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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冬天,北京城的风把街边的枯叶吹得哗哗响。
梁实秋从清华学校回家过周末,推开父亲书房的门,顺手翻了翻桌上的东西,一张叠好的红纸条从信斗里滑出来,落在桌面上。
他展开来看,上头恭楷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一九零一年二月十七日寅时生。"
他拿着那张纸条站了一会儿,走出书房去找大姐。
大姐正在里间做针线,抬头看见他手里拿着那张纸条,便放下了活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这是程季淑的同学黄淑贞托家里提的亲,黄淑贞的父亲与梁家父亲在京师警察厅共事多年,两家关系素来不错。
黄淑贞觉得程季淑与梁实秋年纪相当,品行才学都好,便起了这个心思。
大姐说,她已经陪着母亲去相看过了,对程季淑印象很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说话声音柔和清脆,全身上下的衣裳看得出都是自己亲手缝制的。
梁实秋听完,把那张红纸条重新叠好,放回了信斗里,没有说什么。
但他心里已经动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几次走到父亲书房门口,又走开,再回来,最后还是提笔写了封信,字斟句酌,问程季淑愿不愿意结交一个朋友。
信寄出去之后,等了很久,没有回音。
梁实秋以为这件事就这样没了下文,没想到过了些日子,一封没有落款的英文信突然出现在他手里,信里告诉他,程季淑在珠巢街的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可以打电话过去直接联络。
梁实秋拿着那封信,看了好几遍,把信纸折了又折,最后还是走去拨了那个电话。
就这样,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从那一个冬天的下午,慢慢地开了头。
【1】公园里的约会,与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等待
电话打过去,那头的程季淑停顿了一下,听见对方报上梁实秋的名字,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话,声音不高,带着几分北京话特有的清脆。
两人在电话里说了几句,梁实秋直接问她,能不能见个面,当面聊聊。
程季淑犹豫了一阵,答应了。
约定的地点是珠巢街的女子职业学校。
见面那天,黄淑贞陪着程季淑一起出来,把两人介绍过了,便借故要走。
程季淑急得连声说不要走,黄淑贞笑了笑,还是走了。
梁实秋站在原地,仔细打量了程季淑一眼。
那天她穿一件灰蓝色棉袄,一条黑裙子,脚上的棉毛窝是自己做的,凿了许多小孔,系着黑带子。
她站在那里,素面朝天,没有任何妆饰,整个人有种脱俗的干净,与梁实秋此前想象的样子,出入不大。
两人坐下来聊了一会儿,梁实秋主动说话,程季淑回答,有几分矜持,但并不冷淡。
聊了约莫半个钟头,梁实秋起身告辞,临走前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从此,两人的约会越来越多。
清华的男生出城本来不容易,梁实秋每逢周末便进城,风雨无阻,北京的中央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两个人到处走,到处说话,把那些优雅的场所走了个遍。
同学们背地里叫他"主日派",每到星期天必进城,从不落空。
就在这样的来来往往里,1923年到了。
梁实秋清华毕业,按学校要求要赴美留学。
临走前,他约了程季淑在劝业场的玉楼春吃饭,两人坐在窗边,外头是北京冬天惯有的灰蓝色天空。
梁实秋把手放在桌上,对程季淑说,他要出国了,要去美国读书,大约要三年。
程季淑低着头,没有立刻说话。
梁实秋接着说,三年之后,他会回来,回来之后,他想娶她。
程季淑沉默了一会儿,从袖子里取出一块叠好的绢帕,放在桌上推过去。
那是一块她自己亲手绣的手帕,绣的是"平湖秋月图",针脚细密,图样精致。
梁实秋把那块手帕收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推到程季淑面前,说,这个给你,等我回来。
程季淑把手表接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梁实秋在美国先在科罗拉多泉的科罗拉多学院就读,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钻研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
奖学金可以供他读足五年,但他待了三年就申请提前回来了——连硕士学位都没有念完整,学费和时间都还有剩,他都不管了,收拾行李买了船票,就往回走。
1926年夏,梁实秋回到了国内。
回来的时候,程季淑已经在女子职业学校教了几年书,把日子过得平静而有条理。
两人在阔别三年之后重新见面,有些说不清楚的生疏,但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踏实。
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馆举行了婚礼。
两人从相识到成婚,走了整整六年。
这六年里,有隔着太平洋的等待,有信件的来往,有公园里无数次的相聚,也有临别时的手表与绢帕。
这段感情以一张媒妁的红纸条开头,走到最后,却已经完全是两个人自己心里认定了的事。
婚礼那天,北京还是冬天的气息,会馆里的炭火烧得热热的,来观礼的亲友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梁实秋穿着礼服,站在程季淑旁边,两个人在众人的见证下,把接下来的日子许给了彼此。
婚后没多久,梁实秋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任职,程季淑跟着他南下。
两人在上海落了脚,程季淑把家里的事打理得妥妥帖帖,一边相夫教子,一边自己还做些针线,日子过得不富裕,但有条有理。
梁实秋在上海除了暨南大学的职位,还兼着光华大学、中国公学的课,每天黎明便起,坐电车、汽车和四等火车,在真茹、徐家汇、吴淞之间绕一个大三角,来回折腾,十分辛苦。
程季淑每天早起陪他用早点,把他送到巷口,看他登上电车才转身回来。
晚上他回来,程季淑已经把晚饭张罗好了,尽量做得丰盛些,弥补中午的不足。
两个人就这样,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了彼此最扎实的依靠。
后来他们辗转到了青岛,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社会活动多了,梁实秋有时候身陷各种人际关系,程季淑在旁边看了,时常拉着他说,少涉足政治,多钻研业务。
梁实秋起初不以为然,程季淑便换了个法子,开始鼓励他翻译莎士比亚。
1930年秋,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职,拿出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大计划,约请了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五人参与,预计五年完成。
计划启动没多久,困难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加上时局动荡,其他四个人陆续退了出去,梁实秋夹在中间,一时举棋不定。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出来跟程季淑说,他不知道该不该一个人把这件事接下来,一个人译莎士比亚全集,太大了,他没有把握。
