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旦，中共温岭县委领导、组织温岭青年战时服务团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收回解散“青战团”的成命，这是一起极具影响、永记史册的政治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进攻卢沟桥的炮火，震醒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中华大地掀起了抗日的怒潮，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炎黄子孙都怒火中烧，纷纷要求政府抗日。
温岭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梁耀南、李先导、李哲甫、叶亮、赵任、邵武等一批大革命和“二战”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先后从国民党的监狱里释放出来，或从流亡的他乡回到故土。
他们秘密地串联在一起，一边寻找党的关系，一边响应党的号召，在当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王之景（槐秋）和韩先绶等一批新党员，建立起党的领导机构。
叶斐英、李安素、金徐銮、包毅华、王绍华等一批知识青年从沦陷的福建、河南、南京、上海返回家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组建抗日群众团体。
还有当地的印刷工人、中学生、社会失学青年和青年教师梁仪（鲁冰）、吴瑛、林至大、王国梁（谷凉）、王绍梧、陈伦、林超夏等，他们热情高涨，迫切希望组织一个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叶亮和梁耀南找到思想进步、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中央派来温岭指导“民运”的曹天风，得到他的支持，并一同去说服县党部特派员叶履成简化登记手续。
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青战团”）获准备案后，立即以“筹备处”的名义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血肉保卫民族”等大字标语和战时墙报贴满大街小巷，上街演讲、教唱救亡歌曲。
温岭城顿时热闹非凡，沉闷的空气随之打破，耳目塞听的民众感受到了抗战的气氛。1937年10月31日，“青战团”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
在县党部民众俱乐部的门口挂上黑底红字，字的线条为锯齿形的“青战团”牌子，这是叶亮设制的，象征着国民党是黑的，“青战团”是红的，锯齿则表示锋利的意思。
大会通过了《组织大纲》、《宣传大纲》和《成立大会宣言》，民主选举产生了干事会，王之景（槐秋）是总干事。
“青战团”成立后，立即组织了一批同志带着大会宣言和其他宣传品下乡，边宣传、贯彻大会精神，边组织分队，不到半年，全县共建立了68个分队，团员发展到1500余人。
“青战团”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人民大众的怒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打䍛日本帝国主义！
“青战团”组织了一个取意挥舞刀枪进行战斗的“鸣戈剧社”，在王之景，林超夏、应旦㩃、张才难的领导下，到全县城乡各地巡回演出《出征军人上前线》、《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䈓剧，教唱抗日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和好评。
“青战团”还通过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把农民和妇女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把他们引向社会，走上抗日救亡的大道。
在“青战团”的直属组织中，有一个儿童工作委员会，由16岁的王国梁负责，专管发动、组织儿童工作。城区率先成立了抗日儿童队（后改名后起队），王国梁任队长，13岁的王绍舜任副队长，冯方晖、盛里予、林保宣、孙乐梅、周振远等十余人为队员。
他们年龄都在11岁至14岁之间，跟着“青战团”跑，下乡宣传、上台演出、贴标语、喊口号。特别是晨呼，一清早起来，即上大街小巷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时，他们看到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潘梧麟等官员，竟能跟在他们后面大声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他们做出了许多大人难以做到的事，影响很大。
“青战团”打击汉奸的宣传和行动，深得民心。针对有人漏米资敌，造成丰年粮荒，“青战团”报经县长向大光批准，在当地设立粮食稽查所，由梁耀南任主任，实施武装缉私，李哲甫、李言定、黄云斋等党团员日夜巡逻在海口，很快制止了漏米敌资活动，不到半月，粮价遂平，百姓称颂。
1938年3月，温岭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成立（简称政工队）。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千方百计打入政工队，并尽可能争取领导权”的指示精神，发动共产党员和“青战团”团员去报考，在第一批录取的30名队员中，共产党员和“青战团”团员占了四分之三。
8月，政工队建立党支部，梁仪任支部书记，王国梁和王绍华任支部委员。政工队的队长是县长兼任的，副队长是选举产生的。第一任副队长包毅华，第二任副队长李安素，包、李都是共产党员，此时的“政工队”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政工队”与“青战团”密切配合，大力开展政治宣传，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青战团”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38年秋，在城关中司前开设了一爿消费合作社，出售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经营消费用品，掩护党的活动，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㔟。
