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口述：戴笠死亡之谜》、《杜维善口述历史》、《世纪》杂志相关访谈、《戴笠传》、《沈醉回忆录》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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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一架编号222的C-47军用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
飞机上坐着军统局长戴笠，随行的有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及数名随员，机上合计十六人。
当天下午1时13分，这架飞机发出了最后一次无线电信号，报告正在南京上空穿云下降。
此后，再无任何消息。
3月19日，距事发整整两天两夜，搜救人员才在南京郊区江宁县板桥镇附近的岱山山腰，找到了这架飞机烧成灰烬的残骸。
飞机燃烧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熄。
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最终确认戴笠身份，靠的是他口腔里那几颗金牙，和他常年穿的美制毛衫烧剩的衣物残片。
戴笠之死，震惊朝野。
消息被压了将近两周，到4月1日才由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对外公布。
后来杜维善回忆，1946年3月16日，杜月笙卧病在床，哮喘犯了。
窗外雨雪交加，整座城市湿冷一片，七楼的风从缝里灌进来，把窗帘吹得贴在墙上又弹开来。
他捏着一张字条，是管家万墨林刚送进来的。
字条上的内容不长，但杜月笙看了两遍，随手搁在枕边，沉默了好一会儿，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白的天色里，久久没动。
然后撑起病体，让人把长途电话摇了出去，拨通了远在青岛的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是戴笠。
父亲那天劝戴笠的只有一句话......
【一】上海滩最奇怪的一对兄弟
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在民国史上极难用常规框架描述清楚。
杜月笙，1888年生，上海浦东高桥人，原名杜镛，字月笙，名字出自国学大师章太炎之手。
他幼年父母双亡，被姑表弟万墨林的父亲收养，十四岁入青帮，从法租界一个走街串巷卖水果的穷小子，一路爬到上海滩顶端，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三大亨。
坊间有句流传甚广的品评："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他身形清瘦，常年一袭长袍，说话不疾不徐，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杜先生"，不喜人称流氓，自有一套精于世故的处世哲学。
戴笠，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人，字雨农，后改雨浓，据说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名字须带水才大利，方才改字。
他早年在浙江各地游荡无业，后凭一封戴季陶的推荐信，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就此入了蒋介石的眼，从情报小角色一路做到一手创立军统的实权人物。
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他为"亚洲最神秘的人物"，美国人背地里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
两人的相识极早。
戴笠在上海打流的年月，就在股票交易所一带结识了杜月笙。
那时一个是帮会大佬，一个是四处漂泊的无名之辈，但杜月笙看人向来有眼光，对戴笠始终客气，来往日久，逐渐深交。
真正奠定这段关系分量的，是抗日战争那八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授意戴笠找杜月笙，共同组建民间抗日武装。
两人在法租界公馆密谈，一拍即合，在不到一个月内拉出了一万人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来扩编为"忠义救国军"。
军统提供武器情报，恒社弟子负责人脉地头，五个支队里，前三支队的司令全是杜月笙的门生。
淞沪会战打到最难熬时，这支队伍掩护正规军撤退，一万人进去，回来只有两千人。
