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面“封锁”的延安
如何用马兰草克服“纸荒”困境？
王 斐 贺启翔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陕甘宁边区基本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特别是纸张，对于普通陕北民众来说非常稀罕。虽然当时米脂、葭县（今佳县）、绥德等地已有家庭作坊制造麻纸，但产量微乎其微。
困境：纸成“奢侈品”
1936年4月，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在《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中指出：“陕北过去不仅不产纸，因国民党的愚民政策，教育经费又被 国民党拿去作军费，当然要不了什么纸，影响到纸的供给。”随着中央机关办公和各种学校的创办，纸张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市场上的纸品一时非常紧俏。当时，边区机关干部和学校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仅配给5张纸，有些单位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甚至连医生开处方也用桦树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这样写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学校因为纸张缺少，只得用敌人宣传品的背面来做笔记的？”海伦·斯诺也曾惊叹：“哪怕最普通的纸都是奢侈品。”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纸张主要依赖购买。1937年边区政府建设厅连同擅长手工造纸的地主李双全，在甘谷驿合作开办了一家造纸作坊，但仅有一个捞纸池子和6名工人，以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采用传统手工技术造纸。1938年5月，在此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成立了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有工徒14人，捞纸池4个，年产纸仅50令。
然而，“纸荒”危机在1939年雪上加霜。自1939年开始，国民党先后发动3次“反共”高潮，并从1940年起调集大批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禁止粮食、棉花、布匹、纸张等必需品进入边区，妄图“困死”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指战员。1941年国民党给八路军停发军饷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由于纸张的匮乏，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文件的印发，中央机关和各学校的办公学习以及新闻出版都遇到了很大困难。1940年1月，艾思奇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边区出版上所有的困难和缺点，主要是在于纸张困难，不能不限制印刷份数，因此供不应求。又因此，文艺方面的出版物没有力量印刷。”1941年6月19日，《解放日报》创刊不足一月，便因纸张缺乏被迫刊出缩减印量的启事：“惟因边区造纸厂之产量尚极不足，以致影响本报的印数不能不大为减少”，并表达了不得已的苦衷，“此实属不得已之举，区区苦衷，尚祈读者谅”。一周之后，6月26日，延安新华书店也登载了由于纸张不足，《解放》和《中国文化》等刊物缩减发行量的启事。“纸张比子弹金贵”，道尽当时文化战线的窒息之痛。
造纸厂的纸浆池（1942年）
突围：“马兰造纸俏”
在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下，边区自力更生生产纸张，迫在眉睫。为此，中共中央发动全边区党、政、军、民、学等一切力量，来突破这一制约边区的用纸问题。作为当时边区唯一的纸厂，1939年安塞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通过“特大量购置稻草，麦秆草、破布、糜草，小米杆以及山上之野草等造纸原料”和各种技术改良努力增加产量，但也只能“日产报纸一万张”。1940年5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专门成立了造纸专门委员会，邀请各方面专家进行研究。8月，边区学联也向各个学校发出号召：“各学生会协同学校切实执行大量收集废纸，供造纸厂原料之需。”并强调“收集废纸，事简利多”。中央教导大队、枣园纸厂还专门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启事收买废纸：“印刷纸头每斤大洋4元，普通破纸每斤大洋3元。”尽管至1941年政府公营、机关经营的十几家造纸厂生产都陆续步入正轨，但缺口仍然很大。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上半年边区共产纸520令，而全年纸张的消费量约为8000令，生产量仅能自给6.5%。
虽然都知道木材造纸质量高，但边区土地贫瘠，陕北的树木却较少，能用作造纸的原料—麦草、稻草，基本都是牲畜的主要饲料，因而边区造纸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原材料。1939年11月，边区政府安排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到陕甘宁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担任技师、工务科科长，首要任务就是探索造纸原料，解决边区印刷用纸的难题。
华寿俊（中）和科技工作者
转机出现在1940年春的开荒现场。开荒劳动中，华寿俊的锄头被一种草的密如蛛网的根系缠住。旁边的人向他介绍说这叫马兰草，连老百姓的毛驴被它缠住了腿脚都很难脱身，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扯倒驴”。这种草因其纤维坚韧不好消化，连牲口都不吃，当地农民一般用来搓绳。华寿俊放下锄头蹲下来仔细观察，发现其纤维丰富而且坚韧，立刻断定这是顶好的纤维工业原料。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割了一捆马兰草带回工厂做试验。经过在汽油桶改装的蒸煮锅中进行反复试验：石灰水浸泡两天，土碱漂白12小时，钢丝帘替代竹帘捞纸……马兰草造纸终于取得成功。利用马兰草造纸较麻纸造纸不仅方法更为简便、成本低廉，而且又薄又匀不易拉破、不易起毛，更适用于印刷。过去用麻造纸每月只能产四五百刀，改用马兰草造纸可以达到2000刀，扩大生产后可以实现每月25万张纸的计划。
延安时期生产的马兰纸
