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唐金花

整理:燕幕散人

我嫁进李家的那年,是一九八七年的深冬,大涧河边上的芦苇花飘得满世界都是白的。我爹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巷,半道上遇上瓢泼大雨,危急中直接把车骑进了李家的过道里,就遇上了我后来的公公李种闲,成就了我和他大儿子的姻缘。

那时候李家正在吃午饭,看见我爹来躲雨,不仅不赶走,还把人往屋里的餐桌上拽,我爹饥肠辘辘,肚子咕咕叫,半推半就就吃了起来。我爹后来跟我说,他走南闯北十几年,没见过这么敞亮的庄稼人,心地善良,可交可处,第二回又到李家吃饭喝多了酒把我许给了他家老大李建国。

我那时候还没见过公公的面,只听村里人说,生产队有个“李大吼”,喊出工不用喇叭桶,站在打谷场上两手卷起喇叭状,半个村子都能听见他的声音。等我真的踏进李家门槛,才知道这名头半点都不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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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的大嗓门是天生的,再加上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队长,常年在田埂上指挥百十号人干活,那声音练得比铜钟还亮。每天天刚蒙蒙亮,院墙外准能听见他卷着两只手当喇叭喊:“各家各户注意啦!今天早饭后全体男子汉带铁锹、妇女小大姐带扁担、布兜子,挖沟淤啊!”那声音顺着风飘出去,连村东头老槐树上的麻雀都得扑棱棱飞起来。

公公的名字是他爹给起的,说他出生那会是农闲时光,于是就起名叫“种闲”,意思是种地的间隙里得的闲工夫生的娃。他只念过小学,可在那时候的生产队里,已经算是顶有文化的人了,能写会算,拨起算盘珠子来噼里啪啦响,队里的工分账本从来都记得清清楚楚,半分差错都没有。

他当队长那些年,从来没占过集体半分便宜,分粮食的时候永远把最饱满的那一堆让给村里的五保户,谁家的孩子没钱交学费,他悄悄把自己家的鸡蛋拎去镇上卖了给人补上,村里老少提起李种闲,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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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名字排得整整齐齐,建国、新国、爱国、卫国,差不多隔一年生一个,我婆婆年轻时也是个能干的女人,揣着孩子还能在地里割半亩麦子。四个儿子一个个长起来,个个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唯独公公的大嗓门,半点都没传给他们。

我家建国是老大,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平日里跟人说话都红着脸,我有时候打趣他,说你爹那嗓门那么亮,怎么到你这儿就哑了火?建国就嘿嘿笑,说我爹那是当队长练出来的,我们又不用喊出工,要那么大嗓门干啥?

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还怕公公那大嗓门是个凶脾气,可相处久了才知道,他那嗓门底下藏着的,是比棉花还软的心。婚后第二年我生了大儿子,那是李家的长孙,公公乐得像捡了个金元宝,每天天不亮就挎着篮子去镇上的供销社,给我买红糖和桃酥,逢人就拍着大腿说,我李种闲积了一辈子德,修来这么个好儿媳妇,给我老李家续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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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大嗓门,以后可得对儿媳妇温柔点,别吓着孩子。公公把眼一瞪,声音不自觉又拔高了八度:“我疼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吼她!”吓得旁边的小鸡仔扑棱棱跑出半丈远。

那时候土地还没分到户,生产队的家当可不少,村头那座土坯小礼堂是全队人开会的地方,后院养着五六头大水牛,犁、耙、大车、大秤、耧车排得整整齐齐,村南头的大场是全队人的宝贝。每到麦收时节,打谷场上就热闹得像过年,几个壮劳力赶着牛拉着石碾子,一圈圈在麦秸上转,把麦粒从穗子上碾下来,公公永远是最忙的那个,手里攥着木锨,等风一吹起来,就把混着草屑的麦粒扬到半空中,草屑顺着风飘走,金黄的麦粒就簌簌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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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扬场的姿势特别好看,胳膊一抬,木锨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麦粒落下来的声音沙沙响,他站在太阳底下,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亮得像珍珠。

后来婆婆走的时候,才四十二岁。她娘家那边的人都不长寿,一辈子操劳,落下了一身的病,躺了半个多月,还是没熬过去。婆婆走的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公公掉眼泪,那个平日里声若洪钟、站在打谷场上能指挥百十号人的壮汉,就坐在婆婆的床边,手攥着她冰凉的手,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她的手背上,连哭都没发出声音。

从那以后,公公就一个人过,坚决不续弦。我们几个儿子家轮流请他去吃饭,他总说自己身子骨硬朗,能做饭,不肯去麻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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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我和建国惦记着他,端着一碗刚蒸好的南瓜糕去看他,走到窗根底下,就听见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是公公的声音,不像平日里那么亮,哑得像砂纸磨过,一句一句,絮絮叨叨的:“老伴啊,你怎么就走了呢,留下我一个老头子,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以前你总嫌我嗓门大,说我吼得家里的鸡都不下蛋,现在我想吼,都没人跟我拌嘴了……”说着说着,他突然就哇哇地哭出了声,那哭声哪里是“李大吼”的洪亮,全是藏了好几年的委屈和孤单,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和建国推开门进去,看见他坐在床沿上,脸哭得通红,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婆婆的遗像,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我转头看见他的枕头,那枕头鼓鼓囊囊的,针脚缝得歪歪扭扭,我以前就觉得奇怪,今天伸手一摸,才发现那是婆婆生前穿的那件花棉袄,公公把它卷吧卷吧做成了枕头,天天枕在脑袋底下。他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声音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大嗓门,却带着点发颤的笑意:“看我这老糊涂,跟你妈说说话,让你们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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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从村里的老人嘴里听说,公公年轻的时候,娶婆婆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婆婆不嫌他穷,跟着他吃了一辈子的苦。有次婆婆生病,想吃一口镇上的冰糖葫芦,公公跑了六七里地,赶在天黑前把糖葫芦揣在怀里带回来,糖霜都没化半分。谁能想到,那个平日里扛着两百斤的苞米能走二里地,喊一声能惊飞满树麻雀的“李大吼”,心里藏着的全是化不开的柔情。

现在公公已经八十多了,背有点驼了,嗓门却还是那么大。每天早上他还是会站在院子门口,看见路过的村里人就大声打招呼,声音飘出去半条街。他枕头底下的那个棉袄枕头,洗得布面都发白了,还是天天枕着。有时候我去给他收拾屋子,看见他坐在太阳底下,拿着一块抹布,慢慢擦婆婆的遗像,嘴里还小声说着话,说今天长孙考了九十八分,说今年的麦子收了满满两仓,说村头的老槐树又开了花。

村里人还是喊他“李大吼”,可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这个大嗓门的公公,哪里是什么粗人,他是把一辈子的温柔都给了土地,给了我们这些晚辈,给了走得早的婆婆。他的名字叫李种闲,种地种了一辈子,闲下来的时光里,心里装的全是这辈子最在意的人。他哪里是那个只会吼的庄稼汉?分明是我们老李家最痴狂的情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