程季淑正在灯下给孩子缝棉衣,听他说完,放下针线抬起头,说,接下来,一年译两本,二十年完成。
梁实秋说,万一做不到呢。
程季淑说,那就做三十年,你只管译,家里的事我来。
梁实秋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就这样,这项后来历时三十七年的翻译工程,在那盏灯下,由程季淑的一句话定了下来。
【2】六年离散,与1943年重庆的重逢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
梁实秋的一个朋友悄悄来找他,压低声音说,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再待下去会出事,得想办法先走。
梁实秋听了,心里沉了下来。
他知道这个朋友说的是真话,他此前写过不少政论文章,那些文字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变成招祸的把柄。
但他走不了。
程季淑的母亲年迈多病,根本经不住长途奔波,一动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和程季淑在家里来来回回商量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定下来,让他一个人先走,等局势稍微缓和一些,再接程季淑和孩子们出来。
临走那天,梁实秋把家里的事情交代了一遍,看着程季淑,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有老人,我放心不下。
程季淑说,你去,我撑得住。
梁实秋就这样走了,一个人南下,辗转去了重庆,在那里主持编辑工作,继续推进莎士比亚的翻译,同时等着家里的消息。
这一等,就是六年。
程季淑独自留在北平,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年幼的儿女,一个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挑在肩上。
那几年北平的日子不好过,物价涨了又涨,生活拮据,每一分钱都得算了再算。
程季淑把家里的开销一减再减,自己缝衣裳,自己腌咸菜,把孩子们的日子尽量维持着,让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孩子们有时候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程季淑总是说,快了,等一等。
这个"快了",说了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在北平病故。
处理完后事,程季淑收拾了行李,带着孩子们开始辗转往重庆走。
这一路颠簸,走了很久,才终于站在了梁实秋面前。
梁实秋看着眼前的程季淑,她43岁,眼角已经有了皱纹,耳旁添了白发。
孩子们一个个站在她身后,都比他离开的时候长高了许多。
梁实秋站着没动,看了她很久。
程季淑说,我们到了。
梁实秋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从重庆到战后的北平,再到1949年迁台,两人从此再没有分开过。
无论是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的那些年,还是梁实秋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译莎士比亚的漫长岁月,程季淑始终在他身边,把家里的事情照料得妥帖,让他可以把全部心思放在书桌上。
每到腊八那天,程季淑都会在梁实秋耳边念一句话:"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儿,我的寒鸦儿冻死了没有。"
这本是梁实秋小时候他母亲对他说的,出自程季淑口里,又是另一番滋味。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在程季淑的鼓励和陪伴下,一路艰难地推进着。
梁实秋在书房里译稿,程季淑在书房外帮他整理、装订已完成的书页,一页一页,一册一册,三十多年,从未间断。
1967年,梁实秋完成了全部译稿,1968年,《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册正式出齐,共三百余万字。消息传出,文坛震动。
诗人余光中后来说,莎士比亚连续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却时作时辍地译了三十六年,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从中年译到老年。
余光中说的是梁实秋,但这三十六年里,有一半的重量属于程季淑。
梁实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在《槐园梦忆》里写,"翻译莎翁著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漫漫长途中陪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这句话,不是客套,是实情。
【3】1974年4月30日,西雅图市场门口的那场意外
1972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了台北的房子,与女儿梁文蔷一起迁往美国西雅图定居,在那里过起了安静的晚年。
西雅图的天气多雨,空气里常年带着一股清冽的湿意,两个从北京走出来的老人,在太平洋对岸这座城市里,把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
他们住在离市场不远的地方,每隔几天便手挽着手去买菜,走同一条路,买差不多的东西,回来之后程季淑下厨,梁实秋在书桌边看书,或者提笔写几段文字,傍晚再一起吃饭。
就是这样的日子,平淡,安稳,像西雅图灰色的天空一样,没有什么剧烈的起伏,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踏实。
1974年4月30日,天气还算晴朗,西雅图难得没有下雨。
梁实秋和程季淑吃完早饭,程季淑把碗筷收拾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今天午饭吃什么,决定去附近的市场买些食材回来。
这样的出行对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走哪条路、买什么,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熟悉得不需要任何提前计划。
两人手挽着手出了门,沿着惯常走的那条路,往市场方向走过去。
走到半路,梁实秋低头看了一眼,发现右脚的鞋带松开了,耷拉在地上。
他放慢了脚步,正要弯腰去系,程季淑已经先他一步俯下身去,蹲下来替他把鞋带重新系好。
这个动作,她做过多少次,没有人数得清楚。
几十年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她看见梁实秋的鞋带松了,都会第一时间弯下腰去,把它系好,从来不会说什么"你自己系",也从来不会因为是在街上就觉得不方便。
这是她对他的照顾里,最微小的一个细节,小得几乎完全不值得被记住。
但就是在她蹲下去的这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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