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我把蒜剥完，正往盆里泡粉条，门锁响了。
周建国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两张花花绿绿的东西。他站在客厅中央，脸上挂着笑，那笑容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十年了，他在家从来没对我笑过。
“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飞三亚。”他把机票拍在茶几上，“我请了年假，带你出去散散心。”
我蹲在茶几边没动，手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淌。散心？他一个月前连饭都不跟我一起吃，现在说散心？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我听见书房门轻轻响了一声。我光着脚摸过去，趴在门缝看，他正对着电脑，一封接一封地删邮件。
我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他出事了。
等他睡熟，我悄悄走进书房。
那台用了五年不让我碰的旧电脑，键盘上还有余温。
我输了他的生日，桌面干干净净。
我点开邮箱，收件箱里只剩几封垃圾邮件。
我又点开发件箱，手指停住了。
最后一封邮件的收件人，写着两个字：贾桂珍。
我点开那封邮件，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看。看完第一页，我整个人像被人抽了骨头，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抖得厉害，鼠标都握不住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屏幕上那些字。
周建国啊周建国，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01
第二天一早，周建国先起了。
我听见他在厨房翻东西，锅碗瓢盆撞得叮当响。我躺在床上没动，脑子里还是昨晚看到的那封邮件。一闭上眼，那些字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起来吃点东西。”他推门进来，端着一碗面条，上面卧了个荷包蛋。
我坐起来，看着他。
他穿着那件蓝条纹的睡衣，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
他这么殷勤的样子，我上一次见还是二十多年前追我那会儿。
“几点的飞机？”我问。
“下午两点半，不着急。”他把碗放在床头柜上，“面趁热吃，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没动那碗面。等他出了卧室，我起身把门关上，拉开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装着我这些年攒的零钱和几张存折，还有一本老账本。
账本是结婚那年开始记的。
他上大学那几年，学费靠他家里凑，生活费全靠我一个人在镇上工厂打零工。
一个月挣三十八块，寄给他三十，剩八块钱自己花。
账本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九八七年三月，给他寄二十块；一九八七年六月，给他寄三十五块；一九八八年春节，给他买了一件新棉袄，花了十六块五毛。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我昨晚从书房打印机上偷偷带出来的那张纸——他邮件里的一页打印件。
纸上写的是一份医疗费担保协议的草稿，抬头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综合医疗中心”。
协议上写着，病人周建国，由合作方“华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垫付全部治疗费用，总金额预估48万加元。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作为回报，乙方（即周建国）须在签证获批前完成所约定的行政审批流程。
行政审批。这几个字我认得，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一个当官的，审批的东西能是小事吗？
我把纸折好，重新塞回账本里，铁盒子放回原位。端着那碗面条走到厨房，倒进了垃圾桶。
周建国正在客厅沙发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见我出来立刻挂了。
“怎么不吃？”他问。
“没胃口。”我走进卫生间，把门关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才五十岁，看着像六十。
他这些年嫌我没文化，嫌我老得快，嫌我带不出去。
我认了，谁让我当初没好好读书呢。
可我想不通，他不愿意跟我过了，直说就是了，何必搞这一出？
我拧开水龙头，捧了把凉水泼在脸上。
下午到了机场，他一路拉着箱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隔了三四步远。过安检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朝我招了招手：“走快点，别磨蹭。”
这个语气，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的。
那年他刚当上副局长，家里给他摆了一桌酒。
我穿了新买的红裙子，头发也盘起来了，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
亲戚们都在，他喝了几杯酒，当着满桌人的面说：“她这个人吧，除了做家务，别的什么都不懂。带出去我都嫌丢人。”
那顿饭我一口没吃，端着菜盘子进厨房，眼泪一串一串地掉。我婆婆坐在灶台边，叹了口气说：“你别往心里去，他喝了酒嘴上没把门。”
可我知道，他没喝酒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上了飞机，他靠窗坐，我坐中间。
飞机起飞的时候，他闭着眼，手指一下一下敲着扶手。
我侧过头看着他，心里想着那封邮件，想着那48万加元，想着那句“行政审批流程”。
