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封信是在凌晨写完的。
没有人知道。
整栋楼都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只有天花板上的声音还没停，钝的，尖的，压低的，冲上来的，像一场没有观众的戏，却把每一个人都惊醒了。
我坐在书桌前，手边压着一沓旧稿，纸边已经泛黄。
信纸是普通的横线本撕下来的一页，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笔尖悬在第一行上方，没有落下去。
楼上那个男人的声音又穿过来了，低沉的，每个字都像是咬着牙挤出来的。
我听不清全部，只听清了最后四个字。
我把笔放下了。
然后又拿起来。
凌晨两点十七分，天花板上传来第一声摔东西的响动。
我当时正盯着屏幕，编辑那边催稿的消息已经堆了七条，最新一条是"可意姐明天中午之前给我好吗拜托了"。
光标停在第三段第一个字的位置，一动不动，已经停了四十分钟。
那声响动像是一只厚底拖鞋摔在瓷砖上，钝的，但足够清晰。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不小心掉落，低头又看了一眼屏幕。
然后是第二声。
这回不是拖鞋，像是椅子腿拖过地板，发出一种牙酸的刮擦声，紧跟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压着嗓子，但隔着楼板还是传下来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那笔钱的事你别管，我说了我一个人扛。"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没有压着，直接冲上来：
你瞒着我！
你一个人扛？
你扛了多久了？"
我的手指从键盘上离开了。
楼上是604，我住604正下方的504，这栋楼的隔音从来就不好，普通走路声都能听见，更别说这种。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楼上一对夫妻，偶尔听见说话声，但从来没有过吵架。
隔离开始之前我见过那个男人一次，在电梯里，五十来岁，穿一件藏蓝色棉马甲，头发梳得很整齐，点头打了个招呼，说"下楼啊"，我说"嗯"，仅此而已。
那个女人的声音还在继续。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为你藏得住？"
男人的声音低下去，我听不清具体的字，只听见一个断断续续的语气，像是在解释什么，又像是在否认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卧室窗边，窗帘没拉，外面是黑的，楼道的感应灯灭了，整条街都在隔离，没有一辆车经过。
我就那么站着，听见楼上那个女人说了一句"你去问问你自己的良心"，然后是一声门被推上的声音，不是摔门，是那种用力推上去的闷响，比摔门更叫人心里发堵。
之后是沉默。
我以为结束了，回到桌边，重新看那个光标。
又过了十分钟，男人的声音又起来了。
这次没有字，只是一种很低沉的嗡嗡声，像是在打电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女人的声音跟着接上，两个声音开始交叠，越来越高，我把耳机塞进去，调出一首白噪音，音量开到最大。
没用。
那个女人的声音穿过白噪音传进来，我听见她说"那笔钱"，又一次，清清楚楚。
我把耳机摘掉，放在桌上，看着屏幕上那个一动不动的光标。
我在想那笔钱是什么钱。
婚外情？
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
但随即觉得不对，婚外情吵架的走向不是这样的，通常不会反复出现"钱"这个字。
赌债？
也许。
那个男人在电梯里看起来不像，但人的事谁说得准。
我在椅子上坐到三点半。
楼上的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中间有两段沉默，每次我以为结束了，它又重新开始。
到最后我已经不是在听具体的字，只是被那种持续的人声压着，脑子里什么也想不出来。
三点五十二分，我关掉了文档，没有保存，因为那四十分钟里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
楼上的声音这时候已经低下来了，偶尔一两句，听不清内容。
我想着编辑那七条消息，想着截稿日期，想着那篇文章的第三段开头，那个卡住我四十分钟的句子到底应该怎么写。
什么也没想出来。
四点过了一点，楼上彻底安静了。
我以为这样我能睡着，可身体已经绷了太久，闭着眼睛，脑子还是转。
耳朵里有一种残留的嗡嗡，像是那两个声音的回声还没散干净。
我就这样一直醒着，看着窗帘边缘慢慢透出灰白色的光，从深灰变成浅灰，再变成白。
天亮了。
我爬起来，去倒了杯水，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楼道里有感应灯亮了一下，随即又灭掉。
我没有再打开文档。
