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标题：86年我把军大衣给了汽车站一个冻哭的姑娘，8年后摆摊时一辆轿车停在我面前，她摇下车窗问：还认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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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当过兵，下过岗，摆过地摊，凑合着活了大半辈子。
但有一件事，王秀琴到现在还念叨。她说那年冬天，有个开轿车的女人停在我摊子前面，摇下车窗问我认不认得她。我说不认识。
那女人说了一句：“上车，跟我走。”
后来的事，说出来谁都不信。
1986年腊月。
我从部队退伍回来，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了县城汽车站。
当兵五年，在部队开卡车，本来能转志愿兵，我娘的病拖不下去了。我打了报告，批了，背着铺盖卷就回来了。
到县城是下午四点多。去镇上的末班车要等到晚上八点。
我没什么地方可去，在候车室里找了个角落坐下。
候车室不大，一间长条形的屋子，墙上刷的白灰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青砖。窗户关不严实，风从缝里灌进来，呜呜响。
那时候的汽车站就是那样。几条长条椅，一个售票窗口，一个铁皮炉子烧着，炉子上坐着一把黑漆漆的铁壶。
炉子里的煤半死不活的，火苗子蔫蔫的，冒出来的热气刚够把壶里的水温一温。
我穿着军大衣。部队发的，厚实得很，翻毛领子竖起来能护住半张脸。我坐了没一会儿就开始犯困，靠着铺盖卷打盹。
候车室里人不多，有个老头蹲在炉子边上烤手，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喂奶，还有个穿蓝布褂子的小伙子靠在墙角睡觉。
后来人慢慢多了些，都是等晚班车的。我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憋着实在憋不住了漏出来的声音，一抽一抽的，跟猫叫似的。
我睁开眼。墙角那边蹲着个姑娘，缩成一团，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穿着一件薄棉袄，深蓝色的，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脚上是一双方口布鞋，鞋面上沾着泥点子。头发扎了两根辫子，发梢毛毛糙糙的。
旁边有人看了她一眼，走开了。又有人看了两眼，也走开了。
我搓了把脸，站起来走过去。
蹲下问她：“咋了？”
她抬起头。
脸上挂着泪珠子，鼻子冻得通红，嘴唇发紫，嘴角起了皮。眼睛肿着，眼眶红红的，看着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看着我，不说话，眼泪还是往下淌。
我又问了一句：“你是哪的人？”
她张了张嘴，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她说了一个地名，外县的，离这好几百里地。
说是来这边投奔亲戚的，到了地方才知道亲戚早就搬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她身上没钱了，回不去了。
说完又哭了。
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哭，就是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膝盖上。
我站了一会儿，把我那件军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大衣太大，把她整个人都裹进去了，只剩一张脸露在外面，冻得通红。
她抬起头看着我。
“穿着吧。”我说，“别冻坏了。”
我从裤兜里摸了十块钱，塞到她手里。那时候十块钱不是小数，够她买张车票回家了。她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票子，又抬头看我。
“拿着。”我说，“买张票回家。”
她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我转身走了，去挤末班车。
上车之后才发现，大衣口袋里多了样东西。一条围巾。灰毛线织的，针脚歪歪扭扭，有个角织错了，多了一截。不是我的。
是那姑娘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
我把围巾拿在手里看了看，随手揣进怀里。车开了，窗外的县城越来越远，灯光越来越稀，最后只剩黑漆漆的一片。
我靠着车窗睡着了。
