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编《春申典藏（闵行历代文献选辑）·当代卷·沈渭滨集》（下简称《沈渭滨集》）过程中，整理先生一些未刊资料，进一步了解到先生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简称“历史所”）的关系，从作为大学高年级学生到历史所实习，学习科研方法，具体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学术研究基础，到成名后积极参与历史所各种学术活动，其间在在反映了科研机构与学者之间的相互成就：科研机构作为学术平台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学术进步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学人如何利用机构提供的学术资源快速成长、并在成熟后如何促进机构的学术发展，两者之间如何建立正常的相互促进关系，都值得学术机构史、学科发展史与学者个人成长史研究者的重视。
一、历史所实习一年奠立科研基础
先生美术梦想破灭后考取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成绩突出，被同学看作“小先生”，“不是助教的助教”，课余阅读不少马列著作，回答问题往往引经据典，有老师课堂提问时竟不叫他名字，径直说“马列主义起来讲一讲”。在魏建猷（1909-1988）先生建议和指导下，立意从事辛亥革命研究。1960年6月，因成绩优秀，与李茂高、陈书林、华士珍、王高胜、季国忠、廖志豪等8位同学（一位同学不久退出）一道被学校派到历史所实习。据汤志钧先生回忆，他接到魏建猷先生电话，说他们学校学生想到历史所实习，“不久，单位里来了好几位年轻人，其中就有沈谓滨”。
此前，历史所贯彻“以书为纲”方针，按照编书原则改组学术体制，研究组调整为中国通史古史组、上海近代人民革命史组、厂史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组、中国通史现代史组。他们来所实习的同时，合作编写著作《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著作编写除学生外，学校还有王明枫、马洪林、夏笠等老师，历史所更是配备了方诗铭、汤志钧、刘力行三位老资格研究人员和黄霞、余先鼎、刘恢祖、汪济潼四位青年科研人员。根据计划将人员分为四组，先生与汤志钧、黄霞、廖志豪组成第三组，研究时段为1898-1911年。位于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所，一幢四层大楼，坐北朝南，南面就是藏书楼。学校老师并不天天到历史所，先生担任学生小组长，早上七点离校，沿桂林路、漕宝路跑步到漕河泾或中山西路乘坐43路到所，晚上六七点回学校，每人每天为学校节省公交车费5分钱。当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常常有饥饿感侵袭，也许因为市农委与历史所在一幢楼办公，食堂比学校好一些，他们实习热情很高。
2004年先生与汤志钧先生（右）在枫泾小镇合影
让刚大学三年级结束正准备进入四年级、完全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学生参与著作编写，具有轰轰烈烈进行中的“大跃进”特色，与当时高校中正风行的学生编教材潮流可谓“同频共振”。正如华士珍回忆所说，当时对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八十年中哪些历史内容属于“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无法界定，经过“反右”斗争的知识分子也很“自觉”，不愿发声讨论。最终编写著作目录提纲都不能列出，到9月中旬，无奈之余只得“改弦易辙”，暂缓编写著作，先分阶段写几篇文章（华士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子》，张剑、江文君主编《现代中国与世界》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
在历史所一年，先生思想活跃，经常向汤志钧等老辈学者请教，与吴乾兑等同辈交好，相互砥砺，讨论学术，汤先生“总是尽所能相告”，也倾听副所长徐崙讲授中国革命史。他专力于辛亥革命研究，时刻关注学术前沿。义和团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温和的侵略手段，夏东元在《文汇报》1961年1月6日发表《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问题》，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国内矛盾。胡绳武、金冲及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1期发表《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矛盾并没有转化，而是愈来愈向纵深发展。先生撰写论文《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予盾——与夏东元先生商榷》在《学术月刊》当年第4月发表，同意胡绳武、金冲及观点，但认为他们并没有深入分析帝国主义采取温和侵略手段的原因及这种手段的本质，也没有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帝国主义本质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资源掠夺，当掠夺政策不能用和平手段取得成功时就会采取战争的方法。因此，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永远是尖锐的。义和团之后，帝国主义采取了温和的侵略政策，并与清朝统治者结盟，共同压榨人民大众。因此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的矛盾。辛亥革命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加重了革命任务的艰巨性。
