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女孩的十年致谢｜对话另一种生活|努尔|另一种生活|史铁生|广州|武汉|翻译|苏比

“那片空地……是在飞机上，你快要落地的时候，你能看到整个天山的轮廓。它还是下着雪的，那个雪山，然后又有一点棕色的线。”

苏比，一个来自新疆吐鲁番的女孩，在华中师范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正值毕业季。

她多次往返于武汉和新疆之间。飞机即将落地前，她总在天山山脉上空短暂悬停。舷窗外，雪线缓缓移动，棕色的山脊若隐若现。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正在心里流淌。

后来她把这片空地写进了毕业论文致谢里。致谢在网上火了，很多人说那些文字很美。苏比说，那是她最累的时候写的—感情出现了波折，毕业论文大改了一次，春招的迷茫和压力。

“我写致谢的时候很累、很疲惫，但还是把它写得很积极。真实是不够美好的。那是一种自我麻醉。”

致谢里她写下：吐鲁番的水在地下走。坎儿井把天山的雪引到葡萄架下，不声不响，像一种沉默的慷慨。那时候我还小，站在地面上，看不见水。只看见葡萄甜了，庄稼活了，以为天经地义。我在那种沉默里长大——维吾尔语是母亲的舌头，汉语是我后来才学会的一种呼吸，两种语言之间，有一片我说不清的空地。

在那片空地，她不用属于任何一边，不用做出回应。

全文共6894字，预计15分钟读完

吐鲁番的天色

苏比一开始的名字，是奶奶给取的。“苏比努尔”，翻译过来是“晨曦”，初升的太阳。奶奶是爱美的老太太，有主见，坚持要取这个名字。后面按照惯例，跟着爸爸的名字，一共是八个字。不过，在上户口时，父亲将名字改成了五个字，去掉了努尔和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出生的时候他就认定我要读汉语班，然后把我的名字也缩短了。”

在家里，大家都叫她完整的名字，带着维语的温度，和奶奶美好的祝福。在学校，大家都叫她苏比。两个名字之间，有一片她说不清的空地。

父亲在当地的大专教书，见过更大的世界。他让她学新概念英语，送她去学汉语。

到初中的时候，她在家里都说汉语。她的时间几乎都被课业填满，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想事情。窗外的同学们在踢球、在排练节目，她低头做卷子。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不像是那种“典型的新疆人”——能歌善舞、热热闹闹。

维吾尔语是她学会的第一种语言，连着母亲的舌头。后来汉语给了她另一种呼吸方式，她用汉语学习、思考，带着父亲的期望，从吐鲁番走到广州、又走到武汉。母亲的舌头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沉入了身体某处，成为她感知世界的方式之一。有时，在两种语言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她会不自觉地用维吾尔语的句子结构去组织汉语——那种陌生的表达方式，反而让文字有了某种她自己也没想到的生机，像水一样从地下冒出来。

关于她的来处，她回忆起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小时候，外婆有亲戚住在高昌古城里。一条河贯穿古城，两边是高墙，底下是大树。河水又清澈又汹涌，水流很快。每一家门口都有一眼泉水，水不多，很珍贵，可以喝，不能洗衣服，里面有小蝌蚪。她记得那水是清甜的、冰凉的。“是傍晚在外面玩，城墙上还有土泥，你可以捏土泥玩，然后在整个城墙下面奔跑，然后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就是那种感受。家乡的感觉。”

苏比在吐鲁番

高考苏比考了吐鲁番文科第三名，想去内地的学校，最想去厦大。但她被调剂到第七志愿——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她原本填的是心理学，志愿书上心理学在第一页，护理学在第二页，她没看到第二页，以为自己只报了心理学。老师反复强调“必须填服从调剂”，她勾了服从调剂，最后被调剂到护理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问她：“要不要复读？”父亲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能靠语言赚钱呢。”那句话苏比一直记得——父亲此前从未提过。

苏比拒绝了。她不喜欢高中生活，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她安慰自己，到了大学也可以转专业。

后来她在致谢里写“我恨透了高中”。她觉得自己恨的不是具体的什么事，而是“意识没有觉醒的自己”。

“上学的时候知道一些事情不对，你本能地想去反抗，但你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

初中时，苏比班主任是刚上任的新人教师，年轻，有抱负，也很严格。他会自费买书放在图书角，每天下午放学，他都要学生背完课本上的3A或单词部分才允许走出教室，他自己也不着急下班，一个一个地监督。