到家之后的事就那样。我娘的病时好时坏，熬了几年，到底走了。走那年是1989年，秋天。我跪在灵前烧纸，火盆里的纸灰被风吹起来，飘了一院子。
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县机械厂。厂子不小，有一百多号工人，我在车间开车床。也是那一年，我娶了王秀琴。
她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长得不算好看，但人实在，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我们第二年有了闺女，取了个小名叫豆豆。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还过得去。
到1993年，厂子不行了。先是工资发不出来，后来干脆停产了。
工人们闹了几回，没用，厂长跑了，厂子黄了。我下了岗，王秀琴的供销社也改制了，她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算下来才两千多块。
家里一下子没了进项。
有个工友叫刘德贵，比我大几岁，早我一年下岗的。他在农贸市场门口摆了个摊，卖袜子鞋垫针头线脑那些零碎东西。
他找到我，说大柱你别在家干坐着，跟我一块摆摊去吧。我说我又不会做生意。他说不用会，把货摆出来，有人买就卖，没人买就蹲着。
我就跟他搭了伙。从批发市场进了一批货，买了个折叠架子，在农贸市场门口支了个摊子。
刘德贵在市场蹲了好几年，跟管市场的人有点交情，摊子位置还算不错，在市场大门口往左拐第三个位置，人来人往都能看见。
生意不怎么样。一天下来挣个十块八块的，有时候连摊位费都挣不回来。但总比在家待着强。
到了1994年冬天。那年冬天冷得早，才进腊月就下了两场雪。街上的人穿得跟包子似的，缩着脖子走路。
我们那个摊子在风口上，风从街那头灌过来，吹得人骨头疼。我脚上那双棉鞋穿了三个冬天了，鞋底开了胶，拿麻绳捆了两道，凑合着穿。
刘德贵比我抗冻。他人胖，肉厚，蹲在摊子后面还能扯着嗓子吆喝：“袜子袜子，十块钱三双，不买也过来看看啊——”他嗓子是干过瓦工练出来的，喊一天不带哑的。
我不太吆喝。就蹲在那儿，有人过来问了，我才说话。
腊月十几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灰蒙蒙的，像要下雪。街上人不多，快过年了，该买年货的都买得差不多了。买卖清淡，我跟刘德贵一人坐一个小马扎，看着街上的行人发呆。
这时候马老三来了。
马老三是批发市场那边的摊贩头子，一脸横肉，脖子比头还粗。
他原来也是摆摊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搭上了市场管理处的线，混了个什么协管员的名头，管着门口这一片的摊位。
谁想在这儿摆摊，得经过他点头。他点头也不是白点的，得交钱。
马老三带着两个人，从市场里溜达出来。他穿着一件皮夹克，敞着怀，露出里头的红毛衣，嘴里叼着根烟。走到我们摊子前面，站住了。
“柱子，德贵，最近生意咋样？”
刘德贵赶紧站起来，掏出烟递过去。他兜里专门备着一盒好烟，自己舍不得抽，专门应付马老三这种人的。马老三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没点。
“还行还行。”刘德贵笑着说，“天冷了袜子好卖，一天能卖个几双。”
“几双。”马老三点点头，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一下嘴角，那表情让人看着心里发毛。“卖几双就能占着这位置，你们这买卖划算啊。”
刘德贵的笑容僵了一下。
马老三弹了弹烟灰，说：“老刘，大柱，跟你们说个事。这摊位费，下个月开始涨了。一个人多交五十。”
“五十？”刘德贵急了，“马哥，这太多了吧，我们这小本生意一天才挣几个钱……”
马老三摆摆手，打断他：“不是我定的价，是上面定的。你们爱交不交，不交有的是人等着要这位置。”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摊子，又看了一眼我，笑了笑。“当过兵的是吧？当过兵的人能吃苦，五十块钱不算啥。”说完转身走了，那两个人跟在他屁股后头，晃晃悠悠地进了市场。
刘德贵蹲下来，脸都白了。他低声骂了一句，说这帮王八蛋，吃人不吐骨头。
我算了算账。多交五十，等于半个月白干了。
那天收摊的时候，我跟刘德贵都没怎么说话。街上的人渐渐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黄的光照在空荡荡的马路上。
我把没卖完的袜子鞋垫往蛇皮袋里塞，塞了一半，停下手，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
“大柱，想啥呢？”刘德贵问我。
“没啥。走吧。”