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之景，担当了组建任务，并接受县委指派出任该社经理。从此，他的“王老板”雅号，被人们尊称了几十年。
“青战团”、“政工队”的成立及其活动，标志着抗日战争初期，以共产党为骨干的抗日救亡团体，是推进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力量，亦是国统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缩影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时，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迁都重庆，正面战场成了相持局面。日军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害怕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秘密制定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条令，动员各种力量，不择手段地打击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温岭的顽固势力和反共分子见时机已到，便凶相毕露，挥动屠刀向“青战团”砍来。是年12月10日，国民党温岭县党部奉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指令，以“组织庞杂，不合战时需要”下令解散“青战团”，取消组织，停止活动。
“青战团”接到这道黑命令后，12月13日召开了一次常务干事会，决定派王之景、王绍梧同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潘梧麟谈判。
谈判中，“青战团”据理力争，以大量事实驳斥当局无理解散“青战团”的错误行为，严厉谴责反动派蓄意破坏有重大成绩的抗日救亡团体是有利日寇的罪恶勾当，强烈要求当局收回成命。但潘梧麟置㤛罔闻，谈判未获成功。
次日，王之景又在纪念首都沦陷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列述了一年来“青战团”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可贵贡献，再次驳斥解散“青战团”的错误行为，向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言词激昂慷慨，与会群众情绪高涨，掌声雷鸣。民众对当局如此处置“青战团”无不表示义愤。
紧接着，中共温岭县委在陈伦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由县委书记梁耀南主持，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县委成员李先导、李哲再、赵任、叶亮、王之景以及韩先绶、王绍梧、李安素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发起向当局请愿斗争，并就如何进行作了具体研究，并把请愿时间定在1939年元旦，成立了请愿指挥部，王绍梧任总指挥，王之景为副总指挥，陈伦为纠察队长，同时选出了王绍梧、王之景、李哲甫、陈伦、王琳月五人为谈判代表。
这时，梁仪、王国梁、王绍华等成了联络员，每日分头到各乡的分队去动员、组织团员届时来城。元旦上午，各乡分队的“青战团”团员陆续到达城区。
下午一时许，参加请愿的“青战团”团员、后起队队员、进步青年700余人，集中在圣庙。由王之景作请愿斗争动员，宣布了行动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沿街游行。
宣传股长、县政工队党支部书记梁仪和支部成员王绍华、王国梁手擎“青战团”团旗和上书“为非法解散青战团请愿”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各队都打出队旗，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各执一面标语小旗，一路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议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解散青战团就是破坏抗日！”“强烈要求当局收回解散青战团的成命！”同时散发《抗议非法解散“青战团”告全县同胞书》。
请愿游行声势空前，浩浩荡荡，沿城隍庙前、中司前、卖鱼桥、大街、尚书坊、县前街，直达县政府。市民沿街围观，深表同情和支持。
当请愿队伍到达县政府门前时，即遭到了国民党士兵的刺刀阻拦，并欲收缴“青战团”的旗帜。游行队伍随即高呼：“我们要爱国！我们要抗日！还我‘青战团’！”“士兵们，枪口朝向日本强盗、汉奸、卖国贼！不要对准爱国同胞！”
当局一面调入社会训练大队等警力加强警戒，一面派员到门口训斥和收缴请愿旗帜。老奸巨滑的县政府军法官吴北枢，走到穿学生装的陈伦面前，指手划脚，见陈伦胸前缀着书有请愿职务的红布条，就用威胁的口气问：“你是学生吗？”陈答：“是。”
随即将陈伦带进衙门里，在他的办公室前面说：“你是学生，怎么可以与这班人一起胡闹？学生要好好读书……”陈伦回答：“‘青战团’为了抗日救国，学生读书也为了抗日救国，如果国家亡了，要做亡国奴，还读什么书？”吴北枢被陈伦顶得无言可答，只好叫他在走廊的凳子上坐着。
梁仪、王国梁、王绍华为护旗与国民党兵发生冲突，被强拉进衙内拘禁。抗委会张心柏先生向县长李元提出意见：“青战团”一年多来的活动有很大成㔟，现在政府命令解散，停止活动，他们来请愿，要求收回成命，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行动光明正大，心情可以理解，如果遇事不冷静，若有抓人或流血事件，责任总归你县长肩上……
李元也怕发生流血事件，就同意“青战团”派代表谈判。县政府秘书李茂达陪同张心柏先生出来，说人多不便说话，要求派几个代表进去。
王之景、王绍梧、李哲甫、王琳月四人即随他们进入县长办公室，与李元、潘梧麟等当局要员谈判。双方唇枪㡂战，各不相让。
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张晓崧也在场，他态度非常强硬，说上峰命令，坚决执行，收回成命，碍难照准。请愿队伍仍集结在县政府大门口，并不时高呼口号。
由于国民党当局调兵镇压，谈判毫无结果。时近黄昏，王之景出来对大家说，时候不早，大家先回去，以后再说。
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到此就无结果的结束了。“青战团”抗日救亡，工作艰难，成绩巨大，昭昭天日，但却遭到非法镇压，敌我颠倒，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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