沈渭滨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首页部分
这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雏凤初鸣就进入辛亥革命研究前沿，对已有研究提出商榷，显示出缜密的思考与思辨的才能。《学术月刊》是当时全国除《历史研究》外刊载历史学论文最好的刊物，对一个在校大四学生而言，在这样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同学中第一个独立发表学术论文，不仅在同学中激起反响，对他自己影响也很大。几十年后，先生回忆起仍有些激动：“当自己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张爱华：《为历史乐此不疲——沈渭滨教授的学术人生》，《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
辛亥革命研究之外，在历史所实习还扩展了先生的视野，深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所吸引。他以为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比较正规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若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同时，在太平天国史上下点功夫，不就可以把近代史贯穿起来吗？因此，他开始关注太平天国运动研究，1965年与同学合作在《历史研究》发表《论“防鬼反为先”——驳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几种论调》。可以说，在历史所一年的实习，参与具体的学术研究，大大提升了先生学术研究的能力，极大地影响了他未来的学术道路。他自己也总结说：“一年来，不仅获得了许多知识，发表了学术论文，而且学到了一整套科研方法，提高了独立工作能力。科研中能踏实地从资料入手，从大量资料中初步形成了对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各个问题的看法。”进一步坚定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决心。
先生与同学们在历史所实习成果不错，除他独立发表论文外，华士珍与刘恢祖合作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发表《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王高胜与方诗铭合作在《解放日报》1961年1月11日发表《太平天国前期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季国忠、陈书林和老师马洪林合作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后来在《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发表。与同期到历史所实习的复旦、华东师大学生相比，他们表现得沉稳，能“坐冷板凳”静得下心来专意于学术，引起了历史所领导的注意。当时，历史所年青科研人员不多，想将他们留下来。可是，机不逢时，面临大跃进造成的空前灾难性后果，党中央发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城市要减少两千万人口，各单位都要精简人员。1960年8月29日，历史所讨论人员精简，计划从82人压缩到50人。先生与同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进入专业科研机构专意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
上海师院当年历史系三个班共有学生百余人，毕业留校8人，但去历史所实习的都没有留下来，特别是对先生没有留校，同学们都很困惑，因为他“不仅文字功夫好，理论水平高，且富于思辨能力”。大学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由上海市和上海县共管的七宝中学，担任高中专职政治课老师。
二、调复旦初期入住历史所撰稿《中国近代史》
先生作为七宝中学高中政治老师很快声名鹊起，成为了学生们心中的“偶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文革”爆发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1971年2月被校革委会非法隔离审查，关入禁闭室达九个月之久。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先生不能忘情于历史研究，隔离期间在6.3cm×9.3cm的草纸上，写就5万余字《七宝沧桑》两卷（《沈渭滨集》整理收入）和10万余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章，留下一份见证中华民族苦难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语言抗争与不屈精神。
1973年2月，在多次向上级领导强烈要求调离七宝中学之后，先生调上海县华漕初级中学任初三政治教师，重回讲堂。课余继续撰写《辛亥革命史稿》，购买阅读专业历史书籍，往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资料室看阅资料，拜见陈旭麓、魏建猷、汤志钧、方诗铭等师辈，并将已撰成的《辛亥革命史稿》部分手稿请陈先生指教，得到陈先生极赏。此时，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华大地展开，影射史学“儒法斗争”成为潮流。对于这一运动的内幕与内情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先生自然完全不知晓。应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与同学冯元魁、李茂高等合作撰写《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介入这一潮流。在《文汇报》发表《西汉前期的反复辟斗争》，参与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家人物故事》。
