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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中期论坛（总第73期）在京隆重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联合主持，聚焦“中国经济：2026，承前启后”，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李扬、刘世锦、蔡昉、郑新业、黄海洲、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新业为本次中期论坛致辞。他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成立20年来，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研究，坚持面向中国实践做学问，坚持在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就：第一，论坛服务党的创新理论阐释，推动宏观经济研究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第二，论坛服务政府科学决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研究支撑；第三，论坛服务多主体的高质量决策，帮助社会方面理解政策、稳定预期；第四，论坛服务立德树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过去20年，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支建设性力量，面向未来，宏观经济论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使命更重，空间更大。一是要继续围绕党的创新理论阐释开展工作，落实4·25重要讲话精神，把论坛打造为为服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平台，同时培养更多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二是要继续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落实落地提供科学研究。三是要把研究任务更好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
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6年中期）。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二、“承前启后”的中国宏观经济：三重逻辑
三、风险挑战和发展机遇
四、增长研判与政策建议
正式展开分析前，首先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历史方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五五”时期作为第一阶段（2020—2035年）的中段，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十四五”时期成果，又要为“十六五”基本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确保2035年目标如期达成。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其历史方位、核心使命就在于“承前启后”，这是当前认识和评估经济表现与研判经济政策需要把握的视角。
202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十大要点如下。
第一，总体层面，一季度GDP实现开门红（增长5%），上半年预计增速4.5—4.7%，实现了既定增长区间目标；但是短期稳增长压力迫切。
第二，“K型分化”或者结构分化是突出特点，在多个维度快速发展，包括生产端（例如制造业vs服务业，制造业内部，服务业内部等）、需求端（内需vs外需，商品vs服务，投资领域，出口产品结构等）。
第三，结构分化背后底层原因是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新阶段（供需结构都必然变化，也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必然更依靠创新）、科技革命快速发展且竞争激烈、地缘政治形势变迁（经济安全）。
第四，结构分化会持续若干年。第四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浪潮下，全球进入新的超级资本开支周期，未来将持续数年。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链、装备制造业也将持续迎来发展和出口机遇。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投资下行背后，有市场对其过剩产能出清的压力，新增投资动力不足，其间叠加地方政府保护相关产业财力受限，下滑也将来得比以往更激烈更持久。
第五，经济的快速动态调整既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收益，也带来了较为广泛的经济痛楚和收入预期弱化。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作用做好兜底与协调，走好“钢丝”、把握好平衡，直至分化缓和结束、迎来新的高水平均衡。
第六，“K型分化”、“结构分化”虽是客观事实，但是只描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侧面或者表象，未能呈现中国经济中“坚守底线”的一面，未能呈现中国经济“创造性破坏”“优化调整”的一面，也未能呈现中国经济分化中“开创新局”、向新向智的未来前景。全面而言，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的是“承前启后”的态势，其中包括“坚守底线、优化调整、开创新局”三重逻辑。理解当前经济现状，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研判当前和今后政策导向，都需要以系统思维从这三重逻辑的视角出发。
第七，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尤其是快速演化的“K型分化”可能带来的猝不及防打破平衡的风险：宏观上可能抑制总需求，微观上可能加剧企业困境，区域上可能扩大发展差距，金融上可能积累结构性风险。
第八，“十五五”规划所做的重大部署与开局、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新阶段、科技革命快速发展且竞争激烈、地缘政治形势变迁，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
第九，政策应“承前启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政策设计与指标设定体现了三重逻辑，坚守底线、优化调整、开创新局的政策都要加快加力出台。在长远促发展与短期稳增长方面，当前政府政策权衡的天平应该更加注重短期稳增长，通过政府兜底维持短期基本均衡，促进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良性循环。供给端的结构分化可以正面看待，要坚定不移优化调整、开创新局；关键是需求端要激活，要坚定不移坚守底线，亟需建立增长成果分享机制。不能通过限制、放慢新产业或保护传统产业的政策思路来度过困难时期。
第十，随着稳增长政策和重大项目陆续落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及去年下半年的低基数效应，2026年全年经济走势将呈现U型，实现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增长更可能位于目标区间中下部（4.5—4.7%），为经济转型预留充足调整空间。
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一）总体面：GDP实现开门红，但稳增长压力仍迫切
2026年一季度，按不变价计算，我国GDP同比增长5.0%，相较全年4.5%—5%的区间目标，形成较为明确的“开门红”；名义GDP当季同比自去年三季度起具有回升态势，至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速达4.94%，逼近实际GDP同比增速。GDP平减指数延续上升态势，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有望回到“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良性状态。
分产业看，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长4.9%，第三产业增长5.2%。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第二产业保持接近总体增速的表现，第一产业运行总体平稳。
2026年一季度较好表现并不意味着全年增长压力减轻。回顾2013年以来季度GDP走势，13年中有9年的一季度增速为全年高点，全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键仍取决于后三个季度增长动能的持续性。结合最新的月度供给、需求数据，当前稳增长压力迫切。
（二）供给端：农业平稳，工业、服务业放缓且内部分化
农业方面，关键农产品供给充裕，居民食品支出成本稳定。一季度，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累计同比增长4.0%，其中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增速平稳，整体生产形势向好。农产品供给较为稳定，农产品总体价格指数处于稳定区间内，居民的食品支出成本保持在合理区间。