这种在枪林弹雨里结下的情分，不是酒桌上能说出来的东西。
杜月笙的杜美路公馆后来也直接转让给了戴笠，作为军统上海站的据点使用，现在上海的东湖宾馆就在原址之上。
不过这两个人的关系，并非没有边界。
据杜月笙长女杜美如回忆，戴笠来杜公馆，家里所有人都要关起门来躲进屋里，连佣人都要回避。
杜月笙抽鸦片，一听说戴笠要来，立刻把烟具藏起来，全家帮他闻衣服，喷香水擦脸，要确认完全没有气味才敢开门迎客。
两个人，一个怕另一个，另一个也怕这一个，各有各的强势，各有各的顾忌，却谁都离不开谁。
【二】暗语的由来，和一条无法直说的消息
1946年那个年头，全国长途电话线路由军统掌控，每一通通话都有专人录音监听。
杜月笙自己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这种人是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放在床底下都嫌臭。
这种处境之下，他养成了说话永远留三分的习惯，哪怕是和最亲近的人通话，该绕的弯子一个都不少。
戴笠更是如此。
他是特务出身，出行前惯于散布假消息掩护行踪，连身边最亲近的副官都不会提前知道他真实的去向。
这样两个人之间的通话，早就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密语体系。
"天气"，是时局；"天气不好"，是凶险已至，有人要动手；
劝对方"等天气好了再走"，就是让他先按兵不动。
这套东西用了多年，两个人心知肚明，外人听着不过是日常寒暄。
杜维善在口述中明确说："那是个暗语，就是说有人要谋杀你，用天气不好来暗示。"
但他随后补了一句更关键的话："我现在想想，为什么我父亲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戴笠，要他不要再飞？可能是我父亲对这个消息也不是十分确定吧。"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杜月笙手里掌握的，不是一份有名有姓、时间地点齐备的完整情报，而是一个来路尚不清晰、但方向足够让他警觉的预警信号。
他知道这次出行有异动，但具体谁动的手、在哪个环节、用什么方式，他没有把握。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他只能用"天气不好"把这个信号托付出去，指望戴笠听懂、停下来。
但戴笠没有停。
【三】消息从哪里来——杜月笙的情报眼线
杜月笙能在戴笠出事前收到预警，不是靠运气，靠的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那张覆盖全国的消息网。
1933年，杜月笙以青帮为基础，创立了社会团体"恒社"，成员以工商名流、社会精英为主，经国民党社会部核准在法租界登记，是合法公开的民间团体。
几年内恒社迅速扩展到"八千子弟"的规模，渗透上海乃至华东各行各业。
日常事务由大弟子陆京士主理，内部管理则由管家万墨林统领。
这个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1902年生于浦东高桥，没什么文化，不识字，但记忆力超强，办事细致，处处绕得开，对杜月笙忠心到骨子里。
抗战期间被汪伪76号特务机关秘密逮捕，严刑拷打，一个字没有吐，被营救出来之后，蒋介石专门授了勋章。
另一个核心人物是秘书徐采丞，处事老到，在杜月笙各路关系里专门负责需要精细操作的环节。
沦陷区那段岁月里，徐采丞长期留守上海，靠着汪伪圈子里杜门弟子的关系周旋，是维系杜月笙地下消息网的关键人物。
这两个人加上三部秘密联络电台，构成了杜公馆在乱世中的情报核心。
上海沦陷期间，设在杜公馆的那部电台始终运转，每次日伪测向车出动，都有内线提前报信，电台立刻停止发报，一直保存到抗战结束。
抗战胜利后，这张网络换了方式继续存在。
各地青帮弟子、恒社旧部、商界老友、军政掮客，消息依然从四面八方汇进来，落到万墨林手里整理，再摆到杜月笙的案头。
1946年初，从北平、南京、重庆陆续传回的风声，拼在一起让杜月笙越看越不安。
南京中枢加快推进裁撤军统，蒋介石专门组建了研究改组方案的小组，戴笠在里面只占两个名额，其余七人皆非嫡系；
唐纵已被提升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职级第一次正式超过戴笠；
军统内部，二把手郑介民和唐纵与戴笠的裂缝多年积累，早已不是秘密；
戴笠在北平清算叛变旧账之后，军统华北系统人心浮动，有人私下说戴老板这次得罪了太多人，这趟南下不见得顺当。
这些消息经万墨林和徐采丞汇总，落到杜月笙手里。
他在上海沉浮了几十年，见过太多明刀暗箭，对危险气息的嗅觉早就磨出来了。
那些碎片拼在一起，给他的感觉只有一个——这次有问题，而且不小。
他在病床上看完万墨林送来的字条，把长途电话摇了出去。
【四】青岛沧口机场，起飞前两小时的那道命令
杜维善的口述，收录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出版的《杜维善口述历史》，是目前关于这段历史最可信的一手记录。
