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5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经飙到了73.4%。
但谁能想到,掌控这个高度现代化国家命脉的革命卫队,高层几乎全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包工头”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后代?
最近中东局势翻滚,网上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说法满天飞,但大多浮于表面。
咱们要是真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研究》等几份硬核学术报告扒开看,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两军换防。
这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农村底层对城市精英的彻底洗牌。
这只是明面上的结果。
要看透里子,咱们先得搞明白一个问题:当年伊朗可是有着装备精良的国防军(国王军),这支正规军去哪了?
答案在于,新管理者对这支旧军队有着深入骨髓的不信任。
这份防备,其实是巴列维王朝自己埋下的祸根。
当年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汗,本来就是个高级军官。
他当年靠着类似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套路,直接掀翻了老东家。
自己怎么上的位,自然就怕别人怎么学。
为了防止手下将领依样画葫芦,礼萨·汗玩起了一套“高薪厚禄却相互掣肘”的把戏。
他不顾文官反对,把石油等公共事业的巨额收入直接划给国防部,让当军官成了当时伊朗最肥的差事。
可他也立下了死规矩:不准高级军官串联,不准拥有统一指挥权,更不准私自调动部队。
这就酿成了一个极其滑稽的局面。
当1979年的浪潮席卷而来时,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多数还想死保国王,可他们根本没能力行动。
像极了重文轻武的北宋,兵找不到将,将调不动兵。
等到新一茬掌权者上位,压根没给旧军队留活路。
扒一扒那些冰冷的数据就能发现:光是截止1980年,就有38名将军和103名高级军官直接被处决。
另有128名高级军官遭流放,302人被踢出军队。
处决名单最终高达400多人。
到了1980年7月,旧军队残部企图依托诺杰空军基地发动复辟政变。
这声枪响,彻底踩断了新管理者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
正规军既然靠不住,那就必须从最狂热的支持者里,拉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铁血武装。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狂热的追随者,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追根溯源,咱们得翻出巴列维国王亲手炮制的另一场灾难——“白色革命”。
上世纪60年代,国王大笔一挥搞土改,让60%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但这恰恰是悲剧的开始。
伊朗绝大多数农村极度缺水,以往维护庞大水利设施的,全靠那些拥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大地主。
土改推行后,地主的地被强行买走收归国有,国家再转手贷款卖给农民。
大地主们拿了钱拍屁股走人,谁还管水渠干不干;而基层组织空虚的王国政府,更是两手一摊啥也不管。
没有水,土地反倒成了催命符。
无数背着国家贷款、眼睁睁看着农田干涸的农民,最终只能被迫抛弃土地,拖家带口逃往德黑兰等大城市。
可德黑兰哪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他们?
于是,这些失地农民沦为庞大的“城市新贫民”。
他们挤在贫民窟里,满腔怒火,恰恰成了1979年推翻国王绝对的主力。
被美国无人机刺杀的革命卫队传奇人物卡西姆·苏莱曼尼,就是个最典型的缩影。
1970年,为了替父母还债,年仅13岁的苏莱曼尼进城当起搬运工。
他一路熬到18岁成了个小小包工头,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狂热追随者的队伍。
包括最近频频露面的总司令萨拉米、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全部出身农村。
巴盖里的父母,当年就是从阿夫肖尔德村跑到德黑兰打工的盲流。
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敢打敢拼。
经历了残酷的两伊战争洗礼,这群泥腿子出身的革命卫队,凭借不怕死的狠劲,彻底取代了国防军,成了伊朗真正的军事支柱。
混到今天,革命卫队在福利和晋升上早就享有绝对特权。
但普通城市青年想进去分一杯羹?
门儿都没有。
伊朗的国防军是义务兵役制,身家清白就能进。
但革命卫队实行的是严苛的“内部推荐制”。
想进去,你必须出身烈士家庭,或者全家对宗教极度虔诚,更关键的是还得拿到本地宗教人士的保荐信。
为了笼络兵源,革命卫队常年在偏远农村搞“夏令营”,专门从底层挑好苗子。
那些娱乐匮乏的农村青年,自然极度依赖宗教人士,也更容易拿到敲门砖。
这种用人机制,生生造出了一个极度割裂的奇观。
卫队的高层和基层士兵几乎全是农村派,而德黑兰的大城市青年,却在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曾有博主深入伊朗做过调查,发现明面上禁酒的德黑兰,去年非法流通的酒类价值竟超过7亿美元!
货船走私客从欧洲倒腾来的2012年波尔多红酒,进价10欧,转手就能卖到35欧。
地下酒庄生意红火,城市青年喝着走私红酒,听着西方音乐。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
一边是掌握绝对武力、出身底层的革命卫队;另一边则是占全国总人口73.4%、生活日益世俗化的大量城市居民。
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终于看懂了。
为什么网上总有那么多伊朗本地人对革命卫队咬牙切齿?
因为这根本不是单纯的军民关系,而是根深蒂固的阶层对立与城乡撕裂。
拿什么去统合这两拨人?
外部的坚船利炮固然棘手,但内部这道深深的裂痕,才是最难填平的鸿沟。
一旦哪天火候到了,戏台子上的主角,随时可能跌入失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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