工业方面，工业生产累计增速放缓、5月边际改善；高技术产业增速领先，结构性分化持续。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4月份增速降至4.1%，5月份小幅回升至4.5%，但仍较一季度低1.6个百分点；1—5月份累计增长5.4%，较1—4月份继续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和制造业1—5月累计增速分别为4.8%和5.5%，分别较2025年同期低1.2和1.4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5月累计增速为5.1%，较2025年同期增速提升3.1个百分点，延续复苏态势。
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约83%，是影响工业整体增速的关键板块。今年以来，制造业结构性分化持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是亮点。1—5月高技术制造业累计增速达13.1%，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工业增长，是工业增加值增速的主要引擎。1—5月工业机器人累计增速28.1%、集成电路累计增速25.4%。
相比之下，传统产业、房地产相关行业和部分中下游行业仍然偏弱。例如1—5月太阳能电池、微型电子计算机累计增速则分别跌至-16.4%和-12.2%，一方面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在全球光伏和PC需求退潮下，相关行业进入主动去库存和产能出清期。
该分化格局源于两大背景：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浪潮下，全球进入新一轮超级资本开支周期，未来将持续数年；二是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市场出清。
服务业方面，总体呈现温和放缓态势，内部分化，生产性服务业增速领先。2026年1—5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长4.8%，逐月小幅放缓。1—2月同比达到5.2%；3月和4月当月同比先后回落至5.0%和4.3%，5月当月同比微升至4.4%。分项来看，服务业增长主要由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生活性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增长乏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2026年以来增速持续领跑。
（三）需求端：外需保持韧性，内需总体偏弱、结构分化
内需方面，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冷热特征交织。
从消费来看，消费整体走弱，2026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4%，5月当月同比增速-0.6%，是自2022年12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原因之一是2025年5月为全年消费基数最高点，两个主要背景是：“6.18”电商大促活动提前至5月启动，集中释放消费需求；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同期集中落地。剔除基数干扰后，5月社零两年平均增速为2.8%，所以消费走向值得严密观察。
商品和服务呈分化特征，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则增长2.8%。全国服务性消费（服务零售额）1—5月累计同比增长5.4%。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上升。
商品消费内部分化明显，支撑项包括：1—5月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3.1%，烟酒类和化妆品类零售额增长8.2%和5.1%。严重拖累项则包括：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费增速为-24.6%、汽车类消费同比增速-1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同比下降9.6%，集中表现为房、车等大宗耐用品消费的转弱。一方面，由政策补贴驱动的传统大宗消费（例如汽车）正在经历高峰后的下跌；另一方面，由居民真实需求支撑的日常消费则展现出相对韧性。
服务消费领域分化同样显著，线上消费具有稳步增长态势，新业态、新模式活力得以释放，1—5月服务业的零售额增长5.4%、网购电商业态增长5.9%、综合二者特征的网上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6%。同时，文旅交通消费增长，1—5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旅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
区域与城乡消费也出现分化。商品消费分化大致呈现出如下区域模式：北上等一线城市弱于全国其他城市，城市弱于乡村。3—5月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依次跌1.2%、跌4.8%、跌6.2%。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月同比增长1.9%，4月跌1.3%，5月跌4.7%。北京上海商品消费降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1—5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增速高于城镇1.4个百分点。5月城镇消费下跌至-0.9%，而5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仍保持1.5%的增长。服务消费很可能反之，1—5月，北京服务性消费增长了4.5%，信息、交通等领域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他区域数据待进一步考证。
总结而言，消费政策要有的放矢，瞄准真实需求，顺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从投资来看，2026年以来，投资下滑由房地产单一拖累向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同步走弱转变，投资接续乏力问题更加突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增长1.7%转为1—5月下降4.1%，回落5.8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仍下降1.2%，民间投资下降7.1%，表明投资下行已经不能完全归因于房地产，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投资能力及投资意愿均在减弱，固投增速正面临系统性的回落压力。
基建投资领域，传统基建领域普遍承压，但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表现较好。1—5月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背后重要原因是一季度政策和项目靠前发力透支效应；同时，专项债和预算资金从发行下达到项目开工、工程施工之间仍存在时滞，财政资金尚未充分转化为实物工作量。
制造业投资内部呈现高技术行业较强、传统行业偏弱的分化。高技术行业投资活跃，1—5月份仍增长4.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3.6%，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1%、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但食品、化工、医药、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和汽车制造业投资均为负增长，说明少数高技术行业扩张很难带动传统制造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开发投资、销售、新开工和资金全链条下滑。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据累计数据推算，5月份当月降幅由4月份的20.1%进一步扩大至24.4%。1—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10.8%和13.5%，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2.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0%，其中国内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分别下降28.7%和28.0%。这将继续拖累建筑、建材、家电等产业，并对居民财富、地方财政和金融信贷形成外溢影响。