学生迟到时，他会让他在早读期间去其他班级的教室，站在人家讲台上说“我是谁，我今天迟到了”。后来甚至让迟到的学生趴着从门口爬回自己的座位，地上有水。苏比自己也趴过。那时她还没有那么理解“尊严”这个词的含义。

一次，他在班里痛骂几个成绩靠后的男生，语言激烈。苏比觉得那些话太过了，下课后她走进办公室说：“老师，这样骂人是不是不太好。”老师盯着她：“你不要当出头鸟。”第二天英语课，老师让她站到教室最后面，当着全班面骂了她两节课。而苏比的英语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十，她觉得老师没有理由这样对她。

回家后，苏比对父亲说：“我要休学。”她没有说原因，父亲也没有问。他去学校办了手续。中考前一个月，她在家自己复习，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大学时，她陆续听几个发小和好朋友说起，他们在高中被霸凌过。有人被全班孤立，有人性格从此变了，她才意识到她们为什么会去打架，"我一直活在自己小世界里。"她说。她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多少，发小在经历什么，她没有意识到。

这些事情的发生，让她觉得好像身处漩涡中，有一股巨大的力，让她想逃离现在的环境，去往大学开始新的生活。

刚上大学时，苏比对护理学还有着朦胧的滤镜——“白衣天使”。她学了三年医学，杀过小白鼠，上过死亡课程——做动物实验前上的生命伦理课和人体解剖前上的敬畏课。三年下来，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很冷漠、很无情的人”。

直到进了临床。有一次，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被送到急诊，家人不希望她死在家里。每隔半小时，家人就进来问：“她死了吗？”

有个直肠癌的病人，才二十岁，每次给他做治疗，他都戴着眼罩哭。有一天他的家人都来了，围在病床前哭，像是在做告别。

在血透室，一个病人躺着，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不能有大动作，连给自己涂药也需要叫医生护士。她想起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他也是尿毒症病人，也在做血透。“有了人文关怀之后，我反而没办法继续在医院上班。”苏比说。那段时间，她的心被真实的人间悲喜牵动，掉了很多眼泪。

有一次她在整理手术室时，心脏不舒服，夹起测量仪，心率飙到208，报警器嘟嘟响。很多医生冲过来，看到是她——实习生——松了口气，说“没事了”，走了。她非常难受，但没有人在乎。照顾她，不是他们的责任。她能够理解，但没有办法在这样冷漠的环境里待下去。

有一天，她在清洗间洗手术刀，忽然觉得荒诞。医院在市中心的广州塔下，她抬头就能看到塔身流光溢彩，璀璨得有些晃眼。而她穿着雨衣、雨靴，戴着手套，水流哗哗地冲刷着金属器械，耳边是清洁工们毫无避讳的玩笑。从吐鲁番到广州，她走了那么远，读了那么多书，如今站在最闪耀的地标底下，日复一日地清洗这些器械，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那段时间，她是靠着幻想撑过去的。她幻想自己以后会读研，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水从指尖流过，她一把一把地洗着手术刀。但正是在最想逃离的时候，她开始寻找出路。幻想的起点，来自她在预科那年读到的书。

苏比在医院

高考后，苏比进入预科学校学习一年。那一年课很少，她有大把时间阅读。她加入了一个线上读书会，微信群，四十多个女生，她们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第二性》，还有很多女性主义的书籍。

她开始读那不勒斯四部曲，读萨福的诗，读一本又一本女性主义的书。“你心里的那些困惑，有人写出来了。”苏比说。在此之前，她只觉得，身边最亲近的人说的话，常常像在挑她刺，但又怀疑是自己太敏感了。读书后，她慢慢确定了——不是她敏感，是那些话本身就有刺。

那时，她交了男朋友，他说：“等我们结婚了，有了小孩，如果遗传你的雀斑，我就带她去打掉。”当下她觉得这么说不好，但仍沉浸在感情的粉红泡泡里。后来慢慢觉察到那些语言里的贬低，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这段感情可以到此为止了。

