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名叫《刑场上的婚礼》，时隔几十年的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荡气回肠，洗心涤魄，尤其是周文雍、陈铁军烈士视死如归，在刑场上高呼“让冰冷的刑场，做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当作我们结婚的礼炮！令人三日犹闻其音。这对年仅23 岁和 24 岁 烈士，用青春的火花，写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要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并不是真正的夫妻，他们根据先进组织的安排，为掩护身份，便于工作，指派陈铁军装扮成他的妻子，两人以夫妻名义租下洋房，秘密联络成员、筹备广州起义，朝夕相处的地下斗争里，他们彼此扶持、肝胆相照，心底生出真挚的爱慕，可残酷的革命形势，让他们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始终保持纯粹的同志关系。
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后来的艰苦斗争中双双被捕，敌人用尽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指尖，轮番折磨二人；又抛出高官厚禄、金钱富贵，威逼利诱，逼他们供出先进组织名单。可无论拷打还是收买，周文雍和陈铁军始终一字不吐。敌人逼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拿起笔，在牢房墙壁写下那首气壮山河的绝命诗，反动派束手无策，最终宣判二人死刑，行刑前一天，敌人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请求。他平静地说：“我只求和陈铁军同志合一张影。”
1928年农历元宵节下午，天空阴霾，寒风呼啸，冷雨凄风，细雨洒向人间，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赴刑场，无数人追随送别。他们向沿途群众发表演说，在刑场上，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陈铁军对众人说：“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她向人们呼喊：“现在，我们要真正结婚了。”说完两人从容就义，许多群众掩面哭泣。在广东江门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碑上，人们可以看到两段文字，一段是周文雍烈士的绝命诗，一段是陈铁军烈士的箴言：“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
今日的广州烈士陵园，遍植松柏，宛如肃立的卫士，红花吐艳，象征烈士的鲜血。在陵园内东湖中心，有一座黄瓦红柱的“血祭轩辕亭”，前来缅怀、致敬先烈的游人络绎不绝。这座纪念亭悼念的对象，正是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中的两位主角——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那座经典雕塑，周文雍将围巾披在陈铁军身上，两人手握手或相互依靠，面容平静而坚定，眼神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生动还原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相互依偎、从容就义的情景。二人也成为革命史上最凄美而壮烈的爱情故事。
使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牺牲，制造这场悲剧的头号凶手，便是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朱晖日。因为前几天起义时，身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正是率部猛攻其办公地点，高呼“活捉朱晖日！”，谁知这朱晖日正是刚刚从一名正规军的师长转到广州任公安局长，他把原来手下的警卫连全带了过来，有铁甲车机枪，更逆天的是，他还带来一个班的远镜手，这是他驻扎在东较场时用的一批德国火炮换来的，这个班远镜手，人手一支东洋狙击步枪，全带望远镜。
因此，这个警卫连和远镜手的正规军，对付周文雍数千赤卫队简直是直接降维吊打。所以那一晚上公安局周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广州公安局里面的敌人，被起义队伍的喊杀声从睡梦中惊醒，一边开出铁甲车抵抗，一边架起两挺机关枪，交叉扫射。冲在最前面的赤卫队员中弹倒下，赤卫队的进攻被阻。周文雍为避免牺牲，急忙指挥队员们向明星戏院（今新星戏院）门前和附近的骑楼底下分散隐蔽，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攻进去。
在这紧要的关头，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赶到了。他们迅猛地用火力压住了顽抗的敌人，并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赤卫队员很快集中起来，同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一起再次扑向公安局。但是，院子里疯狂吼叫的机关枪，仍然使起义队伍无法接近大门。此时，事先打入敌保安队作内应的同志，击毙了保安队总队长，用重机关枪从保安队驻地向对面的公安局院内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