但5月房价走势分化，核心城市房价率先企稳回升。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环比上涨0.4%。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增速分别为-0.1%和-0.4%，二手住宅环比增速分别为-0.2%和-0.4%。企稳区域分化特征说明因城施策调控方向具备合理性。此外，居民住房品质需求升级成为一线房地产市场回暖的重要驱动力，第四代高品质住宅市场热度走高，该趋势为未来房地产政策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性质看，新建投资在一季度脉冲式反弹后快速降温，2月累计同比达8.5%，3月回落至6.7%，4月进一步降至1.7%，5月增速转负（-1.3%），显示年初项目集中开工的拉动效应未能持续。从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来看，建筑安装工程持续恶化是拖累固投的核心因素，而设备工器具购置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外需方面，高技术产业出口旺盛，进口补料需求激增。
2026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速表现亮眼。1—5月进出口累计达29750.85亿美元，贸易顺差达4517.05亿美元，4月、5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速14.1%和19.4%，进口金额同比增速25.3%和27.4%。事实上，1—5月中日韩越等出口集体大增（15—43%）；美国1—3月增长12%，增长动力集中于能源、农产品；欧洲微增。
全球人工智能投资超级周期、中国产业竞争力加强而其他制造业大国在能源冲击下竞争力持续削弱，叠加价格效应和部分海外企业提前备货，带动了近期出口超预期。通俗而言，外部世界（尤其欧洲）在“折腾”，中国在脚踏实地做好高质量发展，推动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出口高增长。
出口产品结构分化明显，高科技行业出口大幅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金额5月当月同比增长110.87%，达到出口总额9.4%，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拆分量价结构可见，该品类增长以价格驱动为主，当月芯片出口数量仅同比增长2.1%，产品价格实现翻倍增长；上游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承压。进口产品结构与出口结构有所呼应，机电产品、集成电路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金额分别以38.16%、68.04%和80.14%的增速居高；终端消费品进口仍然偏弱。
公共部门需求方面，政策空间充足，有待进一步发力。
2026年以来，政府支出呈现“总量增速回落、内部结构深刻调整”特征。2026年政府支出前两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步走弱，累计同比在2月达到6.1%的阶段性高点，随后逐月回落，3月降至2.7%、4月降至0.4%、5月进一步降至-0.3%，自2024年10月以来再次进入负增长区间，表明二季度政府支出力度明显不足。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026年支出增速均不及2025年。中央政府支出增速远低于2025年6月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时的历史高位，也明显低于2025年一季度水平；地方政府支出增速虽在2月接近2025年4月至9月的高位水平，但在3月以来急速下滑，至4月已时隔16月再次出现负增长。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增速出现分化。中央政府支出增速在今年2至5月仍呈现缓慢增长态势，5月累计同比增速达10.10%；与之对比，地方政府支出增速自2月以来持续下跌，5月累计增速为-1.69%。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活力，当前地方政府经济能力与活力受限，可能构成对中国深层经济增长机制的破坏，值得高度重视。当前中央政府几乎是在独力支出，这对后续财政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含义。
（四）宏观发展环境
流动性环境方面，货币供给充裕，但向信用传导不足。
M1、M2增速平稳，社融总量增速下滑。2026年1至5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从8.2%逐月下滑至7.7%，连续五个月回落，已处于2024年以来的低位区间。社融—M2剪刀差在2025年12月转负(-0.2%)，并在2026年加剧，至5月已达-0.9%，资金并未充分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融资；M1—M2剪刀差长期为负，固定储蓄倾向高，经济活力不足。
剪刀差背后可能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我国经济重心持续向高技术产业倾斜，而高科技企业在上市之前更少依赖信贷途径获取融资，主要依托股权融资（VC/PE）获取资金。央行行长潘功胜深刻总结了这一变化：传统行业重资产高负债，科技企业轻资产低负债。这一转变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内在机制将被弱化，为适应新产业结构和科技产业的融资特性，未来金融政策及政策工具都需要与时俱进重新研究设计。
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各分项走势明显分化。新增人民币贷款和政府债券是社融增量的同比拖累项。今年政府债券融资前高后低，1—3月发行量在0.98—1.40万亿元之间，4月降至0.90万亿元，5月回升至1.22万亿元，节奏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融资是增量结构中的亮点，3月和4月当月新增分别达0.391万亿元和0.452万亿元，明显高于2025年多数月份水平。
政府显性负债率（政府债务/GDP）为68.2%，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财政政策仍具备充足发力空间。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结构总体稳定，政府债券占比缓慢上行，2026年4月，政府债券余额占债券余额比例已超49.5%，表明政府部门是本轮资金流复苏的主要推动者。以地方政府当月新增债券为例观察债务流向，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流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兜底民生工程；对于新型基础设施类的流入规模份额则处于较低水平。
国际经济联系方面，汇率、结汇率和外汇储备同步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
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总体稳定，略有上升。2026年1至5月，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从7字头升值到6字头，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体现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关系)上涨2.83个点。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结汇率自2026年以来迈上新台阶，并在波动中维持改善趋势。企业结汇意愿增强，支撑我国外汇储备在2026年上半年同比大幅增多。汇率、结汇率与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支撑，人民币市场份额自2025年10月呈向上趋势。
（五）微观主体体感
居民端方面，就业总体局势稳定，收入增速有待提升。
2026年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4月下降0.1个百分点，总体失业率保持稳定；16—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仍在16%以上，25—29岁失业率为7.4%，结构性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2025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呈现同比下滑态势，2026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4.0%，慢于实际GDP增速；但经营净收入增长6.6%，个体经营、小微活动和部分自主创业出现积极变化。
企业端方面，规上企业经营情况好转，盈利增强但雇佣承压。
2026年以来企业绩效状况明显改善，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超过15%，产销率于3月重新上扬，但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同比增速始终为负，规上企业的利润改善并非劳动友好型。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持续上扬，2026年4月创疫后最高水平。
（六）经济均衡与预期