振华造纸厂造出了马兰纸，很快就将成功经验推广开来。漫山遍野的马兰草成了造纸原料，边区政府当即发动“割草换纸”运动，并公布通令，群众收割马兰草供给当地纸厂，可以代公粮。当素来被视为废物的马兰草可以卖钱时，边区百姓非常高兴，纷纷上山为纸场割草。延长县农民王德胜带着全家老小进山，7天割得马兰草2000斤，换来边区银行发行的“生产券”。然而由于缺乏机器设备，生产只能依靠手工作业。正式投入生产时已入冬，在厂长刘成的主持下，华寿俊和工人们一起迎着刺骨寒风，破冰洗浆。在生产实践中，华寿俊鼓励工人们大胆创新，涌现出了刘福学、陈树铭、刘安治、杨双成等一批优秀技术工人。特别是在1941年五一劳动竞赛中，振华造纸厂工人通过技术改进发明“大锅”蒸煮和捞纸“帘子”，为边区纸业的大量生产奠定了基石。
振华造纸厂工人在捞纸浆（1942年）
继马兰草造纸成功后，边区又陆续研制成功了高粱秆、麦秸、桑树皮等造纸，原料供应更为充足。随着造纸工艺的不断改进，边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生产竞赛中喊出了“多出一张纸，多印一份报，就多给敌人一些打击”“多产一张纸，就等于多造一颗子弹”等鼓舞士气的口号。在生产实践中，大批技术工人成长起来，边区造纸工业迅速发展。截至1940年12月，边区已经用10万斤马兰草造纸20万张。政府公营造纸厂由1940年的3家迅速发展到1941年底的10家，年产量由833.32令提高到2147.271令。至1942年底，边区共有公营纸厂14家、私营纸厂48家，产量也飙升至6849.05令，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和学习的用纸需求，造纸工具也实现了全部自给。朱德在1942年视察南泥湾时创作了一首五言长诗《游南泥湾》，诗中颂道：“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火种：“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
马兰草造纸虽然解决了边区造纸原料不足的问题，但与进口的纸张相比，马兰纸的印刷适应性仍然很差。1942年3月21日，《解放日报》专门报道《振华纸厂土纸质量欠佳》，称：“唯近来印厂所收该厂送到之土纸，每令中常有20%左右粗糙异常，致印成报纸模糊不堪，阅读困难。望振华纸厂不但要在数量上完成计划，且应在质量上尽可能求得改良云云。”为此，华寿俊和老工人们一起反复试验，通过增加打浆、洗浆次数，改进蒸煮工艺，用钢丝帘代替竹帘捞纸，用火墙烘烤代替自然晾干等方法不断改进纸张质量，以提高马兰纸的印刷适应性。中央印刷厂还专门增设了补纸工，用淀粉糊逐张修补有孔洞的纸，把洞补好后再进行印刷。解放日报社的编辑也专门将铅字间距放大0.5毫米，防止纤维断裂导致油墨晕染。由于马兰纸用的是手工抄造工艺，一面比较平整，另一面则很粗糙。因而用正常工艺印出来的书报在粗糙的一面就显现不清楚。为此，印刷厂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改进印刷工艺，以适应马兰纸的特殊要求，印出了合格的印刷品。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百万字的会议文件、代表证、选票均由此纸印刷。谢觉哉赋诗赞曰：“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
印刷《解放日报》
更艰巨的战役是在钞票用纸上展开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下，边区金融遭受了空前的困难，边币与法币的斗争异常激烈。边区政府针锋相对，果断决定边区境内停止使用法币，由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货币。钞票用纸成为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40年10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了以华寿俊为负责人的钞票纸研制小组，在永坪造纸厂秘密实验苎麻纤维配比。与普通纸相比，钞票纸要求两面光洁，经久耐磨，便于套印。这就要求制造钞票纸的原料必须具有纤维长、强度大、韧性好，既细又柔的特性。华寿俊先后用短棉、碎布、绳头、线麻、萱麻作试验。鉴于萱麻具有上述特性，在边区产量也大，民间又有种植剥麻、浸麻的悠久历史，华寿俊决定以萱麻为原料试制钞票纸。他和参与工作的同志自制切麻机、滚纸机，借来打浆机，工人们用马尾筛过滤纸浆，以火墙烘出独特纹路。一步一步地试验，一关一关地突破，经过艰苦的探索努力，终于成功试制出钞票纸，并且这一工艺连日军特高课也难以仿制。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证券
不久，边区银行决定在延川县永坪建立钞票纸厂，自然科学院又增派武可元、陈少丹带领一批青年学生编制生产程序，并进行钞票纸厂的勘测设计与施工。他们昼拼夜搏，筑坝凿渠，安装设备，修建厂房，以水为能源，通过水轮牵引机器转动，最终成功生产出了钞票纸。与此同时，边区银行委托有着丰富货币设计经验的黄亚光负责设计钞票图样，审查通过后制成模版，成功印出了边区的第一张钞票。从1942年开始试制到1944年，钞票纸厂共造钞票纸300多令，总重量约10吨，完全满足了边区贸易公司印制商业流通券的需要。从1944年至1947年，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全部采用边区自制的钞票纸。钞票纸的研制生产和边币的发行，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稳定边区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边区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前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为表彰华寿俊的突出贡献，1940年，华寿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与表彰。朱德是在自己家里单独接见了华寿俊，还非常高兴地将华寿俊介绍给康克清说：“这是我们的发明家。”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亲自为华寿俊颁奖。
当毛泽东将“甲等劳动英雄”奖章别在华寿俊胸前时，延河两岸的马兰草正抽出了新芽。谁能想到？这种荒原上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野草，可以被用来制作纸张，托举起《论持久战》的智慧、《白毛女》的呐喊、整风文献的锋芒……
马兰纸印制的七大代表证
80多年后，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已脆化的马兰纸册页，似乎仍以毛糙的触感讲述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正如当年振华纸厂的一名老工人曾充满憧憬地说：“我们在政治意义上的收获说起来比在经济上的收获还大，我们学会了怎样管理工厂、怎样培养工人，你知道，有人说共产党善于治党，不会管家、治国，可是现在我们就在学着管家、治国……将来，那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原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9期）
作者：王 斐 贺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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