先生的才华与对史学的痴迷深为陈旭麓先生所赏识。1971年陈先生被借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后来，历史系接受编纂《中国近代史》任务，也由陈先生领衔主持。陈先生感到编写人员不够，于1975年9月从华漕中学借调先生到复旦，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12月正式调入历史系，进入《中国近代史》编写组。此时，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包括《中国近代史》编写组老师和研究生班的研究生都在历史所上班。一是方便利用历史所及徐家汇藏书楼的丰富资料，二是历史所离市委写作班子大本营康平路较近。因此，先生随陈先生等在历史所上班，学校有事时才到复旦。因离家较远，交通不便，先生基本上住宿历史所三楼，一直到1977年8月，才回五角场复旦上班。当时（1975年下半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全市选拔青年组织“儒法斗争学习班”，也驻扎在历史所大楼内，先生日记中常常出现“学习班”的情况，诸如“会后学习班同志留下布置战斗任务，并听司徒伟智传达，余和其他人则回家”；“托有关小徐进学习班事”。
沈渭滨先生与陈旭麓先生（左）合影
在历史所办公期间，先生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鸦片战争部分的撰写，分《亚罗号事件》《英法联军进攻与天津条约》，同时参与陈先生等主持的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借阅大量慈禧太后史料，准备撰写慈禧传记，也曾去市青年宫讲授《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课程，当然也有不少精力耗费在市委写作组的任务上。对于《中国近代史》书稿的撰写，《沈渭滨集》中选录的1976年9月1日到10月10日先生“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9月初全力写《亚罗号事件》，到9月9日因毛泽东去世而中断。9月13日又重新开始，至此完成第一部分五千字，晚上构思“下半段结构，不果”。9月20日（星期一），“七时半到所，全日写《亚罗号事件》至夜十时半卒，交陈先生处。盖《亚罗号事件》一节，余已连此写过四稿，每次均略有提高，然以此稿为最，其中不少句子可谓呕心沥血”。到晚上十点半写完，还要提交给陈先生，可见当时工作完全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亚罗号事件》已经写了四稿，其中不少句子“可谓呕心沥血”，撰稿之不易与要求之严格可见一斑。第四稿似乎也得到了认可，“《亚罗号事件》一节经陈先生阅后并征求李华兴意见，均曰可”。
《英法联军进攻与天津条约》一节，9月23日上午构思，阅读有关书籍，下午开始写作。翌日全天写作，“开首已定，觉闷，但无法去掉。本节系叙述战争过程，不易写好”。25日上午政治学习，下午继续写。接下来一周仅前二两天有时间写，此后因撰稿写作组政论文章而中断，直到10月7日，才又开始，“多日不弄，资料又需从头熟悉”。
接受写作组任务，也是先生与同事们此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事务之一。40天“日记”中有不少的相关记述。9月11日下午五点，王守稼来传达市委及写作组领导指示，“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战斗”；13日，王知常来讨论若干文章，“颇强调当前应学习中央告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的团结统一云”。9月16日，正午睡中“忽被吴乾兑同志叫起”，王守稼招写《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明夜或后天早上交，时间局促，事机突然，颇有畏意，恐不能如期完成故也”，到晚11点半“所得仅千余字”。第二天“整天写《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因要求不明，路子不合要求，至傍晚颇感焦急”。最终与刘修明、司徒伟智、费成康四人合写，刘修明、司徒伟智在费成康所写稿件基础上修改，“四人开通宵至晨七时毕，全文系刘通写，司徒修改，余仅抄录而已。开首一段采自余稿，但与全文亦不协调”。先生对自己写稿不顺有所反思，“盖长期不写政论文，荒疏久矣”。9月27日，陈先生告知需写《三大法宝》。第二天与费成康研究如何写，并去写作组研究文章写法。29日在青年宫授课回来，听闻昨晚确定文章写作思路又改，与费成康再次商量写作思路。30日，去写作组研究如何写，王守稼“不在作罢”，再与费成康“研究提纲”。可见，四天过去，文章如何写还没有完全确定。第二周星期一（10月4日），“全日构想文章,因长期不写政论文，颇感吃力，至晚仅得五百字”。直到10月6日，他与费成康各自负责部分写好，由他通稿，“下午四时半，全文写完，交司徒带至康平路”。写作组文章是需要优先完成的政治任务，40天时间里，先生参与两篇文章的撰稿，其间耗费的精力体力与思想的煎熬自然非今日的我们所能想象，不规律的作息也损伤了先生的身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写好后，“累极，酣睡，十一时半许醒来，略用午餐，又睡，二时半起，稍觉恢复”。
沈渭滨先生《工作日记》退休后誊清版1976年9月部分日记