从反映供给与需求关系的价格指数来看，5月PPI同比达到3.9%，CPI同比延续1.2%，核心CPI回落至1.1%，价格修复得以延续，但PPI回升幅度明显高于CPI，表明当前价格修复更多来自上游和工业品价格改善，并非需求驱动型全面通胀。有两点信号值得关注：一是消费市场仍处于恢复阶段；二是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尚未完全畅通。这说明当前情况利弊共存，CPI表现较为温和，说明输入性通胀因素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有限，为后续政策持续发力稳增长提供空间；但如果CPI与PPI“剪刀差”持续存在，部分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对经济复苏带来压力。因此，下半年外部输入性价格波动和国内需求复苏节奏仍将是影响物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从反映当下与未来关系的预期指数来看，2026年3月制造业PMI回到荣枯线以上，4月和5月虽有所回落，仍保持在荣枯线之上。具体地，制造业PMI5月为50、EPMI（战略性新兴产业PMI）为52.9，制造业生产展现出一定韧性。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一季度有所上升，4月边际回落，但仍处于近两年较高水平。分项看，就业信心对消费者信心拖累较为明显。居民消费需求并未消失，但对未来收入、就业和资产价格仍较谨慎。
综合上述数据，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可概括四大核心特征：第一，总体达到预期；第二，短期压力显著；第三，动力冷热不均；第四，分化无处不在。
二、“承前启后”的中国宏观经济：三重逻辑
“K型分化”、“结构分化”虽是客观事实，但是只描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侧面或者表象：未能呈现中国经济“坚守底线”的一面；未能呈现中国经济“创造性破坏”“优化调整”的一面；未能呈现中国经济“开创新局”、向新向智的未来前景。全面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呈现的是“承前启后”的态势，其中包括“坚守底线、优化调整、开创新局”三重逻辑。理解当前经济现状，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研判当前和今后的政策导向，都需要以系统思维从这三重逻辑的视角出发。
坚守底线，即守住经济增速、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和安全底线，这是经济“承前启后”的基本保证。第一，坚守经济稳定增长的底线。2026年一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速5.0%，上半年增速大概率高于4.5%，守住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一增速也位列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远高于规模相近的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现有体量，实现这一实际增速已然是亮眼成绩。
第二，坚守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线。2026年以来，总体失业率保持在5.2%左右，16—24岁青年失业率自2025年8月以来总体呈回落趋势，体现政策始终将就业和基本民生置于优先位置。3月及4月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速超过5%、5月当月同比增速达到7.5%，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生保障工作的稳扎稳打。5月财政支出中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两项累计增速达11.3%和6.3%，一季度民政事业实际支出增长4.2%，均表明以“投资于人”和民生兜底为导向的政策正扎实落地并见效。近年来，各类社会保险覆盖人数和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稳步上升，体现各类就业人员参保及其各项权益保障机制逐步完善。
第三，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的底线。202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连续四年下降，其中2023—2025年降幅显著扩大；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除2023年同比持平外，其余年份均实现下降，2025年降幅达5.0%。较2022年，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成交量均迈上更高台阶。2012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和低碳电力发电量占比稳步上升，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稳步下降，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第四，坚守粮食安全的底线。年度总量方面，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占有量超五百公斤，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高频数据看，消费方面，今年以来的月均农产品集贸市场猪肉价格指数、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的同比增速均处于稳定区间内，居民的食品支出成本保持稳定。生产方面，一季度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累计同比达到6.3%的高位，系2024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点。
优化调整，即对当前经济各方面的结构进行针对性调整、边际优化、创造性破坏，推动经济在新目标新阶段下稳中向好运行，这是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所在。第一，优化调整产业结构。2026年一季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对GDP累计增速的拉动点分别为0.13%、1.71%和3.16%，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2%。服务业正与高技术生产端加速融合，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今年1—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0.9%，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增长的亮点和引擎。
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例稳步上升，今年一季度达84.1%；分项数据表明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稳步推进。规上企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而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显著高于制造业总体增速；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机床等中间投入品产量增速及集成电路、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等中间品进口增速的同向亮眼表象，印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不仅表现在高技术产业本身的领跑，更表现在高技术产业带动其他产业朝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优化升级。
第二，优化调整需求结构。我国消费市场正从以实物消费为主，加速转向“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的双轮驱动模式。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5月同比增长2.8%，高于传统社零1.4%的累计增速；服务零售额以同比增长5.4%领跑整体消费大盘，服务消费已成为居民端消费的主要引擎。数智时代基础性消费及电商服务将成为支撑居民端需求增长的新动能。叠加预期走弱、人口结构转型等短期和中长期因素，大宗可选消费或将持续承压(例如汽车市场)。
第三，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202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速以6.6%领跑各个子项，表明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收能力有边际改善，有利于经济活力修复。2026年一季度城乡收入比约为2.23，为近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较长期高位有所收敛，背后原因是农村收入增速降幅小于城市收入增速降幅。行业工资分布朝向制造业和信息相关产业增量调整，房地产、建筑业等旧动能工资增速走弱明显。
第四，优化调整区域结构。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进一步强化，一季度GDP规模前十大省份GDP占比为61.6%，较2025年全年小幅提升0.3个百分点。从各省GDP规模排名变动来看，2026年一季度，江西超越陕西，贵州超越山西，二者都是长江中游先进制造转型较为成功的省份对传统能源大省的超越，彰显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第五，房市债市股市显现边际改善。今年1—5月房地产市场已度过“总量失速”单边下行期，进入“结构筑底”阶段，发展动能从开发增量为主转换到存量运营。相较去年同期，今年1—5月股市成交额放大和成长板块活跃反映出市场风险偏好的边际修复。低利率环境继续支持债市，债券融资对社融形成了重要支撑；中美利差持续走阔，人民币债券国际吸引力提升。