“建国。”我叫他。
他睁开眼：“嗯？”
“你最近工作忙不忙？”
“还行。”他又闭上了眼。
“那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带我旅游？”
他停顿了几秒才回答：“想补偿补偿你。”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我心里却像被人猛地揪了一把。
补偿。
十年前他冷落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补偿？
五年前他当着儿子的面说我“没文化，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补偿？
我一个人操持这个家二十年，他连句谢谢都没说过，现在告诉我补偿？
我没再说话，转过头看着窗外。云层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在旁边睡着了，呼噜声轻轻的。
我伸手从他西装内袋里摸出手机，试着解锁。
他的密码我一直不知道，试了几次都不对。
我把手机放回去，心却一直悬着。
那封邮件里写的东西，我一定要弄清楚。
02
到了三亚已经傍晚了。
他订的是海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海。
我站在阳台上，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咸腥味。
他站在我旁边，指着远处说：“那边是天涯海角，明天带你去。”
我没接话。
晚上他先去洗澡，我在房间里翻他的行李箱。
箱子不大，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一个黑色的文件袋。
我打开一看，是一叠资料，全是关于加拿大医疗的。
有医院介绍，有治疗方案的说明，还有一页费用清单，密密麻麻写得全是英文。
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但上面的数字我认得。那个48万加元，换算成人民币得两百多万。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把文件放回去，拉好行李箱拉链。他洗完澡出来，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看见我站在箱子旁边，他愣了一下：“你在干吗？”
“找充电器。”我面不改色，“手机没电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去吹头发了。
我坐在床上，心跳得厉害。以前我不是个会撒谎的人，这辈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好的”
“行”
“听你的”。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必须学会撒谎，才能弄清楚真相。
第二天一早，他说要去见个老同学，让我自己在酒店待着。
“什么同学？”我问。
“大学同学，好多年没见了，正好他在三亚出差。”他边说边穿外套，“你自己去海边转转，或者去免税店逛逛。”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想了很久。然后我拿出手机，给儿子周浩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周浩那边听起来很吵，应该是还在上班。
“妈，怎么了？”
“浩浩，我问你个事，你别声张。”我压低声音，“你爸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他？”周浩的语气一下就不一样了，“上个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毕业证在不在我这儿。”
“毕业证？”
“对，他说想看看我本科毕业证的长什么样，说以前没见过。”周浩顿了顿，“我当时还以为他吃错药了，十几年来从来没关心过我的学习，突然问毕业证干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还问别的了吗？”
“问了，问我工作单位的全称是什么，注册地址在哪。”周浩的声音变严肃了，“妈，到底怎么了？你跟我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有，你别瞎想。”我说完又觉得这话连自己都不信。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心里全是汗。
他问儿子毕业证和工作单位，这是在干什么？我心里隐隐不安，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中午他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他把袋子往床上一倒，全是免税店买的东西。有化妆品、香水、一条丝巾。
“给你买的。”他说，“以前没给你买过啥，这次补上。”
我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结婚二十年，他第一次给我买这些东西。
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会感动得哭出来。
可现在——
“好，谢谢你。”我把东西收起来，没拆包装。
晚上他带我出去吃饭，点了一桌子海鲜。他剥了一只虾放在我碗里，笑着说：“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
瘦？我嫁给他那会儿一百二十斤，现在还是一百二十斤，哪瘦了？
但我没说话，低头吃那只虾，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
吃完饭回酒店的路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我浑身僵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指节粗粗的，跟我记忆里年轻时那双手完全不一样了。