这个过程中，先生也对历史写作开始反思。他多日阅读田汝康、金重远等翻译的英美史学家所写文章，“对其文字之丰采颇有感触”，《学习与批判》上文章文字“亦极精彩，足见今日文章中外文风均已转变”，“我辈若死抱旧时写法，必不能适应”，他自己所写《亚罗号事件》已有所变化，“但仍差强人意”。《中国近代史》第一卷初稿完成后，先生负责全卷修改，到1978年1月中旬，修改完竣，先生在日记中说：“第一卷三十万字均已改定，此书我虽仅写六分之一，但全书统稿凡四月，花尽心血，内中甘苦惟有我知。”因受时代的影响，该书质量不高，用作教材又太繁杂，最终未能出版，真正枉费了主持人陈先生、先生及各位撰稿者的辛苦与心血。
改稿期间，有人传言先生既不去学校参加运动，修改文稿又非常缓慢，怀疑他在搞“私货”。对于这种传言，先生很是惊讶，在《日记》中说：“来复旦年余，每日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时，连阅读看书均无时间，私货写作毋庸论矣。退而言之，大学教师若不广泛阅读，又不在课余钻研、写作，岂非误人子弟，于教育无所补益。”可见，调到复旦之初，先生全身心投入《中国近代史》编写与修改中，上班时间之外，将业余时间也全部奉献，几乎放弃了长期以来养成的阅读习惯。因此，对于传言他搞“私货”，很是委屈。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本来是研究者个人创造力的发抒，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性。在那个不尊重知识、当然更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学术研究完全成为公共性的事务，研究者个人不仅不能在上班时间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形成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也不能。先生虽长期沉浸于这种环境之中，但并不认同这一公认的准则与规则，以为作为大学教师，要通过广泛的阅读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课余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行诸文字，传输给学生，这样学术才能进步，学生们也才能有新的收获，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先生1975年9月到1977年8月两年时间在历史所工作、住宿，跟随陈旭麓先生学习、思考与写作，虽然期间也曾将才华与大好的年华浪费在政论写作这种毫无价值的“政治任务”上，但无论如何，他逐步完成了由一个中学政治课老师转变为著名大学历史系教师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界迎来了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先生这两年经历及其思考，是这个转变的关键时期。
三、积极参与历史所学术活动
文革结束后，以“会通”中国近代史为目标，先生拓展研究领域，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方向很快取得成就，开创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迅速成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名家之一。与此同时，先生积极参与历史所各项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为提升《史林》学术水准做贡献与主持研究生答辩等。
“文革”后历史所逐步转变先前“历史资料”汇编角色，专注于学术研究、提升研究能力与水平，开创上海史研究新局面，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先生只要时间允许都积极与会，发表真知灼见。1988年7月4-7日，历史所与上海史学会共同主办“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学术讨论会，先生与会发言，指出上海城市近代化实质是租界近代化，对非租界地区有一种示范作用。租界史研究“应承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突破的使命”，正如洋务运动研究突破了原有对中国半封建化认识一样，租界史应突破现有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认识。
“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学术讨论会留影：这可能是沈渭滨先生（第三排左六）与陈旭麓先生（第二排左九）最后一次共同参加学术讨论会
2003年适逢上海开埠160周年，12月14-16日，历史所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先生连续三天与会，在日记对会议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诸如开幕式中杜维明发言“极精彩，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启人心智”，第三天大会报告先师王家范先生、朱政惠、杜维明三人报告均极精彩，姜义华评论亦好。先生第一天作为第一小组评论人，评议周育民、易惠莉、周武、费南山等人报告，“费女士方法新颖，周武研究精深，皆得好评”。第二天也在小组报告后发言，虽然美国学者顾德曼发言听不清，但看出国外学者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第三天对罗苏文的精彩发言“以系长期研究结果誉之”（非一般会议论文之“急就章”），并临时充当第二小组主持人。圆桌会议与胡志德、裴京汉、费南山、谢国兴等发言。晚宴“气氛热烈，祝酒频频”，先生亦以红酒“勉强支持，然已觉微醺矣”。