开创新局，即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浪潮来临之际，基于当前改革发展成果，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新要求，开创性地布局未来发展基础，这是经济“承前启后”的未来航向。第一，开创未来产业发展新局。先进制造体系向更高层级延伸。我国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通信网络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已具备较强产业基础，未来产业正是在既有制造体系上继续向量子器件、合成生物、氢能装备、核聚变装置、神经接口、机器人本体和6G网络设备延伸。抓住国际竞争和产业安全的交汇点。量子通信、6G、脑机接口和核聚变都具有明显战略属性，生物制造和具身智能则可能重塑全球制造、医疗、农业、能源和服务体系，决定未来产业链分工中的话语权。
第二，开创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新形态。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把人工智能从单一技术产业推进为覆盖生产、消费、服务、治理和社会运行方式的“智能+”体系，推动整个经济社会体系朝向智能化重构。打造智能经济的基础，包括网络、算力、云和数据基础设施等，我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赶超和积累为此次跻身在“智能化”梯队奠定重要基础。
智能经济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在制造业，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在2026年1—5月达到42.4万台套，累计同比增长28.1%，安装流量、存量均超过世界50%，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需求仍然旺盛，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正在成为“智能+制造”的核心抓手。智能经济的另一个广阔扩散方向是终端和服务，服务机器人在2026年1—4月的累计产量达到218万台套，累计同比5.3%，说明服务业智能化已展现出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市场前景。
第三，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到主动运筹国际空间。伴随国内未来产业发展和智能化社会转型进程，我国将更有能力运筹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空间，包括产业梯度转移重塑世界政经格局、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等。同时，我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功能逐渐强化。
三、风险挑战和发展机遇
（一）风险挑战
外部风险的核心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一是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恶化。世贸组织《全球贸易展望和数据》2026年版报告预计，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油价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将从2025年的4.6%放缓至1.9%，2027年回升至2.6%。服务贸易量增长预计也将从2025年的5.3%放缓至2026年的4.8%，2027年回升至5.1%。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也日益严重，美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升高。
二是全球流动性收紧与金融条件约束。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后，市场对美联储的讨论从“何时降息”转向“是否需要更久维持高利率”；美债长端利率维持高位。全球流动性尚未进入真正宽松周期，外部金融条件约束仍在。
三是外部技术围堵加剧。主要经济体持续扩大对华管制范围，美西方采取多边联动的技术围堵，封锁覆盖先进制造设备、EDA工具、AI芯片等核心环节。
内部风险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内需不足，消费与投资双双承压。消费端方面，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月增速自2023年以来首次转负；投资端方面，5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自2021年以来首次转负，民间投资负增长。
二是房地产持续调整，仍然是最大拖累项。5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连续两月在-20%以上。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压力。虽然化债工作持续推进，但短期内的财政收缩效应不容忽视，地方政府活力、动力不足。
四是企业面临的“内卷式”竞争与盈利压力。2026年初以来全行业利润率虽普遍改善，但弱CPI、强PPI的组合使中下游企业面临利润挤压。
五是物价与金融风险。CPI仍处低位，通缩隐忧未完全消除；资金以债权为主，追求安全性和短期回报，难以匹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的属性；信用需求偏弱，信贷扩张乏力。
六是人口与长期结构性矛盾。全国人口减少持续影响经济发展；居民部门仍处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新旧动能转换期蕴含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
在此基础上，重点强调经济运行的“K型分化”可能带来结构性风险，这一新现象需予以高度重视，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宏观上可能抑制总需求。旧动能受抑制，以AI、半导体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增长强劲，但体量尚不足以抵消传统产业的失速。新旧动能转换青黄不接，消费引擎面临熄火风险，就业市场摩擦性失业。
二是产业与企业上可能加剧困境。传统行业面临需求疲软和成本上升双重挤压；通过恶性价格战等方式争夺有限市场，行业整体利润下滑；“向上”赛道和“向下”领域资源分化严重。
三是区域上可能扩大发展差距。AI等新兴产业门槛极高，发展高度集中于“北上深杭”等少数头部城市；三四线及以下城市难以分享新兴产业的增长红利，面临产业和人才等资源“虹吸”挑战。
四是金融上可能积累结构性风险。信贷风险区域分化，新兴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贷款增速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宽松的流动性更多流向了金融市场和“向上”的部门；“向上”部门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向下”部门可能产生不良贷款。
（二）发展机遇
第一，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主引擎，科技与产业创新引领“向新而行”。2026年最大的机遇在于，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已从概念走向现实，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一是人才优势突出，我国拥有2000万工程师，在校工科学生超过900万，工程师规模红利促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是硬科技与AI成为核心引擎，AI相关产品成为支撑出口的最关键力量，带动高端制造和新兴消费的爆发式增长。
三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蓄势待发。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工业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快速增长。
第二，“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重大工程与政策陆续启动，为未来增长筑牢底座。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开局年往往有利于重大项目、产业政策、区域战略等集中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是今年及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
一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旨在建设全球通航能力最强的内河人工航道。
二是“六张网”建设全面启动，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投资规模巨大。2026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三是城市更新资金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和超长期特别国债（1600亿元）两大渠道，合计安排2570亿元资金。
四是地方重大项目同步推进。
