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 任何颤抖——哪怕它发生在无助者和受伤者的身上——都有可怕的一面：停留的针刺正在收集毒液。
-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狄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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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对土地控制（land tenure）、收入、机械化、政治权力的详细叙述对非常有限的目的而言可能是充分的。至少，它清楚地表明了，当代农村的“一系列”变化——商业化、资本、灌溉——如何影响了一个小地方的生产关系。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我们就只是给大厦加了一块砖。关于绿色革命对地方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幢大厦只讲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而且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故事。
作为社会史（或者说人类历史），前面的叙述是不充分的。对工厂中生产线的技术特点和一个组织的架构图进行描述的社会史，仅仅只是劳动力的社会史。换句话说，上一章仅仅勾勒了塞达卡农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一些确定的状况。
如果事件不是自明的，如果它们无法自我说明，那么，人类主体也无法完全自我说明。如果人们可以完全地自我说明，那么，只要打开录音机，然后向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录音记录就足够了。不过，有人确实尝试过这种“社会科学家作为录音机”的技术，并产生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果，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的“人类学的奥斯卡·刘易斯学派”。但是，即使是奥斯卡·刘易斯也发现，对录音记录进行整理编辑并加上前言或后记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这种必要性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人们自己在说话时通常会使用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简略表达，比如微笑或者使用暗喻。对于这些，说话的人是不需要向他们的邻居进行解释的，但如果不说明，局外人就会对这些微笑和比喻感到迷惑不解。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塞达卡村的拉扎克，我们就无法了解，当塞达卡的某人说另一个村民“行事像拉扎克”是什么意思了；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的棒球运动，当美国人说某人在找工作时“三击不中球手出局”（struckout），我们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意义及其连贯性是处于更大的规范之中的，但在日常话语的想当然世界中，人们只要“知道”这些规范就可以了，而无须用言词将这些规范表达出来。葬礼中的礼仪标准，还有在特定场合下对适当礼物的期待，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行为标准通常扎根于行为模式之中，只有当这些行为标准的表现成为争论的焦点时，也就是说这些表现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人们才会给出具体的说明。第三，观察者会发现一些特定的主题和价值，这些特定的主题和价值似乎会把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属于相互分离领域的实践、信仰、话语统一在一起。在一些地中海社会中，关于“男子气概"的理想型（ideals of"manhood"）也许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这里，观察者正在创造这样一种综合或解释，这些综合或解释或许同记录的事实一致，但不大可能曾经被创造这些记录的人有意识地思考过或谈论过。这种解释，正如格尔茨所说的，是“我们对于其他人（我们讨论的那些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同胞状况的建构的建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这些建构"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什么基础上，一种建构优于另一种？概念基础在这里是不可靠的，此外，从自然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论据也是无法找到的。然而，一些关于证明和推论的标准是可能的。这些建构应该是实用的，至少要与它们试图揭示的实践和信仰保持一致。此外，这些建构也要弄清楚在人类行动的记录中跟自己无关的或反常的数据是什么样子，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一些建构要比跟它竞争的其他建构更优越。一种评判各种解释的最终标准一直是许多争论的焦点，即原则上，我们的解释或描述应该是被那些其行动被我们解释的行动者认为看起来是可靠的。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不仅所有的行动者都有隐藏或歪曲自己意图的利益考虑，而且，这种标准也必须应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许多动机行动者自己是无法了解的——和“虚假意识"的观念。因而，认为行动者应该证实我们对他们行动的建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解释应该考虑行动者提供的所有自我描述。
过去十年对于塞达卡的村民以及他们在穆达平原上的同胞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另外的十年能像这十年那样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变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旧模式被彻底地抛进无序的状态之中。所有的村民都不得不掌握、理解或解释这些事实。村子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谁应该受到谴责？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一点也不奇怪，塞达卡的村民们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别。这些解释因村民的个性、年龄、地位、以及至少是他们的产权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阶级状况——而有所不同。“被刺死的是谁的公牛”（whose ox is being gored）是造成不同解释的关键。没有人会期望一个无地的雇工会像大衣场主那样泰然自若地或满意地看待联合收割机。然而，无地雇工和大农场主的不同经历和利益各自形成了同一社区话语的一部分。他们对于事件截然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理解都试图与对方对话、试图引起对方注意；另外，这些不同的理解是被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同一文化素材所形塑的。
因此，本章之后的内容以及下一章节将试图描绘和分析刚开始时在塞达卡村这种关于阶级的新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在上一章我是以经济史或者社会史学者的眼光对绿色革命的影响进行了考察，那么，在这一章里，我打算分别从胜利者和失败者这两类村民的有派别性的眼光考察同样的事件。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这里至少有两场绿色革命在发挥作用。然而，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应该明确的是，阶级并不是村民唯一的社会经历。且举几样东西来说吧，宗派、邻里和亲属纽带，也造成了各自的分裂线，而这些并不总是完全和阶级一致。作为同一族群、同一宗教、同一村庄、同一经济门类（稻田经济）的成员，村民也经常因为某些目的和他们的对手联手。取决于不同的问题及相应的背景，这些别样的被体验到的自我可能是决定性的。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产权关系在双耕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但是，产权关系却总是相当混乱，不能像其他锐利的“社会学解剖刀”一样把村庄齐整地分为两三个部分。1972年以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定义是不同的；例如，那些希望通过租入土地来扩张自己农场的小土地所有者可能和穷人一样痛恨长期契约租佃，但是，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并不像穷人那样仇视联合收割机。此外，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绿色革命带来的变化在村庄社会分层中的上层和底层都积累了足够的影响，这为某种类似阶级观念的东西的产生提供了经验基础。
在这里的分析中，“穷人”一般指村中人均收入最低的那37户人家反过来，“富人"指的是人均收入最高的那25户人家。不过，虽然同总收入和拥有的土地总数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本身是对当地的阶级位置的一个较好的量度，但是，它仍然造成了一些同当地看法不一致的异常个案。在这些个案中，我遵循了当地看法，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当地的看法似乎比我的数字更加精确。因而，下面接着要分析的那些有分歧的观点，反映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异。除去“共识区域”（zoneofagreement），我将只探讨那些将穷人和富人分别开的对双耕及其后果的看法，这些看法在每个群体中都得到了相当多人的支持。
在一个深深植根于更大经济体系的村庄中，村里稻田的一部分是外村人所有的，村民们也会到社区外去寻找工作和土地。在这样的村庄中，阶级问题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当地的范围。然而，在当地，下面的这些问题中有许多都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种变化，如机械化、预付地租、福利的下降、工资率的变化，都为穷人所怨恨。就像每种怨恨总有其外在目标一样，这种怨恨也几乎总有相应的地方目标。就少数最明显的阶级问题而言（比如，引人注目的长期契约租佃），在当地，几乎是没有对抗者的。在这些事件中，“胜利者"基本上在村庄之外，而绝大多数村民基本上相互保持一致，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这样做时怀着程度相当不同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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