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申诉路，一个农民的法治之问：这场“执法”争议谁来解？|公安|公平正义|法治

当“暴力抗法”的标签被撕开，露出的究竟是谁的伤疤？

2017年5月22日傍晚，浙江温岭城南镇下街村红绿灯路口，52岁的徐福根驾驶着挂有临时牌照的本田轿车下班回家。几名自称交警的人员将其拦下。据徐福根陈述，现场未设正规检查关卡，执法人员未出示有效证件，甚至疑似带有酒气。短暂接触后，他被指"开车驶向辅警"并"咬伤民警"，随后被从车内拖出。冲突之后，徐福根被120送进医院。据徐福根称:同一时间，现场群众砸碎了执法警车的玻璃，在现场拍视频、发视频的老百姓，有四百多人被带走。

温岭市人民法某院（2017）浙1081刑初1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福根以暴力方式阻碍执法，致多名警务人员轻微伤，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

一方是司法文书盖棺定论，一方是当事人喊冤不止。这起看似尘埃落定的旧案背后，隐藏着太多法治进程中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

一、执法者的“红绿灯”是否失灵？

基层执法是法治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这道关口本身不亮，后面所有程序都会跟着跑偏。

徐福根及其辩护人始终咬住三个核心程序疑点：

第一道裂痕：没有卡，何来“闯卡”？

判决书认定徐福根“不配合检查并开车驶向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的辅警”。但徐福根反复陈述：现场连正规的检查关卡都没有，他往哪儿闯？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设卡检查须有明确标识、规范着装、出示证件。如果这些基本程序全部缺失，那么“闯卡”的前提本身就不成立。

第二道裂痕：一人徒手与五名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这符合常理吗？

判决书认定，徐福根殴打辅警面部、咬伤民警和辅警，造成多人轻微伤。而徐福根称其持有的现场视频显示，他是被多名执法人员从车内拖拽出来、压倒在地的一方，后被120送医急救。

一名普通农民，在未持任何器械的情况下，与五名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并致多人受伤——围绕这一情节的合理性，正是徐福根持续提出异议的核心所在。

第三道裂痕：关键证据为何始终未被调取？

徐福根反复要求调取现场天网监控和执法记录仪视频——这是最原始、最客观的证据。但截至目前，这些影像资料既未在庭审中作为辩方证据出示，也未成为否定指控的依据。这一核心证据的长期悬置，是本案最大的疑问。

“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民，面对五名穿着制服（注：当事人称未规范着装）的执法人员，在闹市路口以卵击石，打伤四人？”徐福根在申诉信中写道，“这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人性。”

法治最朴素的逻辑，恰恰是“常理”。当一份判决脱离基本生活经验时，公众有理由怀疑，是证据说谎了，还是推定有罪的眼睛戴了滤镜？

二、一场失控的执法，与一个被"做实"的罪名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起案件背后浮出水面的执法细节。

徐福根指称，当天执法的民警金某等人系横峰街道交警，并非城南辖区执法人员，跨辖区执法的合法性存疑。更严重的是，他指控对方执法前饮酒——这一说法如果属实，已不止是违规，而是对执法底线的公然践踏。

而执法之后的处置，同样令人侧目。

徐福根称，审讯期间办案人员言语威胁，称"坐铁凳子老虎凳舒服吗"，并强迫其按预设供词签字。"你签也要签，不签也要签，不签我有的办法要你签。"这句话如果属实，已不是简单的审讯策略问题，而是涉嫌违反程序规定。

他至今记得办案人员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没有背景，所以我来抓你。"

一个法治社会里，执法对象不应以"背景"论处，法律面前应当只有事实、只有证据，没有"背景"的差别。当执法者以"背景"作为选择性执法的标尺时，法律的平等性便已千疮百孔。

三、八年申诉：从法某院到检察某院，再回到法某院

2018年1月，徐福根刑满释放。

他没有沉默。此后的八年里，他走遍了能走的所有渠道：向公安机关申诉，被告知“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请向法某院提出”；向检察机关反映，答复“可向法某院申请再审或提出刑事申诉”；材料辗转至最高法某院，又被转回温岭市法某院刑事审判庭。

一圈下来，问题回到了原点。

2026年6月，温岭市某公安局出具的《告知书》明确告知：该信访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权范围。检察机关同样以书面形式答复：不服判决，请走申诉程序。

每一个机关都给出了程序上的指引，却没有人对案件本身的实体问题——那些裂痕、那些矛盾、那些悬而未决的疑点——做出正面回应。

对于徐福根而言，这些程序性的答复形成了一个闭环：起点也是终点，跑了一圈，仍在原地。

四、一张判决书，如何压垮一个农民的一生？

八个月，对于漫长人生不过一瞬。但对于一个中国底层农民，这八个月的烙印，是刻在骨头上的。

· 经济上，社保断链。因背负刑事案底，徐福根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金被推迟发放8个月。对于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村老人，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生存尊严的缺口。

· 征地补偿，同地不同价。徐福根的良田与玉环市沙门镇瑶坑村的良田仅一界之隔，地相邻、土相接。据徐福根称，沙门镇的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13万元，而温岭市城南镇仅为每亩6万元——同样的土地，只因行政区划不同，补偿标准相差一倍还多。他曾拨打12345政务热线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地方差别不一样”。徐福根说，城南镇的工作人员曾到沙门镇沟通，回来后的说法是：“你们要跟我们一样，如果不一样，我们工作很难办。”这句“工作很难办”，最终以他这边“不一样”收场。至今，他的土地征收协议仍未签字。

· 家庭上，骨肉疏离。更令人错愕的是，在此案申诉期间，徐福根儿子的户口被当地派出所以“双重户口”为由单方面注销。父子本已多年未见，如今连法律上的关联也被人为切断。“以前说我有案底，现在连我儿子都没了。”徐福根说这话时，声音在颤抖。

· 精神上，法治信心遭受重创。八年里，他向国家某信访局、最高法某院、最高检察某院寄出数十封挂号信。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层层转交，最终仍回到温岭市人民法某院和检察某院。信访函在县市级机关的空转，消耗的不仅是行政资源，更是一个公民对法治的最后耐心。

“他们现在就是等着我犯错，等着我走极端。”徐福根说，“但我偏不。我就算活一天，也要讨个说法。”

五、当事人的诉求

1. 撤销错判——撤销（2017）浙1081刑初1351号判决，还他清白。

2. 追究责任——彻查办案中涉嫌伪造证据、刑讯逼供、枉法裁判的人员。

3. 国家赔偿——依法赔偿人身自由损失和精神损害。

4. 调取视频——公开案发当天执法记录仪和天网监控，让真相见光。

他要的，不过是八个字：真相、清白、追责、赔偿。

六、让“天网”照进现实

徐福根始终想不明白：“公路上有那么多天网，为什么不调出来给大家看看？”

八年了，这句话他问过办案民警，问过检察官，也写在每一封申诉信里。没有人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