周文雍亲他率领一支敢死队员悄悄摸到公安局后侧墙下，用搭人梯的办法攀上围墙，翻身跃入墙内，赤卫队员乘势奋勇冲杀，里应外合终于砸开了紧闭的大门，冲进了公安局。公安局长朱晖日看大势已去，来不及换衣服，慌忙中在10多个卫兵保护下爬墙逃命，战斗很快结束。周文雍打开被占领的公安局军械库，拿出朱晖日收藏的3000多支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又继续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两个小时后，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区大部分地区。黎明，起义总指挥部移到广州市公安局，周文雍把陈铁军为他准备好的红布横挂在公安局的门楼上，上面是他亲笔书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那天早上，在长堤一带驻防的警卫团第三营营长施恕之因语言不通，急需一位懂广州话的同志担任翻译，帮助指挥工农战士，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情急之下来到苏维埃政府寻求周文雍的帮助。
周文雍看到正在处理文件的陈铁军，想到能马上派出的合适人选就只有她了。“保护好自己。”周文雍叮嘱道。陈铁军点了点头，二话没说，跟着施恕之来到长堤阵地。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陈铁军经常以“周太太”的身份对外参加活动，不少省港罢工工人出身的战士都见过她，而周文雍在工人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们看到陈铁军后热烈欢呼，士气更加高昂。随后，这位“女翻译”陪同施恕之在东堤和大沙头阵地上往来奔走传达作战命令，抵挡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此时反动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援下，调集重兵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于12日夜下达了撤离广州的命令，广州起义失败。然而，本来已经突围出来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又被组织派到广州处理起义的后续工作，一时间，广州工农群众欢呼着“周文雍又回来了”。 公安局长朱晖日听到这个消息，可谓是又怕又恨，发誓要抓住周文雍“雪耻”，派出大量密探寻找周文雍的踪迹。
不幸的是，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朱晖日派出埋伏的密探抓住，两人被捕。万幸的是，他们事先已把收集的重要秘密资料，如党员名册、重要文件提前收藏或销毁了，敌人翻来覆去地搜查，却什么也没找到。获知周文雍被捕后，局长朱晖日欣喜若狂，亲自出面审讯，逼问广州市内组织机密。刚开始，朱晖日还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模样，对周文雍柔和说道：“你那么年轻，却鼓吹工人暴动对抗党国，枪毙十次都不够。不过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只要你把知道的同伙都交出来，不但可以免去一死，党国还可以量才重用，到时候荣华富贵都会有的。”
面对利诱，周文雍只轻蔑地摇了摇头，意志非常坚定，他说：“这些事都是我做的，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朱晖日见此情景，凶相毕露，“敬酒不吃，老子给你脸了，你不要蹬鼻子上脸！”并下令施以重刑，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种种酷刑都被用上，周文雍几度昏厥，但敌人依旧什么话也没有套出。
随后，他又被架到桌子前写“自首书”，然而写下的全是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并表示坚定革命信念的话，朱晖日在气恼之下却又无可奈何。回到牢房后，周文雍知道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就用手指上被钉竹签流出的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壮烈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考虑到周文雍在广州人民群众中威望很高，广东军阀妄图以公开判决的方式打压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周文雍却紧紧地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坛、打击敌人的战场，他慷慨陈词，“反动派背叛革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共和的遗志，反对人民，一定会失败！”当被宣布判决死刑时，他昂然挺立，神色自若，毫不畏惧。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坚定地回答：“只要求和陈铁军一起照张相。”