“玉英。”他叫我，声音有点哑，“这些年，我对不住你。”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以前我做得不对，现在想改，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我抬起头看着他，路灯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里有泪光。
可我心里却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凉意。
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冷落了你十年的人，突然对一个劲儿对你好——不是良心发现，就是心里有鬼。
我挣开他的手，往前走了一步：“回去吧，外面风大。”
他站在原地没动，看着我的背影。我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老长，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又苍老。
那一刻我心里动了一下，但很快又硬了起来。
周建国，你现在知道对不起我了，可你让我受的那些委屈，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03
第三天中午，他又出去了，说是跟同学吃饭。
我等他出了门，走到前台问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复印的地方？”
服务员指了指商务中心，我走过去，把那叠医疗文件重新复印了一份。
然后我找到酒店门口一个邮政代办点，把复印件寄回了老家的小妹家，让她帮我收好。
做完这一切，我回到房间，把原件放回他行李箱里原来的位置。
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心情很好的样子。他坐在床边，一边脱鞋一边说：“明天带你去南山寺，那边的海上观音挺灵的。”
“好。”我应了一声，倒了一杯水递给他。
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玉英，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他自己也没等我回答，继续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想着往上爬，想着出人头地。可真到了这个位置，又觉得没意思。”
“那你现在图的什么？”我问。
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图个心安吧。”
半夜里我又醒了。他睡得很沉，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腰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天花板。
图个心安。
他做了什么事，需要心安？
我轻轻把他的手拿开，下了床，走到卫生间把门关上。我坐在马桶上，打开手机，在浏览器里输入“华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按了搜索。
搜索结果不多，只有几条信息。我点开第一条，是一家公司的注册信息。公司成立时间是去年三月，注册地址在省城，法人代表叫魏国良。
我又搜“魏国良”，出来的信息让我愣住了。
这个魏国良，是贾桂珍的前夫。
贾桂珍。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我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所有的事情都连成了一条线。
我又搜了“贾桂珍”，出来的结果不多，但有一条是省城住建局的新闻稿，上面写着“我局办公室副主任贾桂珍同志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在舞台上领奖。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这个女人，曾在周建国的车里出现过。
那次是几个月前的事情，我正好路过他们局楼下，看见他的车停在地库里，车里坐着两个人。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同事顺路。
我把手机收起来，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角的皱纹深了，眼袋也重了。跟那个照片里的女人比起来，我确实老了，土了。
可我土，是因为我把所有钱都省下来，供他读书、供他往上爬。我土，是因为我一个人撑起这个家，没时间也没钱打扮自己。
他倒好，有了钱有了地位，嫌我土了。
我关掉灯，摸着黑回到床上。他还在睡，呼吸平稳。我背对着他，缩着身子躺下来，眼泪无声无息地淌下来，浸湿了枕头。
明天是第四天，后天就要回去了。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弄清楚。
不弄清楚，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
04
回到省城那天是周日。
周建国一进门就接了个电话，躲到阳台上说的。
我故意走到厨房倒水，隔着门玻璃看见他一手举着电话，一手扶在栏杆上，肩膀微微弓着，像是在跟谁汇报什么。
他挂了电话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
“谁打的？”我问。
“局里的，有点急事。”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明天我得去单位一趟，你先在家歇着。”
我没多问。我把行李放好，趁他洗澡的时候，开始翻他的公文包。
他这个人有个习惯，重要文件都喜欢放在公文包夹层里。
我拉开夹层的拉链，里面没有东西，但摸到一层硬硬的纸板。
我把它撕开，里面藏着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张存折，开户行是省城的一家小银行，存折上只有一笔存款，金额是八十万。
我数了好几遍，确实是八十万。
可他上个月才跟我说，单位发不出奖金，家里得省着花。我连冬天买一件新棉袄都舍不得，他倒好，存折上藏着八十万。
我把存折用手机拍了照，放回原处，拉好夹层的拉链，把公文包放回原处。
坐到沙发上，我手心全是汗。八十万，加上那两百多万的治疗费，他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之后，我哪也没去，在家里翻箱倒柜。