编辑的消息还在手机屏幕上，最后一条发送时间是昨晚十一点，现在是早上六点二十分，七个小时里我一个字都没有给她。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重新躺回床上，闭上眼睛。
楼上传来水声，是有人在用卫生间的水龙头，那声音正常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盯着天花板，听着那水声，突然有点不确定昨晚那些话是不是我在半睡半醒里听岔了。
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不是摔东西，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停了一下，又是寂静。
那种寂静比刚才的吵架声更叫人睡不着。
那种寂静比吵架声更叫人睡不着——这话是真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怕吵，可那天早上我才发现，我其实更怕那种忽然落下来的安静。
它让我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又炸开。
我就这么悬着，躺到九点，起来喝了半杯凉水，坐在桌前盯着稿子，一个字没动。
编辑那边发来消息，语气比昨晚软了一点，说再给我两天，但"真的只有两天了，可意"。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屏幕朝下。
第四天晚上，他们又吵了。
这次比第一次早，九点多就开始，声音透过楼板传下来，是那种低沉的、控制过的吼声，像是刻意压着，又压不住。
我只听清了几个词——"你自己算算""到底还有多少你不说"——然后是一阵摔东西的声音，不重，像是把遥控器摔在沙发上，而不是摔在地板上。
我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可那声音像长了脚，从地板缝里爬进来。
第五天白天，我基本没睡。
下午两点多，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楼管来例行测体温，开门一看，是林绮云，手里提着一个蓝色布袋，袋口露出一把小葱和两个西红柿。
林绮云住在我斜对面，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整齐，是那种你第一眼就觉得靠谱的人。
隔离第一天她就在楼道群里发过通知，说自己家里囤了些菜，有需要的敲门来取。
我当时没理会，以为是客气话。
小沈，"她把布袋往我手里一递，"我多买了，你拿着。"
我接过来，道了谢，正要往回退，她忽然低了一下声音。
你昨晚睡得着吗？"
我停了一下。
还好，"我说，"就是有点动静。"
林绮云点点头，没有追着往下说，只是往楼上看了一眼，那个方向正好是贺家的位置。
她停了两三秒，才轻轻说了一句："老贺家那边，我知道一点，难着呢。"
就这一句。
她没有解释"难"在哪里，也没有等我接话，只说了声"你好好休息"，转身回了对面。
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那袋菜，看着她的门关上。
难着呢"——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我想追出去问，可脚没动。
我不是一个爱打听的人。
我把菜放进冰箱，重新坐回桌前，试着写了三行，全删掉了。
那天晚上，贺家照旧吵起来。
这次我没有戴耳机，也没有去翻手机，只是坐在桌边，听着那两个声音在头顶上拉锯。
我听到罗秋萍的声音，尖锐，带着哭腔，"你一个人扛，你扛得住吗"——这句话她说得很清楚，像是说给楼板下面的人听的。
贺建国的声音低，我只听见他说了两个字："够了。"
然后是沉默。
然后是罗秋萍低低的哭声，断断续续，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把手从键盘上拿开，放在腿上。
我不知道"难着呢"是什么意思。
债？
还是别的什么？
林绮云那句话像根刺，不疼，但拔不出来。
我最初的判断是债务，或者更难听的那种——欠了不该欠的人的钱。
可罗秋萍那句"你一个人扛"，又像是另一种意思，像是有什么事情贺建国藏着，没让她知道。
我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时钟走到十一点，楼上的声音停了。
我第一次没有去床上躺着，而是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拿起放在门边的外套，把门轻轻打开，走了出去。
楼道里的灯是感应的，我一出来它就亮了，白得刺眼。
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是不想再坐在那个房间里。
我站在门口，靠着冷冰冰的墙壁，听着这栋楼里所有的安静。
安静是真实的，这个点大多数人都睡了。
可我知道楼上那两个人不一定睡着了，就像我也没有睡着。