这是周文雍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他和陈铁军扮成假夫妻后，爱情的种子逐渐萌芽，他一直念想着照一张“夫妻合影”，也曾经问过陈铁军知不知道哪里有相熟的照相馆，但因工作忙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就要为革命献身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也该公布于世，这是给自己的爱人，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陈铁军在得知周文雍的要求后，不禁热泪盈眶。为了恐吓革命群众，反动派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夫妻”。
周文雍、陈铁军英勇就义，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追求真理、保守组织的秘密，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在刑场，面对反动派的屠刀，面对与爱侣的生离死别，凛然不屈，视死如归，定格了中国革命史上悲怆、壮美的一幕！在红花岗上，他俩最后用青春的火花，写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杀害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头号凶手朱晖日，究竟是个咋样的人呢？后来其结局又是如何呢?下面就掰一掰此人的过往形状以及后来的结局如何。
说起这个朱晖日，我们先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参加起义部队序列及指挥人员名单说起，我们从这张图上看到参加起义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下辖3个军：第11军、第20军、第9军，第二列第一行第11军军长写的是叶挺，但前面有个括号（兼代），其实，这个11军的军长便是朱晖日，当时，他的手下有三个师蔡廷锴第十师、叶挺第二十四师、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南昌起义的时候，先进组织派人争取朱晖日率部起义，他很抵触最终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他手下的十师、二十四师参加了起义，令人遗憾的是蔡廷锴的部队南下时半路跑了，这跟他没有参加起义有直接关系。
南昌起义之后，朱晖日一夜之间成了“光杆司令”，他眼睁睁地看着手下人分道扬镳， 昨天还山呼海啸、兵多将广，今儿剩个“空军长”，想想，心里别提多苦涩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这种落差是不是让人突然就明白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的含义？无奈之下只得回到老家广州，据跟他有过交往的人说，那段时间的老朱每天喝早茶都要加点白兰地压惊，还常常失眠，独自在广州街巷徘徊，神色憔悴别提有多痛苦。
失去兵权的朱晖日总算有些人脉，当上了广州警察局局长一职，运气欠佳的他恰又碰上著名的广州起义，当晚市区烟尘蔽月，据幸存者讲述，有孩童躲在祠堂哭喊找父母，而老百姓关门闭户，用竹杠抵住门栓祈求平安。这些细节，在官方档案之外，却是真实生活中的残影。原来前段时间的南昌起义别人请他当革命者，这回广州起义别人要革他的命，他的警务厅内成为起义赤卫队重点打击点，幸亏他跑得快，要不这时就一命呜呼了。
朱晖日，字步云，1891年生于广东省台山县淡村乡，他老家这个地方，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坐拥漫长的698公里海（岛）岸线与大小海岛（礁）348个，有广海湾、镇海湾两大海湾。地理条件赋予了台山人出海航行的便利，这里有着悠久的“贩海”“出海”历史传统，因此今天依然是著名的侨乡，他早年就读于台山高等小学并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考黄埔陆军小学堂，并就读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再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
可以说，他是正宗的科班出身，毕业之后，朱晖日直接回粤军中任职，历任见习官、排长、连长等职，参加过讨伐陆荣廷和陈炯明的军事活动。虽然他当上了官，但他老家人仍然称他为“阿日“，在部队中他喜欢交结同乡朋友，每次打完仗都要请人家一块搓一顿，拉家常，熟悉他的人都说：阿日性子急，但兄弟们有难处，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基层关系搞得比较融洽。
后来，朱晖日当上了副师长，照理说已经是高级干部了，但只要有空他仍然喜欢和一些平日要好的同乡朋友混在一起，那时他所在的部队刚刚接到要北伐的指令，有些人背后嘀咕“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回家”。有人便反驳跟着阿日干，肯定有盼头，说明他的人缘还可以，旧军队里靠的是这个来凝聚人心的。在这支部队里流传最广的有一则他的轶闻，说北伐期间有一个晚上部队宿营在一个地方，有一只野猫溜进帐篷偷食，被哨兵误以为敌探，全师惊动。而第二天清晨，朱晖日却把猫抱在怀里喂饭，说“战争归战争，人情不能丢。”此事让不少部下暗暗佩服——原来将官也懂温柔。