五是真金白银投入，资金“组合拳”加速落地：国家发改委明确，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于6月底前基本下达完毕。
第三，内需市场潜力释放，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机会显现。在“供强需弱”的背景下，政策正着力于挖掘内需潜力，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结构性机遇。
一是消费升级，政策正通过“投资于人”、提振消费来扩大国内需求。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等数据表明，高品质、智能化的消费升级趋势明确。
二是投资新空间，除了“六张网”，设备更新、城市更新等领域仍有巨大投资空间。随着“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的落地，相关产业链将迎来复苏机遇。
三是高收入经济体新阶段，叠加数智时代的到来，发展动力、产业结构、民生需求、消费格局、市场规模、社会治理等领域都将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跃升，带来巨大、持续的结构性机遇。
第四，对外开放深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抢占先机。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深化开放，正吸引全球资本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是乱世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信誉无价，中国的国际合作优势正在从商品出口延伸到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治理和全球南方合作；通过开放市场、本币结算、绿色技术合作、AI普惠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可落地的发展公共品，把负责任大国形象转化为更稳定的国际发展空间。
二是吸引全球资本，中国经济因展现出的韧性和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中国被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CEO比例明显提升。
三是重塑全球产业链地位，高油价等外部冲击，反而强化了中国在电力机械设备、光伏、化工等中间品和资本品领域的出口优势。
第五，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多个经济增长极。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正加快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我国已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动力源地区将发挥更强的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第六，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优化市场环境。一系列旨在优化市场环境的改革，正在从制度层面释放新的红利。
一是国家级专项规划密集出台，覆盖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未来产业、扩大消费、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众多关键领域。
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方案》等配套文件，鼓励央企国企带头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字医疗等领域开放应用场景。
三是整治“内卷式”竞争，通过细化地方招商边界、加强价格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四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数据等领域的统一市场建设，降低交易成本。
五是常住地提供公共服务改革，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旨在逐步消除公共服务与户籍的挂钩因素，并在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增长研判与政策建议
（一）增长研判
国际机构预测方面，世界银行2026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增长约4.4%，IMF和联合国等机构的判断也多在4.4%、4.6%左右。从2022年至2025年的对比看，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总体偏谨慎，尤其在2024年和2025年更为明显。
一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5.0%，已为上半年形成较好基础。基于生产法核算框架测算，预测2026年上半年我国实际GDP同比增长区间为4.5%—4.7%，时间序列模型验证在4.5%—4.8%区间。综合全年来看，随着稳增长政策和项目陆续落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2026年全年经济走势将呈现U型，全年实现4.5%—5%的增长目标具备实现基础，但增长更可能位于目标区间中下部（4.5—4.7%）。
政策节奏上，不宜等到四季度再集中托底，而应在三季度前置发力，重点稳定消费、房地产、民间投资和地方财政传导。只要消费不继续下滑、投资拖累边际收窄、房地产风险不扩散、出口保持基本韧性，全年实际GDP增速目标具有现实基础；若政策传导效率提高，仍可能接近目标中上游区间。
（二）政策建议
总体思路是做好承前启后，即坚守底线、优化调整、开创新局。
顺应“创造性破坏”，坚定不移优化调整、开创新局。让该向上的部分向上、该向下的部分向下；避免通过“限制新动能与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暂时保护传统产业与过剩产能”的方式应对眼前分化带来的困难挑战。
政府发挥兜底功能，坚定不移坚守底线。缓解分化转型所造成的经济痛楚与社会压力；维持、保障短期的基本均衡。
在长远促发展与短期稳增长方面，动态评估、走好钢丝，因为永远没有简单的政策。
当前政府政策权衡的天平，应该更加注重短期稳增长，激活内需，即通过政府兜底民生维持短期基本均衡，促进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良性循环；短期刺激属扬汤止沸，亟需建立增长成果分享机制，让老百姓看到长效机制，否则难以真正激活内需。
具体来看，坚守底线方面，要稳住经济基本盘。第一，加快财政资金落地，稳住投资底线，财政政策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建议加快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确保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于6月底前按计划下达完毕；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快有序投放。同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压减低效支出，将有限财力集中到最有需要的领域，加大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减贫等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投入。
第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宽松，守住流动性底线。建议适时推进降准降息，同时扩大结构性工具的覆盖范围与额度，将更多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畴，进一步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财政发债高峰需要货币政策配合维持流动性充裕，发挥好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可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稳定房地产市场，守住系统性安全底线。建议继续因城施策，推动“好房子”建设，巩固当前一线城市房价出现积极变化的趋势，在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同时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降低购房融资成本；房企筹资能力仍在下降，应稳妥化解房企债务风险，防止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
第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以时间换空间，防止财政收缩效应加剧。一是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以展期降息为核心的债务重组应加快推进，中央加大督导力度，严控新增隐性债务。二是适度加大中央财政和金融支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应加快下达节奏，缓解地方财政“保运转”压力，为地方留出更多资源用于稳增长。三是建立债务化解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短期内的财政收缩效应需要通过中央加杠杆来对冲，防止“化债—收缩—增长放缓—化债更难”的恶性循环。