后来读本科，身边的朋友会说：“你挺好看的，如果再丰个唇就更好了”。她不会当面反驳，但也不会真的去整容。她知道那句话让她不舒服，她会慢慢远离这些“朋友”。

今年二月，苏比和她最好的朋友波塔聊起一次聚餐，大家玩了一个酒桌游戏，那个游戏有诋毁女性的词。苏比觉得被冒犯了，但她只是迂回地说自己不太会玩。

波塔在电话里问她：“你读了这么多书，研究这么多女性主义，为什么当时这个游戏进行的时候，你没有出来制止？”这个问题把苏比问住了。

苏比后来想：女性意识是在进步的，但不必对过去的自己那么苛刻。

“觉醒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苏比说。

苏比决定考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

第一年医院太忙，落榜了。第二年她在家里备考，父亲问她报了哪里。她说一个211，已经报了，改不了。苏比形容，父亲脸上的表情就仿佛写了四个字——你考不上。

考完试，父亲意外摔倒了，要做手术。她陪在病房里，父亲躺在病床上，还是在说：“你去考公务员吧，你去考医院吧。”高考后，说苏比能靠语言赚钱的父亲，在发现她考文学院研究生后，却只想劝她找个安稳体面的工作。

复试结果出来了，她过了。

从医科大学的清洗间到师范大学的东湖边，像是两个世界。“医科大没有人会停下来去看一片树叶是什么样子的。”但师范大学不一样——“会停下来拍天空，拍树叶，每个人看起来很开心，很单纯。”

苏比抬头拍的竹子，光透了进来

她习惯了紧绷，一开始并不适应，慢慢地，她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曾老师像一阵捉摸不定的风，吹进苏比被规训得整整齐齐的青春里。零下二十多度的哈尔滨，他只裹一件薄薄的蓝色立领外套，耳套不戴、帽子不戴，站在冰天雪地里吃马迭尔。两根冰棍下肚，冻得嘴唇发白，他摆摆手：“孩子们我先走了。”招一辆出租车，把自己裹进暖气里跑了，留下学生们在冷风中面面相觑。

但后来苏比渐渐明白，曾老师把所有力气都收在了别处。她入学那年他评上教授，没过两年又做了期刊主编。他的朋友圈永远是学术会议、论文目录、新书书讯，可他从不说一句“你们要努力”。他只是在岳麓山讲毛泽东的故事时讲得双眼放光，在西湖边漫无目的地闲逛时走得缓慢而满足。他把勤奋活成了呼吸，不需要宣告，也不需要观众。

苏比忽然意识到，她生命里第一次见到一个这样完整的人——生活上随性自适到近乎坦荡，学术上深耕不辍到近乎虔诚，“他像一个把两半灵魂都活透了的人，一半是贪嘴怕冷的孩子，一半是案头长明的灯。”苏比说。曾老师身上的从容和通透，像一条暗流，替她把那些被割裂的部分，悄悄缝合了起来。

苏比学会了放松的学习。出去看画展，参观博物馆时，她会跟导师讨论论文的写作。师门聚餐时，师兄姐在聊那些学术专著，她有时候听不懂，回去就查。她把学术思考融进了岳麓山的翠色，西湖边的凉风。

学校的书店

师姐是河南人，高考考到上海，硕士又跨考到华大，然后坚定地要读博。师姐会说：“我要学，不然我所在的领域就会少一位杰出的女性。”苏比发现，她不怕别人说她做不到。在曾老师的师门里，没有人会笑话其他人的梦想。“这是个很理想的环境，”苏比说。

她开始喜欢上师门的温暖。在广州的时候，苏比还在为没有秋天而哭泣。她感受不到四季的变幻，觉得自己一直在停滞，没有进步。现在，她已经在华师大静静地享受武汉的秋天了。坐在东湖边，看发黄的树叶，感受微凉的秋风，她能感受到心里绷紧的弦，慢慢放松了。

苏比在文学院

苏比第一次在知网上搜母亲的名字，是在学校图书馆。

那时候她正在写论文。论文写的是开罗三部曲里的女性角色，她会给母亲讲书里的故事。母亲听着，有时候好像不太懂。苏比问，你是不是听不懂？然后她想起母亲也发过论文。她想去看看。

她在搜索框里打下母亲的名字。

她看到了母亲和父亲合发的论文。在新疆的取名传统里，名字后面要跟着父亲的名字。那篇论文的署名里，有父亲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外公的名字。三个男人的名字，围住了母亲的名字。

“那种冲击很强烈。”苏比说。

她小时候不知道母亲在工作上那么拼。母亲翻译过一本生物学的教材，从维语译成汉语。苏比记得母亲每天下班后就在电脑前敲字。最后教材署了领导的名字，“为了评职称”。苏比问她：你不争取吗？母亲说：我很知足。