北伐战争开始后，朱晖日迎来了人生巅峰时刻，先是在汀泗桥战役，汀泗桥是湖北南部第一门户天险，位于武长铁路咸宁以南。汀泗河蜿蜒曲折自西南向北斜穿汀泗桥镇，桥自西南向东北横亘于水面，桥上架有重重铁丝网，桥北山陵起伏，处处设防，桥南地势干坦，只有高猪山一座是湖南入鄂的要冲。早在湘鄂战争中，赵恒锡、宋鹤庚等曾率数万湘军围攻汀泗桥数日，终因天堑而无能飞渡，师创而退，吴佩孚也由此得到湖北，可见汀泗桥地势之险，易守难攻。
当年，面对北伐军进攻吴佩孚到达汉口，当即在查家墩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下令各部一万多人，外加大炮数门，构筑坚固工事，凭河固守汀泗桥、咸宁一带阵地。朱晖日率部死守桥头，北洋军的炮弹把阵地都炸成筛子了，他愣是带着人用刺刀把敌人怼了回去，最后通过迂回包抄攻克汀泗桥 。
随后贺胜桥战役，贺胜桥是武（昌）长(沙)铁路上的军事要地，这里是一片冲积平原，无山险可守，可是公路、铁路两边都是湖塘，又赶上涨水，陆路变得很窄，易守难攻，历史上在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战斗。都是守军常胜，后被某一次的守军命名为「贺胜桥」。这次碰上北洋吴佩孚碰上了硬荐，守战不利，大帅亲自督战砍了几十颗退兵之头，还把一个旅长的脑袋挂到高杆上以镇怯兵，但也没守住，仗只一天就打完了，以北伐军完胜结束，把吴佩孚的主力彻底打垮。
汀泗桥与贺胜桥两场硬仗，是朱晖日名声初显的时候，据当年的参谋记录，那几晚连续鏖战至凌晨，不少伤员靠嚼干粮挺过饥饿。“你问我怕不怕？”多年后有人采访他，他只摇头苦笑，“哪有空想这些？死都顾不上。” 此后他的身上贴上了“北伐名将”的标签，战后张发奎拍着朱晖日的肩膀说："晖日啊，你这两仗打得漂亮，回头给你换个师长当当！"这话说得跟菜市场讨价还价似的，不过还真兑现了。1927年初，三十五岁的朱晖日当上了十一军军长，手底下管着三个师两万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起义的叶挺二十四师，那时的他各种兵权在手，说是春风得意快乐似神仙都不算过。
俗话说乐极生悲，刚刚踌躇满志，世道立刻给他来了个急转弯，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刚当上军长没几个月的朱晖日，手底下的精锐部队拐跑得精光，成了光棍司令，后当了一段时间广州警察局长后又铁道部路警管理局当局长，人们常看到穿西装戴毡帽的前将官混迹南京铁路巡警署，说话仍是一口浓重广东台山腔，让新来的书记员忍俊不禁。
不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铁蹄踏入华南边陲，又轮到这些老牌粤系骨干重新披挂出征。赋闲多时的朱晖日总算如愿以偿重新穿上军装，还封了个三十五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的头衔。这职务听上去挺吓人，但实际上就是个动动嘴皮子的高级参谋，连个警卫连都调不动。有次在粤北山区打游击，部下问他："司令，咱们这仗怎么打？"他叼着烟卷说："打个屁！就这几杆破枪，给鬼子塞牙缝都不够。"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带着人在粤北山区跟日本人周旋了整整四年，算是没有被消灭。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再次风光了一小会儿，上面任命朱晖日为海南岛指挥所中将主任，主持广东雷州湾及海南岛区域接收和日军受投事宜，据海南岛史料记载（详见《琼崖解放纪实》），接收日本投降仪式极其简朴，仅搭设草棚数顶，他自己亲笔书写毛笔字横幅悬挂树梢。但仪式结束后，有渔民请驻岛官员品尝椰汁鸡汤，还有海南本地姑娘向远道而来的将校献上海贝串珠作纪念。其中就有目睹过神色憔悴但衣冠整齐、一言不苟言笑、自称姓朱中将，但彼时已步入暮年。
1949年58岁的朱晖日眼见自己昔日跟随的部队兵败如山倒，他又被拉出来当了一阵子广州市警察局长。站在码头上看着溃退的国军，他对老部下苦笑："当年咱们一个团敢打北洋军一个师，现在倒好，一个师被解放军一个营追着跑。"10月14日，解放军攻入广州，朱晖日乘小船逃到香港，临走前还把警察局的档案烧得干干净净，嘴里念叨着："唉，自己当了一辈子兵，最后竟成了纵火犯......"
不久之后他从港岛转赴台湾，途中同船还有几个曾经并肩浴血沙场却早已白首苍颜的人。他们坐甲板吹海风谈往昔，大多数时候沉默无语，仅偶尔交换一句客套话。“你还记得当年谁谁吗？”没人回答，都望向远方海平线消失处……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那种依依不舍离开故土的无奈和伤痛。
1968年夏天，台北的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77岁的朱晖日躺在病床上，忽然让儿子把北伐时期的老照片拿来。他指着照片里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问："这小子是谁啊？"儿子忍着泪说："爸，那是您自己啊。"已经分辨不出人的他嘴里喃喃地说，要是能回故乡吃餐老家的味道多好啊。说罢缓缓闭上眼睛，寂静谢幕于异乡楼宇之间。
回望朱晖日的一生，他曾是保家卫国的北伐名将，战功赫赫、荣光满身；也曾顽固反共、残害革命英烈，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半生戎马有功于家国抗战，半生偏执有罪于革命先烈。历史从不会片面定论一人，功过是非、善恶功罪，皆留后人评判、被岁月铭记。而周文雍、陈铁军等革命烈士的赤诚忠魂、不朽信仰，终将跨越百年、永世流传，被山河铭记、被世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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