我在楼道里站了大概十分钟，正打算回去，忽然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很轻，像是刻意放轻了。
我抬头往上看。
一个年轻男人走下来，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手插在口袋里。
他走到我这层，感应灯照亮了他的脸，他愣了一下，看见我也愣了一下。
我认出他来——是楼上贺家的儿子，我在隔离前见过一次，在电梯里，他喊过一声"叔叔阿姨好"，是那种有礼貌的、不多话的年轻人。
我们就这么对视了一秒。
他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
感应灯在我们中间亮着，我看见他帽檐下面的眼睛，是红的，红得不像是刚睡醒，更像是哭过，或者很久没睡。
他低下头，绕过我，往楼下走去。
脚步声消失在楼梯转角，楼道重新安静下来。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那双眼睛停在我脑子里，我试图找一个解释——被吵醒了，心情不好，下来透气，仅此而已。
这个解释完全说得通，我自己不也是因为这个站在楼道里吗。
可它说得通，我却没办法让自己真的信。
我回到屋里的时候，脚还是凉的。
楼道里那截感应灯已经灭了，但贺晨阳的脸还在我眼前。
不是整张脸，就是那双眼睛——红的，肿的，眼尾有一块皮肤比周围深一点，像是揉过很多次。
我坐到书桌前，没有开电脑。
编辑今天下午发来的消息我回了一个"正在写"，这是这三天里我第一次回她的话，也是最短的一条。
她没有再追，我知道她在等，那种等比催更让我难受，像一根线，绷着，不断，但随时可以断。
楼上很安静。
这种安静来得突然，比任何一次争吵开始都更让我警觉。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什么都没有，就是安静。
我想起贺晨阳下楼的样子，手插在口袋里，帽檐压得很低，像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脸。
可他已经被我看见了。
他知道我看见了，但他没有解释，只是低下头绕过去。
那种"绕过去"——不是回避，更像是习惯了不被接住。
我在桌前坐了大概二十分钟，什么也没干，就盯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钟，看着数字从00跳到01，再跳到02。
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响。
不是砸东西，是椅子腿划过地板的声音，沉，慢，像是有人在很疲倦地挪动身体。
随后是脚步声，来回走动，在我头顶上画出一条线，走到这头，停，再走回去，停。
我没动。
脚步声走了大概十个来回，然后停了。
又是安静。
这种安静比之前的安静更难受，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人醒着，有人也在盯着某个地方发呆，只是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楼板，谁也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
凌晨一点多，我去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边喝。
楼下的路是空的，隔离以来就没见过什么人，偶尔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推着小车过去，声音很小，很快就消失了。
就在这时，楼上又有了动静。
这次是声音，是罗秋萍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她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收紧的、咬着牙的质感，不是在喊，但比喊更叫人难受。
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
就这一句，然后是沉默。
贺建国没有回答。
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我把水杯放到台面上，听见自己放杯子的声音比我预想的响了一点。
你说是一个人扛，你扛了什么，你告诉我你扛了什么。"
罗秋萍的声音有点哑，不像是刚才才开始说话，更像是已经说了很久，说到嗓子里的水分都快干了。
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什么。
从第三天听见第一次争吵，到现在第七天，我听到过"那笔钱"、"你瞒着我"、"一个人扛"，这些词碎片一样散落在每个夜晚，我拼不出完整的图，只能感觉到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坠得越来越快。
我以为是赌博。
后来我以为是外面的债。