我把衣柜、书柜、床底下、天花板吊顶，能藏东西的地方都翻了个遍。最后在他书房一个落了锁的抽屉里，翻出了两样东西。
一份是移民中介签的合同，上面写着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人是周建国一人，配偶一栏空白。
另一份是一封打印好的邮件草稿，抬头写着“致纪检委”：举报我局办公室副主任贾桂珍，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
两份东西放在同一个抽屉里，矛盾得让我想笑。
他一边帮贾桂珍做事，一边又准备好了举报她。
这是给自己留后路。
我蹲在地上，看着那两样东西，脑子里乱成一团麻。他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他到底怕什么？
下午我去了儿子单位附近的咖啡厅等他下班。
周浩来的时候一脸惊讶：“妈？你怎么来了？”
我把周浩拉到角落里，把手机里的照片给他看。周浩看着那八十万的存折照片，脸色一下就变了。
“这是我爸的？”
我点头。
“他哪来这么多钱？”周浩压低声音问。
“我不知道。”我说，“而且不光这个，他还在办移民，申请去加拿大。”
“什么？”周浩蹭地站起来。
“你小点声。”我拽了拽他袖子。
周浩坐回去，攥着拳头，好半天才开口：“他办移民干吗？他跟谁去？”
“就他一个人。”
“那你们呢？你跟他不去了？”
我没回答，他什么都懂了。
周浩沉默了很久，最后抬起头问我：“妈，你想怎么办？”
“我想查清楚。”
“怎么查？”
“你帮我在网上查查他那个同事，叫贾桂珍的，看看她跟什么人走得近。”
周浩点点头，拿出手机记下了名字。
走到公交站的时候，他突然拉住了我：“妈，要不你搬来跟我住。大不了我养你。”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但我摆摆手说：“不急，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05
一周之后的晚上，我在家里装了针孔摄像头。
是周浩买的。
他说现在网上有这种小东西，电视那么大，藏在客厅的摆件里看不出来。
他把摄像头伪装成一个装饰小鹿，放在客厅书架上。
镜头正对着沙发和茶几区域。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总觉得偷偷摸摸干这种事，不像我的一贯作风。
但周浩说：“妈，你就当是防备。咱又不是干坏事，就是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让他装上了。
头两天什么也没拍到。
他早出晚归，回来就看电视，然后洗澡睡觉。
跟以前一样，不太跟我说话。
但第三天的晚上，摄像头拍到了一个让我心口发紧的画面。
那天下着小雨，我九点多就上床了，他还在客厅看电视。
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回放，发现凌晨一点十五分，他披着外套出了门。
摄像头只拍到门口，看不见门外的情况。
但他关门的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我。
他出去了四十分钟，一点五十五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烟味。
可他早就戒烟了。
我反复看了那段视频，心一直跳得停不下来。他去见了谁？为什么深更半夜出去？
第四天晚上，我假装睡着了，竖着耳朵听动静。
果然到了快一点，他轻轻起身，穿好衣服，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我立刻爬起来，走到窗边看。
路灯底下，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巷口，车门开了，一个女人从车里探出半个身子。
看不清楚脸，但一头烫过的卷发，穿着浅色的职业装。
是贾桂珍。
他上了那辆车，在里面待了二十多分钟。雨下得不大，路灯把车顶照得发亮。我站窗户边，就那么看着那辆车，心里像开了一个大洞。
二十多分钟后，他下了车，车没熄火直接开走了。
他站在路灯下，目送车子离开，然后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掏出一支烟点上，站在雨里抽完才上楼。
我回到床上躺好，闭着眼装睡。
他推门进来，轻手轻脚地脱了外套，躺下来。身上带着湿漉漉的潮气，还有淡淡的烟味。
我睁开眼，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对我好，带我去三亚，买礼物送我，说对不起——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心里好过一点。
他做的这一切，从始至终都是为了他自己。
第二天他出门后，我到邮局把那叠从三亚寄回来的医疗文件复印件拿回来，又仔细看了一遍。那些英文我看不懂，但上面的数字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拿出手机，拨了小妹周小梅的电话。
“小梅，你帮姐查个事。”
“你说。”
“你给我查一下，加拿大那边的住院费贵不贵，治脑瘤要多少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姐，你问这个干吗？谁生病了？”
“你别管，先帮我查。”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把那份移民合同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申请配偶栏空着，他根本没打算带我走。连儿子也没打算带。
他要一个人走。
可是不对。脑瘤这么大的病，他一个人去国外怎么办？谁照顾他？
除非——有人跟他一起去。
贾桂珍。
这个名字第三次撞进我脑子里，我整个人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从里到外都是凉的。
我攥着那份合同，手指发抖。不是害怕，是气的。
周建国啊周建国，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连一条活路都不给我留。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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