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法国中世纪小镇埃维昂莱班落幕，两场围绕特朗普的外交风波备受关注。在峰会欢迎晚宴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其类比为1941年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以此炫耀自己成功发动“突袭”的胆识与魄力，随即引发日本高市早苗的强烈不满，双方争执不下，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政要出面劝解。
在峰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还以半调侃、半讥讽的口吻称高市早苗是自己的“头号粉丝”，足以印证美日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发生争执并非空穴来风。
随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峰会期间“乞求”同他合影，出于“可怜”他才勉强答应。特朗普此番言论一经发布，引发严重负面外交影响。梅洛尼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强硬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她强调“意大利和我从不乞求任何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称，“特朗普的说法不仅冒犯了梅洛尼本人，更是冒犯了整个意大利”，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21日的访美行程。
这一系列风波恰恰映射出此届峰会中G7内部的结构性分歧：美国与欧洲、日本对于立场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在关税与产业安全上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尖锐冲突；在乌克兰、印太与中东战略上的优先级排序也缺乏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正在用一种高度交易化、等级化的方式重新定义西方阵营内部的同盟关系。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5日，法国埃维昂莱班，特朗普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撕裂
根据西方媒体的分析，特朗普与高市早苗、梅洛尼之间的言语摩擦，更像是他对盟友不愿配合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迁怒。早在2026年3月的美日首脑会晤中，高市早苗曾质问特朗普“为何美方在对伊朗采取行动前未向盟友通报”，特朗普则以“珍珠港事件时日本为什么不通报美国”反唇相讥。与此同时，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期间，意大利明确拒绝向美军开放西西里岛锡戈内拉空军基地的跑道。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一向强势且高度个性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原则的“唐罗主义”又是他所一贯奉行的外交方针，很容易将盟友的审慎克制解读为“推卸责任”，甚至视为“外交背叛”。而日本和欧洲也强调自身的战略自主性，不愿沦为美国地缘博弈的附庸。双方在危机处置方式、风险承担意愿和战略目标上的认知鸿沟，最终呈现为峰会上的领导人公开言语冲突。
在本届峰会上，美国与欧洲、日本在伊朗议题上的分歧尤为明显。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隔空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随即将其包装为个人的“外交胜利”。
特朗普的政治意图与日本、欧洲的核心利益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将直接冲击其能源供给、物价稳定和经济形势，再加上宪法约束与国内舆论压力，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卷入美国主导的中东军事冒险。欧洲同样顾虑重重，一旦中东局势升级，能源价格上涨、难民外溢和通胀反弹都可能接踵而至，从而进一步加重欧洲经济的疲软态势。因此，日本和意大利拒绝配合美国对伊军事行动，无疑是基于自身利益作出的风险规避之举。
G7峰值领导人合影
与会各方在伊朗议题上的分歧，也折射出G7内部对区域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作为东道主，法国与欧洲希望把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形势继续摆在峰会核心位置，借峰会举办之际巩固对俄协调政策，维系欧洲安全议程。但特朗普显然并不愿完全按照欧洲的意愿在这一框架上投入过多精力。他希望将焦点拉回到伊朗议题和中东局势上来，借此炫耀个人的外交成就，从而在客观上稀释乌克兰议题在此届峰会上的权重。日本所重视的印太战略诉求，更难真正进入美国地缘政治布局的核心序列。
经济领域的分歧，也是G7内部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峰会前夕，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如果巴黎不取消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的数字税，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100%的关税，否则法国将面临新一轮贸易战的风险。“关税”是特朗普所惯用的政治武器，他将产业安全、供应链竞争和贸易保护统统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以此摒弃传统多边协商机制，通过政治压力迫使其盟友在经济、贸易领域对美国作出更大让步。
由此可见，今天的G7早已褪去“团结统一”的经济共同体属性，更像是一个各怀盘算、逐利而行的富国俱乐部。美国希望欧洲和亚太盟友在安全上承担更多责任、在经济和贸易上持续妥协，而日本与欧洲既不愿与美国彻底翻脸，也不愿无条件接受对方施加的压力，只能在夹缝中尽力维护本国产业利益与经济主权。
从这一届峰会所讨论的区域安全议题与经贸议题中，可以看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欧洲紧盯乌克兰与欧洲安全，日本聚焦印太战略，美国则将注意力更多投向伊朗和中东。三方战略优先级明显错位，而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分歧又进一步放大了地缘政治层面的战略失调。
瓦解
图为特朗普和高市早苗
这一届G7峰会中，特朗普与高市早苗、梅洛尼之间的言语冲突，折射出作为西方阵营“盟主”的美国，正强行重塑同盟规则、推动传统西方同盟体系加速转型。
冷战结束后，价值共同体叙事是G7机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美国虽居主导地位，但仍会通过多边协商、外交话术为盟友保留体面，阵营内部分歧也多被隐匿于幕后，对外尽量维持“团结”的姿态。
而这套基于价值共同体叙事的行动逻辑正在被特朗普打破。在特朗普的外交观念中，同盟关系不再是价值绑定的伙伴关系，而是可随意议价、等价交换的交易行为：美国为其提供安全庇护与市场准入，而盟友则必须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作出相应回报；一旦其拒绝配合美国的战略安排，便可能遭遇公开指责、羞辱乃至直接的政策施压。
这也使得日本与欧洲共同陷入一种同盟困境：一方面，受制于安全依附、地缘格局与长期形成的利益绑定，难以真正脱离美国所主导的同盟体系；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不愿无条件追随美国，更不愿让渡国家利益与外交尊严配合对方的战略冒进。
G7更深层的危机在于阵营内部的统一战略共识的持续流失。日本和欧洲仍倾向于将同盟理解为平等协作、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并期待G7机制仍能够发挥全球治理与西方阵营内部政策协调作用；而特朗普则更倾向于将西方盟友视为美国战略的附属工具，并将峰会议程转化为检验对“盟主”忠诚度的“试金石”。 当各方对同盟关系的核心定义、价值定位彻底背离，G7的内在凝聚力也随之持续流失。
高市早苗与梅洛尼均是意识形态偏亲美的右翼领导人，她们常被视为特朗普在亚太地区与欧洲的“天然盟友”。然而，这次争吵与“合影风波”却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同盟内部秩序正在走向失序的典型缩影。当前G7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所面对的外部地缘竞争压力，而是内部共识瓦解、利益分化与信任流失的多重叠加。在美国单边主义与交易式外交逻辑的冲击下，其西方盟友全面依附美国的战略成本正在上升，“战略自主”已不能再停留于宣传口号，而是迫切的现实需求。
（作者系日内瓦大学东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作者：李书齐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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