过了几天，腊月二十。那天下午天阴得更厉害了，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雪。街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我跟刘德贵守着摊子，一个打盹一个发呆。
大概下午三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从街那头开过来。
那年头县城里轿车不多。街上跑的多是自行车、三轮车，偶尔有辆面包车就算是好的了。
轿车这种东西，一般是当官的或者大老板才坐的。那辆黑色轿车在街上慢慢开着，轮胎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刘德贵先看见的。他拿胳膊肘捅了捅我。“哎，大柱，你看那车。”
我抬头看了一眼。一辆黑色轿车，车头上有个圆形的车标，我不认识是什么牌子。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见里面。
“看什么看，又不是咱们的。”我低下头继续整理摊子上的袜子。袜子摆乱了，有人在摊子前面翻了半天一双没买，翻得乱七八糟。
那辆轿车开到我们摊子前面，停住了。
就停在正前方，不到两步远的地方。
刘德贵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街上摆摊的摊子多了，轿车停在哪不好，偏偏停在我们摊子前面。可能是找人，也可能是问路的。
车门没开。
车窗先摇下来了。
开车的是个女人。她穿着一件米色的呢子大衣，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胸针。
头发盘在脑后，脸很白，化了淡妆，眉毛修得细细的。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钉，随着车窗摇下来轻轻晃了晃。
她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扶着车窗边缘。
手指白，指甲涂着淡淡的颜色。她微微探出头来，目光越过后视镜，越过摊子上摆的鞋垫袜子手套，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不认识她。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脑子里过了一遍我认识的所有人。亲戚，工友，战友，邻居，没有这个人。这样的女人我不可能认识。她这身打扮，这个车，这人不是我们这种圈子的。
她看了我几秒钟。
那几秒钟里，街上的风好像停了，刘德贵在旁边也不说话了。我就蹲在摊子后面，手里还捏着一双没有理完的灰袜子，半蹲半站的，姿势很别扭。
然后她开口了。
“还认得我吗？”
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带着一点外地口音，软软的，跟本地人说话不一样。
我站起来，手里那双袜子还攥着。我摇了摇头。
“不认识。”
她笑了。不是那种哈哈大笑，就是嘴角往上弯了一下。然后她推开车门下来了。
车门一开，高跟鞋踩在柏油路面上，咔嗒一声。她个子不算高，但站在那里，气场跟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呢子大衣，锃亮的皮鞋，耳朵上的珍珠耳钉晃着我的眼睛。
她绕过车头，走到摊子前面。低头看了看我脚上那双拿麻绳捆着的棉鞋，又看了看摊子上那些廉价的袜子鞋垫。
“你那件军大衣呢？”
她问。
“扔了？”
军大衣。
那三个字像是谁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我低头看手里的袜子。灰袜子，十块钱三双。我把它放下了，又抬起头看她。
八年了。
八年前那个冻得缩在汽车站墙角直哭的姑娘，那个穿着一件磨破了袖口的薄棉袄、脸上挂着泪珠子的黄毛丫头。那个我把军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塞了她十块钱让她买票回家的姑娘。
“是你。”我说。
声音有点哑。
刘德贵在旁边看看我又看看她，嘴张着合不上。街上有几个路过的人也停下脚步往这边看。一个破摊子，一个轿车女人，一个穿着破棉鞋的下岗工人，怎么看都是西洋景。
赵小兰。她的名字。我现在才想起来。或者说现在才确认。八年前我连她的名字都没记太清楚，她说过，我当时急着赶末班车，根本没入脑子。
她站在我面前，穿着一身值钱衣服，从轿车里走下来，站在一堆袜子鞋垫前面，站姿很随意，好像她本来就该待在这种地方一样。
她看了一眼刘德贵，又看了一眼摊子上那些货。然后目光回到我身上，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那目光不是可怜，也不是嫌弃，就是看。
“上车，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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