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还要给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多久的支票？这件事比以色列更大，也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只是关于人们为何走上街头——即便其中许多人可能连加沙在地图上的位置都说不清。这件事关乎人们对联合国机构的信任正在消退，更令人不安的是，对整个人道主义工作的信任也在动摇。
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媒体监督机构“诚实报道”向公众披露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实。该机构发现，几名驻加沙的“自由摄影记者”在袭击发生期间，似乎与哈马斯重要领导人和袭击者距离极近，或者持有一些令人严重怀疑其获取方式的材料。
这已经不只是“履行工作职责”与“是否事先知晓袭击计划”之间的伦理争议，更涉及他们是否提前知情，甚至是否在袭击当天积极参与其中。相关媒体一如外界预期，否认承担责任，并将这些摄影记者描述为独立供稿人。在当时，似乎只有以色列人以及那些密切关注这场自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最大规模致命袭击后续的人，才真正对这些发现感到不安。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随着媒体从业者被揭与10月7日袭击有关而结束。2024年1月，更多令人不安的说法开始浮出水面。根据人质证词和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调查，有报道称，至少12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员工积极参与了10月7日袭击。
第一篇相关报道由以色列记者阿尔莫格·博克尔发表。他援引一名人质的话称，自己曾被关押近50天，地点是在一名受雇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教师家中阁楼。此后，前人质艾米莉·达马尔据称告诉英国基尔·斯塔默，自己曾被关押在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内。尽管这并不是针对某一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的指控，但严重程度已足以促使联合国自行立案调查。
联合国内部调查最终导致9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因可能参与10月7日袭击而被解雇。这一结果清楚表明，一个由纳税人资助的人道机构，至少有数名员工直接牵涉进一场严重暴力事件。按照通常情形，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发现足以成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终结的开端：关闭该机构，展开更深入调查，并将巴勒斯坦难民事务并入联合国处理其他难民危机的统一体系。
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难民中，只有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可以继承；其他难民一旦在安全的接收国完成登记，就不再被视为难民。
这些披露出现后，包括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主要捐助方在内的17个国家于2023年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最终，除美国外，其余国家都恢复了解冻拨款，一切似乎照常进行。尽管该机构有受薪员工参与杀人，外界对它的信任却并未真正崩塌。
欧盟，准确地说是欧盟委员会，是其中最大的捐助方之一。欧盟平均每年向近东救济工程处输送8000万至9000万欧元。大多数欧洲纳税人很可能并不知道，本国政府正在为这一机构提供资金。欧洲继续支持深陷丑闻的近东救济工程处。
根据华盛顿方面最新报告，联邦调查人员目前正在调查至少1500名与近东救济工程处有关联的人，怀疑他们与恐怖主义存在联系。这大约占该机构加沙工作人员的12%。这一数字之大，已经不能简单视为个别问题，而是系统性渗透。
虽然在第一轮指控出现后，围绕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想象就已开始破裂，但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最近的报告，或许已使该机构的合法性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害。这里讨论的不是加沙、哈马斯或以色列，而是关于机构合法性、透明度，以及资金被用于与恐怖主义有关活动的问题。
近东救济工程处领导层一直在阻挠调查。如果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为什么不全面配合？这场丑闻暴露了联合国更深层的问题：一个掩盖自身失败、保护内部人士、不断索取资金和尊重，却既不提供问责也拿不出结果的机构。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盲目信任已经消失。
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撰稿人亚当·克雷多在谈及美国联邦报告时表示，这1500人虽然并未直接参与10月7日袭击，但他们因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系、成员身份以及与哈马斯本身的关系而受到牵连。
这一回应引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一个由全球纳税人资助的人道机构来说，多少人才算太多？对于那些税款被用于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欧洲公民而言，哪怕只有1人，也已经太多。再考虑到近东救济工程处不愿全面配合调查，信任赤字只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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