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田进
“我不敢早走是因为领导还没下班，同事都在加班，我要是先走了，怕被觉得不够努力，影响领导对我的评价。”过去几年，在就加班问题进行调研时，多位企业员工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表达了类似观点。
毛宇飞长期研究劳动力市场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领域，先后参与国家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的多项科研项目，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
他说，企业员工“不敢走”的心态折射出的是一种被动、非自愿的加班文化。如果劳动者的收入足够、社会福利有保障，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长时间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5年以来，工时过长的问题在宏观数据层面出现了积极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4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时不断上涨；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较2024年明显下滑，2026年前个五月则进一步延续回落态势。
他表示，2025年以来周平均工时的小幅下降对居民收入存在双向影响。一部分劳动者高度依赖加班费，工时缩短后加班费也随之减少，总收入下滑的阵痛在短期内不可避免。但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如果工时缩短的同时小时工资率同步上涨，居民的获得感将显著提升。这也是经济体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不可忽视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就业人员工作时长仍处于较高区间。
周平均工时为何波动
经济观察报：哪些因素推动了2026年周平均工时进一步下降？
毛宇飞：过去几年，在中国经济增速波动过程中，企业的生产节奏逐步趋于稳定，像前几年那种快速赶工、扩张的紧张状态有所缓解。
其次，过去经营承压时，企业普遍选择延长员工工时消化成本压力，但这种调节方式已经接近上限，员工的工时不可能无限制拉长。到2024年初，周平均工时已接近49小时，继续增加的空间非常有限，企业依靠加班增加产出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
与此同时，“反内卷”的政策导向和劳动保障政策的干预效果初见成效。可以看到，近一年很多大型企业开始主动设置加班时长上限。相关政策虽然没有强制企业缩短工时，但它明确指出工时过长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一个需要调整、治理的问题。
最后，很多新生代员工的职场观念发生变化，对加班的接受度下降。另外，一些企业为了开拓国际市场，选择主动对标国际通行的劳动标准，企业的用工模式也因此发生了一定变化。
整体来看，周平均工时有所回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中国工时过长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经济观察报：全国周平均工时整体下行过程中，哪些行业的变化最明显？
毛宇飞：首先是此前加班现象十分普遍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最先响应“反内卷”相关导向；其次是一些外贸企业，为遵守国际劳动标准，选择主动调整过长工时；三是此前工时已经过长甚至接近极限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经济观察报：2016至2024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时为何持续上涨？
毛宇飞：不同企业在应对利润压力时，策略选择存在差异。部分发达国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裁员来快速降低成本，而国内不少企业则倾向于通过延长工时来维持人力规模，以此间接控制人力成本，这是2016—2024年工时持续上涨的根本驱动力。这种延长工时的选择，导致国内很多企业形成了普遍的加班文化，无形中加剧了职场人群焦虑。
2016—2024年也是国内互联网行业高速扩张期，我们常说的“996”“内卷”等职场状态，大多数由互联网行业向外蔓延。互联网赛道天生带有很强的竞争属性，抢占市场先机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输赢，催生了超长工作模式。
2025年爆发的“外卖大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传统的隔日配送模式引流有限，用户可能两三天才打开一次App，但即时配送带动用户每天能点两三次，流量差距被一下子拉开。这种“抢跑”逻辑，自然推动了工作时间被不断拉长。
经济观察报：2005—2008年也曾经出现周平均工时下滑，和2025年之后的下滑有什么区别？
毛宇飞：两次周平均工时下滑有本质区别。2005—2008年的工时下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企业随意加班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年企业周平均工时降至44.6小时，创下阶段低点。只是后续各类规避法规的方式开始出现，法律的约束效果逐步减弱，工时再度反弹至较高水平。
其二，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海外需求萎缩，进而导致国内企业订单量大幅缩水，许多企业被迫减少甚至取消加班。
总结来看，2005—2008年工时下滑属于外部冲击带来的被动调整，周期性、暂时性特征明显。经济回暖后，工时迅速回升。反观2025年至今的工时下滑，是生产节奏趋于稳定、技术升级、“反内卷”政策引导、劳动者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行业主动调整，而非外部环境倒逼。
辩证看待工时过长问题
经济观察报：周平均工时虽然不断回落，但仍高于法规规定，应如何看待国内长工时的现状？
毛宇飞：评判国内工时偏高问题，需要放在产业链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去理解，不能简单将周工时过长等同于“落后”或“不重视劳动者”。大多数欧美国家早就完成工业化，拥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来保障劳动者的短工时和更完善的福利。中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较大，利润空间有限，因此只能通过延长工时去维持稳定的产出和收入增长。
但是，当前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这些年中国产业升级不断加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已经逐步走到全球前列，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在提升，这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国内周工时过长现象是一个经济体在升级产业链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关键在于这个阶段会持续多久，以及能不能通过产业升级和政策引导，让它尽可能短一些。
经济观察报：工时是劳动者与雇佣者协商的结果。在工时过长的问题上，劳动者的主观意愿如何？
毛宇飞：当前劳动者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的工时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2025年6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显示，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我们在调研中也听到有员工坦言：“我不敢早走，是因为领导还没下班，同事都在加班。我要是先走了，怕被觉得不够努力，影响领导对我的评价。”这种“不敢走”的心态折射出的是一种被动的、非自愿的加班文化。
当然，也有部分劳动者出于经济考虑愿意接受加班。部分从业者也表示，如果能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得不错的收入回报，并不排斥加班。但这种情况往往建立在“加班费有保障”或“加班收入足够有吸引力”的前提之上。但《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有近60%劳动者在免费加班，仅26.5%能获得加班费。