2012年12月18-19日，周武兄主持的“1949年以来的上海”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先生受邀主持小组讨论并圆桌会议发言。第一天上午会议中对“革命文化”概念提出意见；下午主持会议，以为报告“材料充实，过程梳理清楚”，“唯皆平面化，缺乏比较分析”。第二天圆桌会议，先师王家范先生先发言，“就史学改革面临第二次转型，当代史研究将方兴未艾”，“鼓励学者抓住机遇，加强研究”，“见解精辟，启人心智”。先生接着发言，“就学者如何加强自身学问修炼，赶上改革潮流，略抒己见。并对上海史研究不应停留于城市史，应加强城镇化研究提出建议，对上海城市精神被概括为包容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提出质疑，以为应是善于吸收，敢为天下先之开拓创新”。先生后来将发言稿整理为《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发表在周武兄主编《上海学》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成为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沈渭滨先生也积极参加历史所所庆，图为2006年9月历史所五十周年所庆时与王家范先生、杨国强老师的珍贵瞬间。
对于历史所的上海史研究成果，先生也极力宣扬，曾与时为历史所科研人员、复旦毕业学生许敏联合署名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文章，评论历史所第一部极有影响、唐振常先生主编的《上海史》，以为是“一百多年来第一部由中国学者通力合作写出的自古至今的上海通史著作，不仅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显示了目前上海史研究所达到的较高水准”。
1986年创刊的《史林》现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甚有影响的专业刊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周武兄为核心的多位具体操持者倾力甚多，作用甚著。先生作为作者与近代史名家，对《史林》影响的扩展也有其贡献。1988年10月由他参与筹办的“第二次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举行，他应《史林》之邀担任特约编辑，将与会5篇上海学者论文作为专题在当年第3期发表，作者包括姜鸣、孟彭兴、罗苏文、王建华等。他与学生奚纪荣合作论文《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概论》为专题第一篇，认为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是中国人迈出中世纪、走向世界的一份纪录，发展迅速，道路独特，仅仅用八十余年时间就到达了大体近似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面貌，并取代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地位，成为中国军事活动的指导思想。因其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进行了宏观思考，影响甚大，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此后，他在《史林》还发表《〈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1997年第3期）、《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以江南名镇志〈紫隄村志〉为中心的分析》（2007年第2期）两篇论文，前文认为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分野中，“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南京条约》的批判及其感知心路，无疑是最积极也是最先觉悟的阶层。他们的爱国反侵略斗争，成了革命传统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后一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全文转载，提出方志研究方面的一家之言：“晚清村镇志的修撰深受章学诚‘志学’理论影响，已经越过明末清初村镇志纂修的草创阶段而趋于成熟。”
1998-2001年间，他四次接受周武兄的邀请参与《史林》“笔谈”。1998年适逢戊戌维新百年，周武兄组织“笔谈”发表在第2期，他在编者按中说，“在世纪末的今天，回望100年前的那个‘风波夏季’，我们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百年的不易和艰难，以及矢志救亡续绝者的焦虑与呐喊，……为了纪念这场旨在变政改制、救亡图存，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运动，本刊特邀请上海5位著名的近代史教授就这场运动发表他们的见解”。先生与唐振常、李华兴、杨国强、熊月之参加笔谈，发表《戊戌维新与中国社会走向》，指出戊戌维新的改革措施在晚清新政得到了全面实现，维新派宣扬的民权思想是晚清最能震撼人心、最有感召力的思想，因此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等。1999年第2期“上海学研究”笔谈，发表陈旭麓先生、沈渭滨先生、唐振常、熊月之、姜义华等五位文章，先生在《也谈“上海学”》中提出“上海学”是城市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兼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交的边缘科学，由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的历史学、管理学和规划学三大板块构成。