优化调整方面，要重塑旧动能，提质增效。第一，继续整治“内卷式”竞争，优化市场秩序，引导“向优”升级。建议细化地方招商边界，加强价格监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企业从“卷价格”转向“卷技术、卷质量”；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政府投资基金、国有企业投资基金作为监管核心对象，从设立、准入、监管、功能定位到风险处置进行全链条系统性规范。建议在此基础上，巩固国有企业改革成果，进一步规范地方国有企业的设立边界，防止因财政目的“与民争利”，为民营经济释放更大空间。
第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建议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应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更多服务消费纳入支持范围，设计好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实施机制。商务部等八部门已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应加快落地实施。
开创新局方面，要培育新动能，布局未来。第一，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在制度和行政体系层面强化“智能化”导向，制定统领全局的《国家智能化发展战略纲要》，在工信部设立如“智能化发展司”等专门机构统筹推进工业智能化发展，或适时考虑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组为工业和智能化部，更好统筹落实“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第二，以“六张网”为牵引，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高度关注激活民间投资。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国家水网、新型能源体系等领域开展扩大有效投资行动，加快推进，强化多网协同，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同时，配合推出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和改革举措，切实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撬动民间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应在更多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市场准入，落实规模5000亿元的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和单设的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
第三，以“青年经济”为抓手，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建议将“青年经济”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系统研究青年需求，构建涵盖青年学习成长、创新创业、住房保障、婚恋生育、社会融入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在就业端，2026年毕业季全国1270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大考，应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在创业端，降低青年创业门槛，设立30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北京市规模300亿元），提供算力券、创业担保贷款等精准支持；在安居端，推广北京“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供应模式；在婚育端，降低婚育成本，营造对青年友好的社会环境。
应对“K型分化”方面，要切实建立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短期思路是政府要发挥兜底民生功能，缓解分化转型所直接导致的经济社会痛楚与压力。K型分化是经济快速动态调整的必然产物，供给端的结构分化有其合理性，新动能加速成长、旧动能有序出清；但也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痛楚和社会压力。
长期思路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成果要惠及全民，建立经济发展成功的分享机制。一方面，当下短期刺激政策对经济增长已经属于扬汤止沸，必须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立，谋万世才能真正谋好一时。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增长主要来自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对就业的拉动效果远不如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此背景下，构建长期分享机制就极为关键，否则经济会日益失衡、增长不可持续。
第一，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增长红利惠及更多人，让增长更可持续。一是切实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二是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推动工资分配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倾斜；三是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再培训和薪酬分配制度；四是完善税收调节体系，强化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精准调节功能。
第二，提高收入预期，以社会保障稳定社会信心。建议加强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强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释放消费潜力。加快落实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内需潜力。
第三，研讨探索建立AI及相关应用产业超额利润的社会共享机制，防止技术红利过度集中。当前AI产业超额利润天然集中于少数群体，若不加以制度设计将加剧经济的“K型分化”和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将不可持续。国际上已有政府与企业展开探索。建议我国可结合国情，未雨绸缪，研讨探索类似机制。
提振消费方面，除了需要提升居民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也需要提高消费的便利性可行性，让消费更便捷、更舒心。建议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降低各种制度性摩擦、各种交易成本，释放消费潜力。例如，限制过度加班，让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消费和休闲，提升社会活力并创造就业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粗略计算，如果严格落实8小时工作制，理论上可以额外创造20%的非农就业岗位。考虑到2025年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约为5.78亿，照此计算，理论上可以增加1.156亿非农就业岗位。
总结而言，政策应把握三个层面：短期应急层面，防止经济失速；结构优化层面，在调整中提质增效；长期布局层面，以“人工智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青年经济”激发创新活力，以增长成果分享机制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以政策的精准性应对经济减速，以制度的公平性化解社会压力，中国经济一定能实现“承前启后”，最终凤凰涅槃、行稳致远，实现今年预期增速，并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论坛第三单元，结合CMF季度报告（2026中期），各位专家围绕“中国经济：2026，承前启后”展开讨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正持续优化，并围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系统阐释。其一，我国金融结构正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下行、利率下行两大因素共同驱动融资结构重塑、资本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货币政策范式同步调整。当前信贷类资产占社融比重持续回落，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目标迎来落地契机；社融中信贷增量持续收缩，银行存款规模持续增长，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难以流向重要领域。货币供给结构出现显著分化，M1增速持续弱于M2，本年度M0规模逆势上行，反映居民“现金为王”的资产配置倾向与市场预期波动；市场利率整体维持下行态势，上述结构性变化具备长期趋势性特征，是宏观政策制定必须立足的现实基础。