但贺晨阳那双眼睛让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那个孩子也知道一部分。
楼上又安静了。
这次是真的安静，没有脚步，没有声音，连那种沉默的压力也消散了，只剩下夜里空调外机的嗡嗡声。
我回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文档还开着，光标停在上次停的地方，那行字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打出任何东西，然后关掉了文档。
我去翻桌底下的一个纸箱，那里面装着我几年前的一些旧稿，是我刚开始写东西那会儿存下来的，有些是发出去过的，有些没发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翻，就是手伸进去了。
我摸到一叠钉在一起的打印纸，抽出来，看了一眼。
是一篇文章，我写的，时间是六年前，题目四个字，打印在第一行正中间：
《沉默是一种暴力》我把那叠纸放到桌上，手压在上面，没有马上去读。
窗外的楼道感应灯突然亮了一下，随即又灭。
我抬头看了看，什么都没有。
我低下头，开始读那篇旧稿。
—— 04 ——
那叠纸比我记忆里要薄。
我以为自己写了很多，翻开来才看见，也就十一页，正反面打印，边角已经泛黄。
墨迹有些地方晕开了，大概是当年保存的时候压过什么潮湿的东西。
我从头读起来。
那是六年前的我写的东西，那时候我刚开始接稿，文字还很用力，每一句都绷着劲，想把什么东西说透。
开头写的是一个场景：一个家庭，父亲喝酒回来，母亲不说话，孩子坐在饭桌旁边假装吃饭，三个人谁都没有开口，可那种沉默比任何一声摔门都更重，压在每个人的胸腔里，慢慢把人压变形。
我当时写的结论是：沉默不是忍耐，沉默是一种选择，而有些选择和刀子一样会伤人。
我读到这里，停了一下。
楼上没有声音。
这一夜很安静，比最近任何一夜都安静，贺建国和罗秋萍没有吵，连脚步声都没有，整层楼像是压着什么，连呼吸都不出来。
这种安静反而比争吵更让我难受。
我继续往下读。
文章后半段举了很多例子，有新闻案例，有身边的观察，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得很笨，但是很真。
最后一段我写：沉默是一种暴力，因为它不留痕迹，没有证人，被伤的人自己也会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我把那叠纸放到桌上，手压在上面。
窗外的楼道安静着，空调外机嗡嗡转，夜里两点多，隔离第十二天。
我已经连续九个夜晚没有睡超过三个小时。
截稿的死线是明天下午五点，编辑今天下午又发了一条消息，语气很平，但我知道那种平是最后的平。
我打开文档，盯着光标，一个字没有打出来，然后关掉了文档。
我坐在书桌前，手边是那叠旧稿，脑子里转着贺晨阳那双眼睛。
红的，红得不是因为困，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想起贺晨阳那晚在楼道里绕过我走掉的背影，想起林绮云那天送菜时说的那句话——老贺家那边，我知道一点，难着呢。
我当时没有追问，她也没有多说，话就那么悬在空气里，我以为我会忘掉，可我没有。
那笔钱。
你瞒着我。
我一个人扛。
这些碎片从第三天夜里开始就停在我脑子里，我拼了九天，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形状。
可那个孩子的眼睛不像是因为婚外情或者赌债会有的那种红。
那是另一种红，是知道了什么、又压着什么、压到快压不住的那种。
我把旧稿重新叠好，放到一边。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找到一张A4纸，一支圆珠笔。
我想了很久，才开始写。
我以为我会写成一封投诉信。
措辞严正，条目清晰，最后附上物业投诉途径，让对方知道继续下去的后果。
可是笔落到纸上，第一行字就不是那个样子——没有开头的铺垫，没有结构，就是直接说：我住在这栋楼里，我听见你们吵架已经十二个夜晚了。
我把那一行字盯了很久，没有划掉，继续往下写。
我写了噪音对我造成的影响，失眠，无法工作，连续多天精神状态下滑，这些都是真的，一个字没有夸大。
我写了我猜测楼里其他住户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隔音这么差，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写的时候手是稳的，措辞是克制的，没有谩骂，没有威胁，就是陈述。
写到最后，我停下来。
我本来想在这里结束，写上"请注意控制音量"或者类似的话，然后署名"全楼住户"，把信折好塞进他们家门缝。
可我没有。
我想起旧稿最后那段话，想起贺晨阳那双眼睛，想起那九个夜晚里从天花板漏下来的那些碎片——不是单纯的愤怒，是某种撑不住的东西在两个人之间互相撞击。
我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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