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周武兄主持“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笔谈（第2期），在编者按中说，“今天是辛亥革命九十年周年，而东南地区又是辛亥革命的关键之区，故本刊特邀上海部分中国近代史专家就‘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发表看法，除纪念外，相信他们的见解将有助于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发表先生与姜义华、苏智良、杨国强、熊月之、刘学照等六位学者文章，先生文章《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后来扩展为《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发表于《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指出辛亥革命为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地区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在这一地区的转型；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同年还与杨国强、周武、熊月之共同参与《史林》第3期“太平天国研究”笔谈，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十大问题》，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总体定性、太平天国政治制度及“天京事变”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颠覆性看法，诸如“太平天国是农民造反运动，不是反封建性质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政权无论从形式上、本质上都是一个新王朝。它和清王朝一样腐败、专制”等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思考，2010年发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说质疑》，完全否认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以为称之为“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更为妥切。
四次笔谈除先生外，还有陈旭麓先生、唐振常、李华兴、杨国强、熊月之、姜义华、苏智良、刘学照、周武等共十位学者参与，这个中国近代史学者群体在《史林》的集中亮相，对提升《史林》学术影响自然大有帮助。
先生还以其在学术界的广泛交往，为《史林》推荐高质量的论文，推荐过程中并不强求一定发表，而只是要求编辑部能早一点提供是否刊发的意见。南京师范大学谢世诚教授论文《晚清“江淮省”立废始末》投稿其他刊物碰壁，先生阅后大加赞赏，立即推荐给《史林》，2003年第3期以重点论文发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11期全文转载。
1998年历史所重新招生的新一届硕士研究生马军、叶斌、甘慧杰等毕业，先生与姜义华、杨国强、罗苏文等组成答辩委员会。2007年开始，先生几乎每年都作为主席主持历史所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先后有2007年李亦婷、李伟华、王郡、邱淑娥，2008年王坤，2009年高晶，2010年翁圣成、丁业鹏，2011年龙成武，2013年张鸿志、乐凌，2014年伍洁静、王戴香等。对这些硕士论文他都会提出极为详细的意见，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如对杨国强老师指导的某位学生的思辨极为欣赏，“其思辨一如乃师，识见颇好，甚喜”，并由此对研究生培养有所论辩，“史识之于学生，最可宝贵，亦最难培养。时下论文，太重细故，目为深入，实则琐碎，亟不利培养学生通识”；某位学生“读书不多”，因此论文“分析不够，研究不深”；等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每位同学都给予极大的鼓励，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正如周武兄所说，先生主持的答辩会，“有一种久违的仪式感”，答辩中有板有眼地宣读用标准“沈体”写就的精彩到位评语，“答辩结束后，每次都不忘提议全体答辩委员给通过答辩的学生鼓掌祝贺”。我们有时也提示说现在不兴这一套了，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以，这是对学生起码的尊重！”
沈渭滨先生在历史所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答辩合影
2014年5月30日，先生主持伍洁静、王戴香论文答辩时，已长时间睡眠不佳，血压不正常，头晕、浑身无力，并嗜睡，可谓在病中为历史所后辈培养站了最后一班岗。翌年4月18日，遽归道山，“逍遥世外”。
自1960年23岁到历史所实习到2014年77岁最后一次主持历史所研究生论文答辩，先生与历史所有长达五十多年的联系，这里有他尊敬的师辈汤志钧、方诗铭、唐振常等，交好的同辈吴乾兑、刘修明、李华兴等，年轻的学生辈罗苏文、陈祖恩、吴桂龙、许敏等，还有同门的杨国强、袁燮铭、张敏、周武等。他曾为刘修明《儒生与国运》撰写书评，更乐于提携年轻人，手把手修改罗苏文论文，为周武兄最早的两项国家课题结题撰写鉴定意见。当然他也请比他年轻的杨国强老师给他的第一部专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作序，这更增强了历史所同仁们对他的敬重。他与历史所及历史所学人们在学术上相互促进，经历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起起落落与辛酸苦辣，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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