其二，金融结构优化已形成全社会统一共识。202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贷款占比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7%,首次超过贷款。资金持续向科创领域集聚，适配创新驱动发展需求。央行围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化改革、法规、监管、对外开放五大方向推进金融结构优化；证监会出台近70项政策，深耕科创培育、扩容长期资本。其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利率改革有三大目标：由市场决定利率、建立合理的利率体系结构、完善调控机制。改革过程中还需统筹国库现金管理、国债政策、政策性金融、国有金融机构治理，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总体而言，金融结构优化契合高质量发展，但当前调控思路、工具与机制仍需配套革新。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强需弱、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症结，表现为出口、产业竞争力突出，但内需、投资、社零持续走弱。该矛盾是体制结构性问题，过去高储蓄、高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已走到边界。终端需求是全部经济活动的终点，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部分，其持续收缩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投资回报过低，从而降低投资意愿。我国储蓄率长期超42%，2022年储蓄率达46%，企业、居民储蓄大体各占一半。高企业储蓄一部分源于国企分红不足，居民储蓄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仅简单号召居民消费可能存在一定误导。
化解供需失衡关键在于改革储蓄消费机制，降低储蓄率、提振终端需求，以消费改善产能利用率，催生有效投资，避免加码投资加剧供需错配。具体建议包括：第一，三年内将全社会储蓄率降至40%以下，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推动民企提高分红水平，把一部分企业储蓄转化为消费；第二，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内；第三，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要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重点投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例如完善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补齐住房、养老短板，推动“十五五”城乡基础养老金月标准提升，从而拉动GDP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提到，本轮全球市场分化以AI为主线，美、韩、A股AI标的行情亮眼，港股呈现AI板块走强、消费及传统板块走弱的格局，对应宏观层面“科技强、内需弱”的分化特征。当前全球已有11家万亿市值科技企业，其中8家在美国、3家分布东亚，中美是AI赛道核心竞争者。资本市场2024年9月政策拐点后，国内金融体系持续改善，资本市场可为AI提供PE、VC、长线资金等多元融资渠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支撑。市场虽出现泡沫担忧，但对比2000年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当前科技龙头盈利、杠杆水平更健康，尚未出现全面泡沫。
美国依托成熟资本市场驱动AI投资，高通胀压低实际融资成本，同样存在科技强、消费偏弱的问题。我国AI投资约五成依靠政府资金，产业政策对冲市场波动，产业韧性更强，合肥、杭州等地均体现政策扶持成效。欧洲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薄弱，AI产业整体滞后。日本历经长期通缩，产业创新乏力。韩国依托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巨头实现产业突破。这说明通缩环境难以支撑产业创新，需维持温和通胀、持续优化金融结构，配合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长期发展提供稳定资金供给。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AI有望助力我国走出通缩、扭转供强需弱格局，培育全新经济增长周期。对照2035年基本实现中等发达经济体目标，结合人均GDP翻番测算，当前4.4%—4.8%的年度潜在增速属于合理合意区间，人工智能将大幅抬升劳动生产率，突破传统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增速下行约束。AI通过两大路径提高效率：一是资源配置效应，即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以算法数据实现精准配置、减少试错成本；二是创造性破坏效应，即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但这要求我们破解“生产率悖论”，当前小微企业普遍存在数字、智能鸿沟，行业分化加剧，具体体现为“分母效应”挤压就业、“分子效应”放大供给过剩，进一步强化供强需弱矛盾。
破解生产率悖论的核心路径是“投资于人”，通过共享技术进步红利对冲AI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第一，升级积极就业政策，青年、大龄低技能群体受智能技术替代冲击最突出，通用人工智能落地后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持续加剧，需配套完善技能培训体系。第二，强化以人为核心的再分配调节，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65水平，税收调节空间有限，需加大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投资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缓解供给过剩压力。第三，创造就业和破解“一老一小”难题，发展照护经济，依托向善型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托育产业，将无酬家务劳动转化为市场化就业岗位，同步拓宽内需空间、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的前提，是同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兼顾技术效率提升与民生保障、收入分配改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宏观经济分析应建立“中长期看短期、从微观看宏观”双重视角。微观瓦尔拉斯均衡与宏观凯恩斯短边均衡长期存在脱节问题，仅依靠宏观总量视角无法解释国内显著的宏观非均衡特征，重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具备重要现实价值。当前我国典型的“供强需弱”属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内需不足、通缩压力、经济下行均根植微观层面：居民消费受工资性收入收缩、房产资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表收缩制约；民营投资持续负增长，根源在于市场持续供过于求、国企软预算约束阻碍产能出清、企业资产缩水削弱经营信心；叠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土地财政萎缩、非税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多重微观约束下货币、财政总量政策边际效用持续衰减，甚至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特征。
提升宏观政策效能必须立足微观主体改革发力。一是全面激发市场微观活力，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完善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机制，保障民企平等市场地位；同步理顺央地财政体制，平衡约束与正向激励，激活地方政府发展动能。二是优化宏观政策传导渠道，对冲房地产行业下行带来的传导机制失灵，既要稳妥托底地产市场，也要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统一大市场培育全新传导路径。三是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一方面缓释传统动能衰减压力，另一方面依托创新、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改革红利。供需失衡等宏观矛盾根源在微观，单纯依靠总量调控难以根治，必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通微观堵点方能改善宏观运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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