母亲高考时是吐鲁番那片的状元。她想当医生，想读新疆医科大。但外公把她的志愿改了——把新疆农业大学放在了前面。外公说，我们家没有出过医生，我们都是农民出来的，你也要读农业大学。

录取通知书迟迟没到。后来才知道，有人花了钱，想把她顶掉。外公去闹，把通知书拿了回来。母亲去了农大。

大学里母亲又是第一名。老师让她学日语，想让她读研。她给父母打电话，他们说：“你回吐鲁番吧。”母亲就回来了。

苏比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心里很复杂。她觉得母亲有过那么多选择——可以在乌鲁木齐当医生，可以在农大做学术，甚至可以学好日语去日本。但每一个路口，都有人替她拐了弯。

苏比后来和母亲吵过一次架，她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要不你读个研再来跟我说话吧。”说完她就回了房间。后来妹妹告诉她，母亲在亲戚聚会上把这句话讲了出来——带着一种骄傲的语气。好像是在说：你看，我女儿读研了，她比我有文化了。

母亲用维语说过一句话：“你现在长大了，长得太大了。”苏比有时候会想，自己身上那些细腻的、敏感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她后来意识到，那是从母亲身上来的。母女俩用的地方不一样，母亲用它来感受家庭和子女，苏比用它来感受文字和世界。那是她们之间最深的连接，也是她们之间最难以言说的隔阂。

苏比意识到，自己曾以为的比母亲更自由，更进步，但其实“是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世界。”

母亲就像坎儿井的水，不声不响地流，到了葡萄架下才肯冒出来，滋养着大地，这是一种沉默的慷慨。

吐鲁番的葡萄沟

在出版社实习时，老板反复劝她写点东西：“你就算没有才华，你这个身份、你这个经历都能写点东西。但苏比习惯了隐藏自己的表达。她的社交媒体常年仅限自己或者好友可见，发出去一条，过一会，她就会锁住。“发出去的那一刻好像就在等着被审判、等着被人看见——那是一种压力。”苏比说。

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写诗，但从未给任何人看过。她担心如果有权威的诗人告诉她“你不适合写诗”，自己会很难再坚持。

她想起曾老师跟她说过的话。老师让他们翻译一首诗，诗名叫《狐狸》，诗里有一句：she knew what she was and so /was capable of anything /anyone could imagine. 苏比把它译成：她知道她/是谁/她的能力/超出任何事/任何人/的想象。

苏比说：“翻译完我就觉得我就是那只狐狸。”她心里一直知道，自己的能力会超出很多人的期待。

曾有人说她各方面能力都很平均，没有突出的点，“像森林里的蘑菇，不起眼”。她没有反驳。“狐狸是擅长伪装的。我不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上来就展现出哪一面。你不确定这个环境是会打压你还是鼓励你。”

苏比后来想，语言塑造思维，思想又通过语言呈现。文学也许就是一种巧言令色。你可以选择呈现什么、隐藏什么。认清后，才不容易被文学欺骗。

毕业季到了。父母希望她考公考编。“稳定，体面，离家近。”一家出版社的老板看过她的文章，主动邀请她去工作。苏比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出版社有编制吗，稳定吗？”苏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毕业前，苏比的朋友家长，给一家四口买好了墓地。苏比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又好笑又荒诞：“人连活着的时候待在哪里，好像都没办法自己做决定。去世后待的空间也已经被安排好了。”她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要往何处去，是更加安稳的考公考编，还是尝试出版社，亦或是接着深造读博，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同的道路延伸出不同的人生。

她还没有想清楚往何处去。但她开始做自媒体，开始写诗，开始让自己被看见。她希望别人记住的是她的作品和观点。

今年年初，阿富汗女性受教育事件上热搜。苏比的硕士论文恰好研究第三世界的女性。她来不及思考后果，拍了一条一分钟的视频发到小红书上。破万赞。但让她感到有力量的，不是点赞数，而是评论区里所有人都在讨论那个话题，没有人讨论她本人。

“我感觉非常有力量。这种感觉帮我克服了想要被看见的恐惧。”她说，“我更想被看见的是我的作品，或者是我想要讨论的话题、一些观念。”

在出版社诗歌中心实习时，主编沉河老师把他诗集中“竹篮打水”的诗句贴得到处都是。苏比记在心里，慢慢意识到，自己正是在一遍遍地做这件事：浸没，提起，水留不住，但篮子在一遍遍清洗中变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