金属资源和冶金技术的利用和本土化发展是中国文明化进程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最高体现。

从经济角度看，稳定的农业生产经济是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共同基础，文化样态也由多样逐步走向王朝阶段辐射万邦的渐进统一，这也是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认同得以形成的史前基础。社会分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并非以日常获取生计资源的能力差异来体现，而是经由对权贵手工业产品的占有和消费，对特殊资源、技术的控制来实现。

第五，归纳出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的特征和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

“多元一体”的区域文明最终走向超稳定农业基础之上的生业结构；“兼收并蓄”的“本土化”能力使生业经济稳步发展；“延绵不绝”的共同经济、信仰和社会发展追求，使不同区域文明的知识与技术财富能为其他文明体所传承；“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上造就了独特的宇宙观、淡化了神权和狭隘民族戒防，摈弃了西方民族国家越分越细的文明演进方式，国家范围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这与其他原生古文明并不相同，构成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系统，在“多元”的地缘和文化体中形成并强化了“一统”的逻辑认知，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化道路。这样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东方的世界体系，也是东方之所以是东方的最早的历史原因。

自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立项以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中外学者所认可。但也面临着不同学术观点的挑战甚至国外学者的质疑，也存在时间、空间上的研究空白和相关问题的细化研究。这都需要中国学者正本清源，在下一阶段进行扎实、长期地研究。

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

执笔：常怀颖

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