如果劳动者的收入足够体面、社会福利有保障，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长时间工作，而会更倾向于享受生活、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工时的协商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对等的。劳动者在加班文化、考核压力、收入焦虑等多重约束下无法真正自由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
经济观察报：如果工时过长问题长期存在，对劳动者可能产生哪些不良影响？
毛宇飞：工时过长对劳动者的不良影响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最直观的就是身体健康问题。长期超时、超负荷工作会造成劳动者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病趋于年轻化，还易诱发腰椎、心血管等疾病。其次，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焦虑情绪和抑郁风险都会明显上升。
尤其是现在“隐形加班”越来越普遍，通过钉钉、微信等数字工具，工作消息可以随时随地侵入员工的私人时间，劳动者长期处于一种“在线待命”的紧张状态，精神压力非常大。
从工作—生活平衡的角度看，过长工时挤占劳动者休息、陪伴家人的时间，可能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劳动者的消费活力。比如各地希望促进消费，但服务与消费需要花费时间，而工作时长过长导致劳动者没有时间进行娱乐消费，对提振消费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经济观察报：工时过长“伤害”员工，企业为何依旧选择延长工时？
毛宇飞：明知工时过长伤害员工，不少企业仍然选择延长工时，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企业出于控制生产成本的考量。延长现有员工的工时比招聘新员工成本更低，企业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社保支出、培训成本和管理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效益。
二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谁先抢占市场，谁就更有可能成为赢家。所以很多企业选择通过延长工时去抢机会、赶进度，觉得多干几个小时就能多抢一点先机。
三是很多企业已经形成了对“工时堆积”的习惯性依赖，在观念上认为更长的工作时长就等于更多的产出。这种观念一旦固化下来，短期内很难转向效率驱动的发展模式。我们也看到，当通过延长工时就能轻易获取利润或完成目标时，企业自然缺乏动力去投资于技术创新、流程优化这些更费劲的事情。
最后是监管执行不到位的原因。当前企业延长工时的违法成本很低、处罚力度较轻，而对企业而言能够带来较多收益，这使得企业在“合规”与“利益”之间作出了功利化的选择。
工时调整方向
经济观察报：应对工时过长问题，政府部门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毛宇飞：政府部门应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称“劳动法”）修订的步伐。劳动法规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国务院于1995年将标准工时调整为每周40小时。在目前的实践中，多数用人单位已执行每周40小时标准，但劳动法仍有待同步修订，以避免法定标准与实际执行之间出现差异。
人社部门应强化劳动监察执法。现在违法延长工时的现象其实并不少，但企业违法成本偏低，监察力量也有限。只有提高违法延长工时的成本才能形成有效威慑。
最后是应积极推动集体协商机制的建设。在制造企业和平台企业中，需要通过集体协商来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确保劳动者在标准工时内能获得合理收入。工会也需要加强对劳动者工时权益的日常监督和维权支持，让劳动者维权时有可靠的渠道。
经济观察报：面对工时过长问题，企业应如何调整？
毛宇飞：核心是要调整薪酬激励机制。很多劳动者愿意加班的根本原因是底薪过低，只能通过加班费来提升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企业逐步提升小时工资率，让劳动者在标准工时内就能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合理收入。特别是在数智化背景下，可以通过引入基于AI的工时与效能分析系统，更精准地核算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使劳动者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从而摆脱对无限延长工时的依赖。
经济观察报：除关注工时过长问题外，劳动者的哪些权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毛宇飞：首先是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灵活就业群体，他们在法律关系上常常被界定为“非标准劳动关系”甚至“劳务合作关系”，等于被排除在劳动法核心保护范围外，社保覆盖率严重不足。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灵活就业人员通常是自行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无法缴纳住房公积金。
第二个是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问题。许多灵活就业者，特别是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长期处于超长工时状态，存在巨大的身心健康安全隐患。有些骑手为了赶时间、避免超时，经常出现闯红灯、逆行等情况，风险最终都由劳动者自行承担。因此，建立一个针对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
此外，还需要关注休假权的切实保障。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等相关制度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但在实际执行中“有假难休”现象普遍，相关制度落地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需要设置刚性约束。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观察中，近年工时长短如何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
毛宇飞：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工时和收入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很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长并没有跟上工时增长的步伐，可能他们的周均工作时间在增加，但实际的小时报酬反而在减少，这其实是一种变相降薪。
工时过长对工资增长的影响需从两方面来看待。从积极的一面看，延长工时确实能带来总收入的增加，很多劳动者愿意加班也是出于这个考量。但当加班成为常态之后，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实际上被稀释。不少低收入劳动者每周工作超50个小时，但收入仍然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说明一些岗位本身缺乏足够的劳动保护和福利支持，劳动者只能靠无限拉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工资的不足，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收入增长方式。
2025年以来周平均工时的小幅回落，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对于一部分依赖加班费来维持收入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工时减少后他们能够获取的加班费自然也就有所减少，总收入可能会下降。短期之内，这类阵痛很难避免。但对于更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工时减少的同时，如果小时工资率能够有所提升，那就能够提升居民的获得感。这也是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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