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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娘家在邳州市八路镇境内的唐山西南脚下,西赵庄东头的刘台子。唐山在土山古镇东边七八里路。新中国成立前,姥娘家有三间堂屋,三间西屋。西屋有道隔墙,北两间,南一间。大门朝东,两侧各一间过道屋,南面一间是灶房。

姥娘姥爷一共六个孩子,五女一男,老三是我母亲,老五是我舅舅,老六是我小姨(小姨比我大十岁)。上面三个姨和我母亲都是1943年以前结婚。

因为父亲家里房子小,所以一直住在我姥娘家。我外祖父194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记事时,姥姥、舅舅和小姨住在堂屋,我家几口住在西屋北头两间。

1943年春天,西赵庄住进了一支新四军部队,我家南面的这间屋也住进了四位新四军战士。那年我5岁。听大人们说,他们的师部在我家南面一百多公里的洪泽湖,师长叫彭雪枫。后来我知道,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1944年在战斗中牺牲,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这四位新四军战士是供给处的,只在我家住宿。

新四军的战士可好了。他们待人和蔼,总是笑着跟我家里人打招呼,给我家扫院子、挑水、劈柴、做农活。刚见到他们时,我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母亲让我叫他们叔叔。几个叔叔过来拉我的手,跟我一起玩。我也很快喜欢上了他们。有一天,他们踢皮球,一踢就是好几十米。我也踢,可是踢不远。有一阵子,他们把皮球踢到宅子南面的土坷垃地里,叫我去捡。一开始,我很高兴,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把球捡回来。再捡几次,我累了,不想干了。就趁他们不注意时,顺手拿放在磨上的锥子把皮球放了气。母亲知道了批评我:“怎么能干坏事呢?叔叔们都那么喜欢你。”叔叔知道了,都是哈哈大笑,没有责怪我。我当时低下了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第二年春天,他们打起背包要走了,我十分舍不得他们,哭着闹着不让他们走。他们安慰我:“叔叔要去完成任务,过几天回来看你。”他们走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几颗手榴弹。

过了不多天,他们真的来了,还是四位,还是住在我家南面的那间屋,还是那样的灰布军装,那样的五角星帽子,个个都背着枪,个个都很有精神。我跑过去拉他们的衣角,却发现不是熟悉的那几个面孔,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们说过会回来看我的,怎么不来了?

这四位新来的叔叔,也特别喜欢我,只要有空就跟我一起玩,给我讲故事。要不是母亲和姥娘阻拦,我可能时时刻刻粘着他们。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房间里刻钢板,用油印机印什么,然后把印好的纸带走,又抱新的纸回来。姥娘说,他们是搞宣传工作的,印的是传单。

这里面有一个叔叔叫陈明宜,个头很高,说话文质彬彬。他弓着背,握着铁笔在钢板上沙沙地刻,额角渗着细汗,印好的传单油墨未干,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他告诉我母亲,他家在土山西陈楼村,到我们家十三四里路。有一天他生病了,起不了床。姥娘知道后,天不亮就去后山采草药,回来用陶罐慢慢熬,药汤熬好后用布滤掉渣,吹凉了再端给陈叔叔。部队首长也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抓药。姥娘还亲自擀面条,并且放上鸡蛋煮好送给他。十来天后,他病好了,激动得哭了,非要认我姥娘做干娘。我姥娘也特别喜欢他,就同意了。他给我姥娘磕了几个头,就成了我的干舅舅。那几个新四军叔叔也都想认我姥娘做干娘,姥娘说:“好,你们都是我的干儿子,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亲人!”

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前夕,干舅陈明宜在老家结婚,接我姥娘去喝喜酒,姥娘把我也带去了,那时我7岁。姥娘领着我,一路步行,过了土山向西,再蹚过白马河就到了。干妗子是干舅的战友,娘家是泗洪的。干妗子身高接近一米七,长得很漂亮,给我的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干舅陈明宜要随部队东征西讨,一开始给姥娘来过信,以后的联系就慢慢地少了,姥娘也一直关心他的下落。后来听人说,他1953年因病去世了。

1945年初,新四军从后赵庄撤走了。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我常常坐在门槛上发呆,直到有一天,几个腰里别着枪,绑着子弹带的人走进来,他们说要在这里办公,我才知道,这里成了唐刘乡乡政府。他们是乡长王增朔和唐刘乡游击队的战士。王增朔是1938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唐山东边大王庄人,按辈分我叫他三叔。王增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游击队配合新四军打鬼子。新四军入住到姥娘家后,他也经常过来慰问新四军,看望我们一家人,与我们家的人特别是小姨都很熟。

1946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苏北地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开始组织党的基层干部和家属实行战略大转移,史称东撤。唐刘乡变成了国民党管辖,乡长叫王之栋。乡政府设在唐山东边的大王庄。王之栋是王增朔本家侄子。王增朔没有东撤,经过党组织安排,被留下来做国民党唐刘乡的文书,同时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48年家乡解放。1946年年初,我们从姥娘家搬回自己的家小王庄。不久,我们家买了一头驴,用于种地,这头驴是我家最重要的财产,也是政府征税的重要项目。当时,唐刘乡属八路区政府管辖。国民党的八路区政府经常派人下来征缴各种苛捐杂税。我母亲一听到有人来收税,就叫我把驴牵到大王庄王增朔家躲避。我家到大王庄三四里路。王增朔和他的父亲,总是拼尽全力帮助我们。这样的情况,一共有七八次,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为止。

1948年年底,碾庄圩战斗胜利结束,不久成立了邳睢县,县政府设在土山镇。三叔王增朔被安排在县公安局工作。同年下半年,三叔王增朔与我小姨结婚。他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我来说,三叔变成了小姨夫!

在战争年代,姥娘家与新四军,与党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真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军民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