他在口述里说，父亲劝戴笠"天气不好，不要飞了"，戴笠没听，坚持飞了。
接着他补了一段更值得细想的话：这个消息，很可能就是策划这个事件的那边透露出来的。至于是从国民党军统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透露的，就不晓得了。
这句话信息量极大。
杜维善的判断是：杜月笙接到的那个预警，消息源头本身，很可能就是参与谋划的某一方。
也就是说，有人在事前主动或无意地放出了风声，这个风声辗转落到杜月笙手里，又被他用暗语传递了出去。
把镜头从上海移到青岛沧口机场，时间是1946年3月17日清晨。
停机坪上，C-47编号222的专机已完成起飞前的全部检查。
按照3月15日下午任务牌上的安排，主驾驶是飞行员赵新，副驾驶是冯俊忠。
赵新是什么人？
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出身，后被选派赴美接受系统的仪表飞行训练，技术在国民党空军里属顶尖水准，跟随专机执行任务多年，对C-47每一处细节了如指掌。
他是上海人，抗战爆发后整整八年没有回过家。
接到这趟飞往上海的任务，3月15日傍晚就去东安市场买好了北平的特产糕点，心里盘算着飞完任务就回家见家人。
3月16日清早，赵新驾车赶到北平西郊机场，从头到尾仔细把222号飞机检查了两遍，确认飞机状态完全良好，在飞行记录簿上签字。
随即登机，踏进机舱时，他看到舱里已坐着七个人。
其中一张面孔有些眼熟，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在慶王府参加蒋介石五十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这个人站在蒋介石身后——那是戴笠。
飞机从北平起飞，经天津，飞抵青岛沧口机场。
这一段飞行一切正常，戴笠一行下机，安排第二天早上继续飞上海。
然后是3月17日上午，距起飞还有大约两个小时，值班室突然来了一道命令：主驾驶换人，改由飞行员张远仁替飞，副驾驶冯俊忠留任。
赵新懵了，立刻去找队长。
队长支支吾吾，说张远仁有急事要顺路去上海"办私事"，让他先忍一忍。
事后赵新才搞清楚：张远仁根本不知道这架飞机上坐的是谁，他只是听说有趟任务飞上海，就找关系给队长送了好处，把赵新顶了下来。
抗战胜利之后，军政人员一窝蜂涌进上海炒黄金、倒外汇，张远仁也想趁这趟机会捞一笔，顺路带货。
赵新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张远仁坐进驾驶舱。
张远仁和赵新的差距，不只在经验深浅。
最关键的一点是：赵新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仪表飞行训练，能在完全依赖无线电罗盘的盲飞条件下保持精确定位；
张远仁是国内航校毕业，没有接受过这种专项训练，遇到晴天常规航线没有问题，一旦遭遇低云层、大雨、仪表依赖度极高的恶劣天气，就是另一回事了。
飞机起飞后不久，上海机场传来消息：暴雨，无法降落，临时改航南京。
飞到南京上空，雷电交加，乌云压顶，能见度几近于零。
地面塔台先后派出四架飞机协助导航，因云层太厚，全部失联。
塔台多次发出通告，建议必要时转降徐州，张远仁没有回应。
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穿云下降。
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第三次失败。
第四次，飞机失去控制，一头扎进南京西郊江宁县板桥镇岱山的山腰，随即燃起大火，在雨中烧了足足两个小时。
山脚下的农民后来回忆，先听到飞机引擎声低得异常，随后看见飞机擦上一棵三丈高的大树，第一个螺旋桨脱落，机身惯性继续向前，擦过山坡，第二个螺旋桨脱落，撞山腰，一声巨响，火光冲天。
下午1时13分，222号专机发出最后一次信号。
此后永远沉默。
赵新站在青岛停机坪上，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他藏了六十四年。
2010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前，他让家人把骨灰撒在岱山，说要等真相大白的那天。
他的回忆录里，写下过一句话："那天换人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出事，只是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事。"
就在赵新这句话被整理出来的同年，另一个人留下的一份记录也被翻了出来，那是一个在1946年3月前后，始终没有登上222号专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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